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应当主动地、尽快地澄清被国际社会误解的基本事实，沟通中西之间不同的判断与价值取向，使国际舆论得到改善，从而改变对中国的负面形象。3月16日，胡锦涛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伊吹文明与公明党干事长北侧一雄率领的访华代表团，客人向胡锦涛转交了福田首相的一封亲笔信，特别提到了西藏问题。胡锦涛表示，西藏拉萨3月14日所发生的暴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策划的极端暴力行动。对于抵制北京奥运之风在欧美愈演愈烈，胡锦涛说，这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胡锦涛又说：“我们始终保持（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立场，希望日本对于中国的立场给予理解。”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就“3·14”事件向国际社会表态。4月12日胡锦涛在三亚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时又郑重表示：西藏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胡锦涛指出，事件并不像某些人宣扬的是什么“和平示威”、“非暴力”行动，而是赤裸裸的暴力犯罪。对于这种严重侵犯人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活动，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胡锦涛这两次会见是成功的国际公关活动，是“3·14”事件危机管理的重要举措，对改变中国国际形象产生了积极影响。
菲律宾《商报》的时事述评认为：“西藏问题基本上是农奴主妄图复辟，恢复过去农奴制度的问题。”“西方一些媒体及国家站在农奴主的立场，一鼻孔出气，指中国镇压‘和平抗议’，并响应达赖集团提出的主张，发出抵制北京奥运的噪音，把奥运政治化，把它与打砸抢烧的罪犯挂钩，这对奥运精神是一种侮辱。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与组织表示西藏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不得干涉；也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为让国际社会了解事实真相，3月25日中国外交部表示，将安排10多名境外记者前往拉萨采访。3月29日中国政府安排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15国共17位外交人员抵达西藏，进行考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对此举表示赞赏。4月3日，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希尔顿饭店举行记者会，向纽约的中英文媒体介绍拉萨暴力事件，同与会记者进行沟通和交流。记者会上放映了拉萨暴力事件和“藏独”分子破坏我驻纽约总领馆的录像。美联社、《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福克斯电视台和彭博新闻社等美国主要新闻媒体的记者，以及美国中文电视、《世界日报》和《侨报》等当地多家中文媒体的记者参加了记者会。这又是一次有成效的国际沟通。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舞台，也是一次克服负面影响，展示良好形象的历史机遇。8月1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来自世界各大洲25家外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说：“北京奥运会将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形象和决心。”在全国民众的努力和国内外各方面的支持下，北京奥运会成功实现我们的愿望。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闭幕式致辞中说“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通过本届奥运会，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更多地了解了世界”。海外媒体认为，奥运会将助力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大国，赢得其他国家的好感和赞赏。加西新闻社驻北京记者援引一位普通中国员工的话说：“西藏暴动事件使得中国被外国媒体报道中刻画出不好的形象，但奥运会将纠正国际上这种‘错误’的印象。”报道不仅赞扬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就，也反映出中国民众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强烈意识。
以人为本，及时高效
公共危机由多种因素造成，具有不可预测、难以预防和控制等特点，但危机可以实现有效的管理。“5·12”大地震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及时高效地实施危机管理，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反响。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地区发生8.0级强烈地震。震后两小时，温家宝奔赴灾区指挥抗震救灾；5月16日上午胡锦涛乘飞机赶往四川地震灾区。胡锦涛强调，要继续争分夺秒地搜救被困群众。抗震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务，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我们就要作出百倍努力。5月19日到21日，中国为地震中的死难者举行国哀。
中国抗震救灾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赞赏，并展现出亲民、透明、公开、尊重生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据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报道说，5月12日16时40分，温家宝总理专机飞往灾区。以总理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在飞机上宣布成立。19时10分，专机抵达成都机场。冒着余震，总理乘车向震中汶川县进发。中国总理的风格和魅力感动了中国百姓和西方媒体。美联社称“人民的总理是救灾英雄”，德国《世界报》说：“哭泣的总理感动了中国人。”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国式总理”，西方无法复制。港人满意中央政府地震救灾表现，信任度大增25%。
这次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一开始就主动开展一系列国际公关活动，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震中四川汶川县映秀镇会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并一同会见中外记者。潘基文说：“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迅速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在抗震救灾中展现了超凡的领导能力，让国际社会深受感动和鼓舞。”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人们的价值取向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与前两次危机管理反响不同的是，对这次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国际反应，主要是正面和积极的。据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统计，西方媒体灾后2周时间的报道，从两个层面比较完整地勾画了此次地震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一方面是政府行动力较为高效、信息较以往公开；另一方面是民众的国家认同程度空前高涨。《纽约时报》在评论版罕见地就此次中国“哀悼日”进行了正面评述。《国际先驱论坛报》在“5·12”地震后2周内发表了51篇报道，正面报道15篇，负面报道4篇，中性报道32篇。如果对比在“3·14”西藏打砸抢烧事件之后2周内同一家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二者存在巨大的差别。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国各级政府及时公开信息，成功把握了舆论主动权。政府通过各种公开顺畅的信息渠道，让社会各界迅速了解抗震救灾前线急需的物资和其他迫切需要；媒体及时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震后救援关键时刻的表现，赢得人们的高度认同。中国各大电视台、各频道都相继推出了直播节目。一大批新闻记者赶奔现场，电话连线、微波传送、网络传输等一系列新的传播技术手段应用于现场直播当中，向国内外观众展现出真实震撼的现场，唤起受众的关注与共鸣。“5·12”大地震危机管理，扭转了由西藏事件西方不实言论带来的国际形象危机，成为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契机。
2008年9月2日，温家宝第四次视察四川灾区时说，“一个民族付出的必定会以民族的进步得到应有的补偿”。“5·12”大地震使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是在这场灾难中我们学会了管理，学会了沟通，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也提高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望，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8月25日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报道说：奥运会之前，针对西藏问题、与苏丹关系问题、食品安全和污染等问题，中国在国际上饱受争议与批评。但是奥运会前几个月，中国通过处理两次国内危机证明，只有中国政府才真正知道如何最好地处理国内问题，而不是对中国指手画脚的人。
