“文化大革命”之后，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是邓小平。邓小平承继了毛泽东未竟之业，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指导全党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多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总结性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大把这个理论概括写进了党章。这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的理论贡献，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党的十四大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党的十四大最大的贡献，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这次新的概括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增添了许多新的重要观点，着重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论高度进行论述，使这个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标志着中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中共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个伟大创造。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正是建筑在这个传统观念之上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突破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藩篱，在社会主义旗帜上第一次写上了“市场经济”四个大字。这是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英明决策。它标志着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上又登上一个新的高峰。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的焦点。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成败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他们也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但是他们仍然沿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的传统观念，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抛弃社会主义。于是他们抛弃共产党的领导，毁掉社会主义旗帜，挖除公有制的基础，改变社会制度，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比他们高明。其高明处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综上所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十四大确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全党各项工作的指导地位，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
发展中的地位
1999年我们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其研究成果《论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2002年荣获四川省政府三等奖。这是该书的序言。
《论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是成都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重点课题和199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是向中国共产党80周年华诞的献礼之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地位的精辟论断。本书以这个论断为指导，深入考察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关系，进一步揭示这个“新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历程中，不同的时代和时期赋予它不同的历史使命。因此，马克思主义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有以列宁为代表的、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几座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出色地解决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课题，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当代世界上，马克思主义遇到的最大课题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和世界级的历史难题。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形成鲜明的对照，展示了当代社会主义的风采。邓小平理论所达到的水准，在它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以及在当代世界上的示范效应，使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因此，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个性。例如，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又说：“这个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法，世界上、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法，是一件新事物啊。”经过四年零八个月的努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1990年诞生了。邓小平称赞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邓小平理论中独创性的东西还有很多。又如，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些独创的富有个性的东西，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向读者介绍。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代表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结合新的时代特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发展。邓小平曾经讲过两句很生动的话，表明了他自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态度。这两句话就是：老祖宗不能丢；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这两句话讲清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老祖宗不能丢，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至今没有过时，仍是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针；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就是说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老祖宗的书本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要靠我们自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今天的实际结合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开辟新道路。
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主列宁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高度评价：“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十五大的论述使邓小平理论有了特指的定位和特定的内涵，强调它的个性方面。这完全是必要的。这样做，是为了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国际战略思想，有利于我们一心办好自己的事。这样做，对内对外都比较主动。
然而，个性里面有共性。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也就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毛泽东指出：“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紧接着，他举了斯大林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的例子。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运用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俄国特色（即个性），但是它却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即共性）。正是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在书中既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毛泽东说：“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本书将邓小平理论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研究它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它的历史地位和国际意义。
本书涉及邓小平理论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着力揭示它的共性方面，即它的普遍意义。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提高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提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遍意义的认识，对于增强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所设计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个性。它不仅与我国长时期的建设模式相区别，也与国际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模式相异。在当今世界上，它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态和模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刷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观念。在国外，被誉之为“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在1992年，埃菲社在发表年终专稿时就说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挽救已经解体的苏联的中央集权主义所面临的几乎不可避免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向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回答，它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奇迹之一。罗马尼亚报纸发表的杨·帕韦列斯库题为《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的文章说：“中国最终毕竟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那就是将社会主义和市场机制巧妙地结合起来。从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改革以来，正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战略使这个大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只有中国人的头脑才能够成功地找到打开种种死胡同的金钥匙”，“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宇宙，而中国近年来改革和开放取得的成就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宇宙之谜。”俄罗斯学者亚诺夫斯基指出：“中国同志们为树立现代社会主义形象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它的主要方面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概念。”
毛泽东一贯主张：“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指出：“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
“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列宁曾用这个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过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他指出，“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意义”，就是说，在“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也根据这个原理揭示了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他说：“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作为指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