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尽管属于“个性”，但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1956年12月8日，他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时，又充分肯定了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国际意义。他兴致勃勃地说：“还有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邓小平强调，中国离不开世界。他们都非常重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的革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更离不开世界。1978年是中国的马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发动改革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马不停蹄，一路风尘，频繁出国考察，在世界许多国家刮起了一股“邓小平旋风”。他所到之处，都以超出寻常的兴趣认真听取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进经验，详尽考察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最新动态。中华民族怎样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和思考，他看到了中国的差距，也设计了中国的未来。
为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邓小平提出“世界角度”的观点和方法。他说：“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实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实验。”“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发展有利。”正是这种从“世界角度”观察问题的科学方法使邓小平看到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和国际责任。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我们党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且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党，照我们历来的说法，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党一定要在国际上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时，我们也历来高举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从而使“我们党在国际方面”“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这种从“世界角度”观察问题的科学方法又使邓小平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意义。他说：“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革命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他指出“到了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他强调，“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邓小平在充分肯定中国革命与建设理论与实践国际意义的同时，又强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邓小平还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研究中国的“特殊”和“个性”，的确可以看出“一般”和“共性”来。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研究价值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对已有理论框架的一种挑战，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不但涉及各个学科的综合研究，而且由于原有的认识框架难以说明，需要寻找新的认识视角，建立新的分析框架。俄罗斯学者卢季缅科指出：“中国改革经验的国际意义在于改革的方法论，在于他们把普遍原则与本国特点巧妙的结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虽然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理论指导的结果，具有中国特色，但它又包含着世界经验的内容。邓小平理论既具有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特征，又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真理性的学说。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又因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而具有广泛的精神价值。一位外国朋友说，邓小平的影响是超时代超国界的。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的经验，也是人类的经验。原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亚诺夫斯基认为：“中国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经验中的很多方面具有民族特点，但其中亦不乏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因此说，邓小平理论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英国前首相希思认为：“中国不要低估自己的影响，中国有丰富的经验供别人学习。”日本共产党议长不破哲三指出“如果中国获得成功，必将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俄罗斯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说：“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想进行改革，都应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书中完全可以找到所需要的答案。”
中国的改革一直受到全世界的密切关注。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高兴地说：“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全世界都在议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
让世界了解中国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对外国朋友说：“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邓小平宽广的胸怀和鲜明的世界意识，使他随时掌握当今世界的最新动态，听到各种的声音，借鉴有益的经验，阐发自己的见解，增进相互了解，也赢得世界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他讲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他是真正地和世界融为一体的伟大人物。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善于和国际上各种力量与派别打交道，使中国的发展战略进一步与世界联系起来。这样，决定中国政策的实践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实践，而且还不断吸取世界各国的实践，包括全人类的智慧和有益经验。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五大报告又强调“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这些论断深刻揭示了邓小平理论和当今世界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备受世界关注，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新闻界）关注的对象。美国《成功》杂志选他为1985年的成功者；《世界报》在1988年把他评为十年来最代表时代精神的名人；《时代》周刊曾经两度把邓小平评为新闻人物。外国评论说，“邓宣布，要加速中国的发展，就必须放眼世界，成为国际经济和社会的名副其实的成员”。国际社会和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已相当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话说，中国已进入国际主流社会。他指出：中国已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中国既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作为国际政治中一支独立和重要的力量，对世界稳定和秩序发生着积极的影响。澳门作家杨鹏翔在《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一书中写道：“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也为全世界经济停滞、生产落后的国家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实行经济改革开放，在今天的地球上已形成一股风气，开创了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新途径。”
外国评论家十分重视中国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国际意义。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具有国际意义，对独联体国家来说更具特殊意义。苏联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向是错误的。”他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大的贡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十分重要，苏共没有这样做，教训惨痛，希望中共进一步加强领导；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正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进一步实现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必须掌握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保证改革在遵守法则、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进行。”他强调指出，从中国经验出发，“哈社党准备以另一种形式提出类似的原则”。
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家、索菲亚大学前校长尼·波波夫教授1992年10月中旬发表对中国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目前选择并实践的模式，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充满希望之路。”他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观点已在中国变成现实。他说：“对我来说，今天的中国是我的向往，明天的中国必定是我的归宿。因为我的理论观点在今天的中国得到了实现和验证。”一位越南学者说，在新的时代里改革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选择。中国率先改革，带了个好头。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对邓小平的改革前景做出这样的估计：中国的改革总有一天将产生一个新型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个完全“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国家。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认为：“邓的改革将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并从而把它引上发展经济的道路。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将来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俄罗斯学者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的改革进展不仅从理论上，而且还从实践上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动力。”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博士认为，社会主义的潜力还远没有挖光用尽，中国所走的改革之路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造福于全社会和每个人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2001年元旦他热情地致电《光明日报》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全世界具有深远意义。中国改革的经验无情地驳斥和推翻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关于‘世界应以欧洲为中心，只有欧洲的发展模式最具发展前途’的错误说法。中国的经验为世界文明指出了一条新的希望之路，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希望。”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不仅塑造了他在中国的形象，而且也塑造了他在国际上的形象。邓小平是一位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卓越领导人，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家。英国《金融时报》的署名文章称，“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的设计师载入史册”。俄罗斯学者杰柳辛于1994年在《远东问题》杂志第5期上发表题为《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一文，称邓小平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
文中写道：“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后，这样一种看法流行起来：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时代已经过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社会所进行的不成功的改革试验也结束了，谁也不会再企图重复这种试验了。这种意见当今已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承认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故乡所进行的试验已经失败，但是还是有不少学者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丧失其吸引力，人民变得成熟之后，会重新求助于上述理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次生命要比第一次更持久更成熟更完善。邓小平和那些赞成他的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地坚持这种立场。”
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世界舆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希望。前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2001年2月3日在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文章说：“20世纪是苏联的世纪。苏联人民开拓了走向现实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新的社会主义形态奠定了基础，使世界摆脱了法西斯占领，帮助殖民地人民获得了自由和独立。而中国正在完成的把国家变成强大、繁荣、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因此，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法国前驻华大使白乐桑也充满深情地说：“我相信，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她会在世界上重现曾有的辉煌。”莫斯科人为了表达对这位世纪伟人永恒的纪念，特意把在郊外60公里处新建的斯拉维诺小区的街道正式命名为“邓小平街”。因为莫斯科是邓小平一生中到过最多的一个外国城市。邓小平街1号的户主告诉中国朋友：“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用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邓小平是一位伟人，他的全部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个中国公民生活富裕自由。我们是邓小平主义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因此，我们把这个小区中的主要街道用他的名字命名。邓小平的杰出思想，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也为俄罗斯人所理解。我的意思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现代化道路非常合理，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成功，我们为中国人民感到高兴。”
世界舆论对邓小平理论的评价，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邓小平理论的国际意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这些资料，增强了我们完成这个课题的信心。深入揭示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当然不能停留在这些资料的层面上。经过课题组近两年的学习与研究，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揭示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