江泽民的国家安全观
这是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重点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以“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名义，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03年第4期全文转载。这篇文章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论文奖。
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包括对安全利益与安全性质的认定、安全环境与安全关系的判断、安全目标与安全秩序的追求、安全途径与安全手段的选择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指导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创新国家安全理论，构建科学的新安全观，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对国家安全认识的新视角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特别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毛泽东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邓小平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新的高度，以新的视角审视国家安全问题，创立了新的国家安全理论。
第一，站在时代的前列，深刻揭示当今世界格局下国家安全问题的重大意义和显著特点。
正确估计和把握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之一。江泽民认为，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点是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他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其间会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世界各种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这就是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
2000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精辟地论述了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指出：“天下仍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善于把握大局，审时度势，既要坚持原则立场，又要讲求斗争艺术，坚定地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的发展，坚决维护我国的利益和安全。”
江泽民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国际的安全形势出现新的特点。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这是对当今国际安全形势特点最精辟的概括。
第二，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创新国家安全理论。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江泽民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界，人们分别在各自的国家中生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每个国家政府与人民的最高利益。”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坚定地表示，要“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江泽民在出任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人时，曾吟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诗以明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明了他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决心。这正是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为了实现“三个代表”，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创新国家安全理论，构建科学的新安全观。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历史范畴，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江泽民说：“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又深刻地指出：“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第三，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最近，钱学森教授提出了“从科学与政治结合的高度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命题。我们认为，这是研究和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独特而新颖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科学价值。
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邓小平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行家里手。江泽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我们树立了科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光辉榜样。科学与政治紧密结合是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根本秘诀，也是他对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
要做到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高度的智慧和胆识。江泽民具有将科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独特优势。江泽民说：“我现在的职业是政治，因此总要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判断问题，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这两大课题的解决，都与科学技术发展有密切关系。”他认为：“善于从政治上提出和处理问题，保证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完成，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因此，运用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正确的科学方法，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判断问题成为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
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江泽民新安全观的一大特色，又是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江泽民说得好：“要使我们的国家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又具有当代科学技术的优势，这样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就会以无比强大的动力向前发展。”
二、对综合安全理论的新发展
江泽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世界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吸取国际上综合安全观的正确理念，丰富和发展综合安全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国家安全理论的系统化。
江泽民国家安全观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随形势和环境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综合安全观系统。它包括政治安全观、经济安全观、军事安全观、文化安全观、科技安全观、信息安全观、生态安全观等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安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