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洋军阀上台以来，政变相乘，财政枯窘，百事俱弛；四川更是兵匪横行，战乱不已。军队随意驻扎学校，驱逐师生，毁坏校具，学校多变为军人之寄宿舍或师旅团之大本营。军队往来拉夫，文弱书生亦不能幸免。各地驻军更任意侵吞教育经费，四川的教育早已濒于破产的境地。据当时的报刊记载：“川中小学教师薪金之薄，乃全世界所无，其最少者，每年只有铜钱四五十串。具有常识之士，望而绝足。”就是这点不足以活命的微薄薪资，也经常拖欠不给，甚至长达数月之久。“省垣各专门学校，教职员积薪未领者有至数千元之多。”在这种情势下，四川教育界就不得不群起斗争，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自此拉开了序幕。
四川的教育界有比较雄厚的社会基础。“据民国二年教育部的统计表，四川的学校数、学生数，都占全国的第一。”因此，四川教育界能够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尔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四川学生运动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919年农历五月，四川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王右木来到成都，受聘于成都高师任学监。他到成都后立即从事革命活动。他在指导学生联合会工作时指出，“要把当前的文化运动更深刻更向前推进一步，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它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亟需要组织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队伍。”他首先从矛盾已经激化并且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教育入手，发动和领导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1920年9月1日，四川省教职员联合会集会，王右木发表演讲。据当时《国民公报》报道：“王右木君演说，言词甚为激昂：吾以国民资格，教育家资格，均应质问政府。吾川国家税收及地方税每年合计不下三千余万元（王君历举某款收入若干，某税收若干，言之甚详，记者未悉记），而国税数年来未解中央，何以最少量之教育费每年不过六十万余元，无款开支？以此欺诈国人，万万不能承认，如再能忍受下去，吾人人格安在？语至激烈，经两三人劝阻，始息。”会议决议三条：（一）要求拨款解决开学一个月的经费；（二）清偿旧欠；（三）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经表决一致赞成，并由教职员联合会全体会员到省署质问。时已是午后两点，与会者枵腹径向省公署进发。行至走马街，值大雨，众皆冒雨前往，无稍退却。及至省公署，高师学生已先有数百人在省署质询。师生代表严词斥责政府摧残教育，强烈要求教育经费独立。
1920年9月4日.四川省学生联合会亦按着王右木的指导发出通告，称：“吾川教育已陷于破产之境地矣，数十万之青年学生坐此不能受相当之教育。”“本会与教职员联合会一再质问政府，殊当局专重军备，早已忽蔑教育，无确切答复。以吾国教育之不普及，学校之未推广，人民知识极度之低浅，处此进化大流，一日千里之势，虽极力整顿，恐不能救济；再加摧残，则吾人唯有自侪于非洲之土人，美洲之黑奴已耳。欲与欧美颉颃豺驱同争进化宁非梦耶。长此如斯，前途何堪设想。”“本会为学生时光计，为教育前途计，为国家根本计，为人类永久生存计，特奋起而为教育独立之运动。必使教育经费划出独立，不受任何方面之挪移提拔，教育事业自由发展，不受任何方面之阻挠摧残而后已。本会现已积极进行，再接再厉，不达目的不止。尤望各学校及各分会各就特别情形自为运动，俾得早日成功，则吾川教育庶有大放光明之一日也。”
1921年春，王右木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晴天星期日在老西门外万佛寺开会。雨天星期日夜间，即在王右木家里开会。除演述马克思学说外，并分析时事问题。如遇社会上发生重大社会问题，读书会的会员即须参与推动问题之解决。”
1921年11月，成都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而罢课。同时，四川学生联合会致函省长公署，要求划拨专款维持教育事业，并致函四川教职员联合会，要求“一致奋起，坚决始终。”在群众运动压力之下，1921年底省署行政会议通过了“整顿肉税以谋教育经费独立案”。
1922年2月12日，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在北京成立。这对四川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3月1日，四川教职员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补发欠薪。4月1日，重庆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当时兼任四川省省长的刘湘同意拨全川肉税作教育经费，并从1922年4月1日起实行，通令各军防区照办。刘又通过各报馆电达全国，谓：“决于本年四月一日始，以全省肉税划作省教育经费，独立专支，由各县教育机关直接征收，不假官吏之手。”
但当时的四川为大小军阀分区把持，刘湘的电令，省署的公文，均不过是一张废纸。但懋辛、刘成勋、邓锡侯、赖心辉、何光烈、田颂尧等还联名通电，公开反对。1922年春，恰值四川大规模的军阀混战爆发，战火延及数百里，前后相继几个月之久，人民所受之灾难至为深重。加之1921年4月霪雨成灾，1922年春荒又起。据当时报刊记载，荒区遍布全川，尤以成属邛崃、蒲江、崇庆、彭县为甚。“灾民遍野，草根树皮，殆已竭取尽净，流离失所，为状极惨。米价每斗飞涨至八千文有奇，玉米亦涨至七千文一斗。贫民之流为乞丐者，举目皆是。居民服毒自尽，忍饥待毙者，日有数起。”“灌县饥民，多以泥代食。祝家坪、滴水岩两处挖出之泥，一般饥民争往取食，为状备极惨苦。”教育界和全川人民一样，怨气郁积，怒火中烧。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王右木抓住这一时机，决定把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引向新的高潮，并以此为突破口发动更大规模的革命群众斗争。首先，王在高师附中主持召集会议。经过讨论认为，“要发展教育，传播革命思想，一定要把教育阵线稳住，首先要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一定要兑现，不能移作他用。同时，估计到斗争是艰苦的，在铁的纪律号召下，要各校的团员负责派出纠察人员，共同组成纠察队。当场推出了省一中的欧阳本义（即阳翰笙同志）为纠察队长。斗争方式采取请愿形式，带有示威性质，是‘硬请愿’。”接着又举行了教职员和学生代表会议，王右木被推为这次运动代表团总指挥，团员和一些读书会员也被学生推举为主要代表。会议还决定和全川各地联系，以便相互支援。王右木还召集和参加各种群众性会议。在高师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他登台讲演，揭开自己露着棉花的破棉袍当众大声说道：“你们看呀，我们教书的，教来教去，穿的一件棉袄连‘猪油’都掉出来了！”这话对当时饱受饥寒的教师们是十分富有鼓动性的。
1925年5月，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发出快邮代电，坚决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并号召“全川人士亟起图之。”6月初，四川省教职员联合会又致函省署，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并十足开支，“限期三日答复，如无圆满结果，即行罢课。”三日后，省当局仍无具体办法，教职员联合会遂重行开会，决于6月6日实行罢课，并函全省学联，表示“非达到全川教育经费独立，决不复职。”此时，四川省学生联合会亦号召各校罢课响应。于是“省城官立各校，一律罢课，学生结队游行街市，四处讲演，发端甚大。”1922年6月10日，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发表宣言，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性质、目的、方法、步骤及其社会意义。《宣言》说，“解决川省人民压迫的机会到了”，“受压迫受摧残的同胞们，平民反抗已如山呼海潮般行动起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身负社会运动的人，专为我们平民出气和指导的人，大家岂能漠焉的坐视不闻吗？我们只有一致起来奋斗，才能指望有口稀饭吃，教育的成功已有成功的先兆。”“一切好的朋友，使大家有个明白必胜的念头，好大家努力推倒军阀啊！”《宣言》又具体说明了斗争的方法步骤：“第一步用较和缓的方法”；“第二步用激烈斗争的方法——由成都、重庆、泸州、顺庆各大埠组织教育大联合会，成都、重庆、泸州、顺庆为四大干部，余县设分部，一律罢课”；“第三步，平民压迫总解决的方法”。同一天，成都各校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举行大会和游行。学生联合会代表刘度等率领学生数百人，“整队向省议会请愿请求通过肉税为教育经费案，俾学生得继续上课”，副议长熊晓岩（即熊烨）答应本月12日开大会议决，并允学生旁听。（此时四川省议会议长李肇甫已辞职赴京。）
6月12日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学生赴省议会旁听。殊正午已过，议员陆续到会者已有四十余人；而身膺议长的熊晓岩竟无故不至。熊氏的无理引起了学生的极大愤怒，遂决定推高师、省中、省师、附中、西南公学、农专、工专等校学生共8名代表，赴玉龙街熊晓岩住宅，促其到会。熊不自引咎，反诬学生闯“私人民宅”，命警兵轿夫家丁等将8位代表强行拘留。学生闻之，更加义愤填膺，表示“为国家除害，为人民谋福，牺牲一切，在所不惜。”前来旁听的数百名学生和一部分教职员乃在王右木和学生代表刘度、周润先、邓镕、邹游、曾仁国、周方矩、刘作宾、苟永荃、刘光斌、沈开选、杨光森、谢志昌等人的带领下，“齐集该宅，质问晓岩”，熊晓岩见势不妙，翻墙而逃，并“命轿夫将屋内器物损坏，希图嫁祸学生”，又“将赴请代表由后门押去”。待学生拥至熊宅，“惟见押学生之警士尚在晓岩客厅内”，他们除搜去熊晓岩几封非法信件外，并未损坏任何东西，旋即集合返校。
第二天（6月13日）上午，王右木又“亲身率领一千余学生到省议会请愿”，再次要求省议会开会议决教育经费独立案，并前来旁听。其时到会议员仅十余人，到十二点半时，才共到三十余人，而议长熊晓岩仍未到会。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便在集合室同议员们磋商。王右木就利用这个机会向议员们宣传。有议员为学生们的斗争热情所感动，表示：“今日人数过少，且主席未到，依法实难开会。但诸君迫于求学热忱，来会数次，同人等认此案为特别重要，亟应从速解决，不可拖延。故拟于今日开一特别会议，解决此项问题。”各校学生均极赞成，乃摇铃入场。在学生纠察队维护之下，秩序井然。但开议未及20分钟，刘成勋、熊晓岩收买的暴徒数十人，手持棍棒凶器突然破门闯入，气势汹汹，守门学生纷纷内退，一时秩序大乱。暴徒逢人便打，将会内之玻璃器物等捣毁一空，学生们亦勇敢还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