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扩大国际交流。高校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在国际交流中形成的。没有国际交流，就谈不上国际形象。近年来，国内知名大学纷纷与外国大学进行频繁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提升了我国大学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2001年，北大中层干部培训团访问了美国耶鲁、哈佛等几十所著名高校，学习了先进经验，传播了自身形象。2001年4月12日，英国剑桥大学校长亚历克·布鲁斯等访问北大，这一天被称为北大的“剑桥大学日”；5月14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又来到燕园，7月21日，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一行又来到北京大学进行访问。世界名校校长穿梭访北大，反映出北大在世界上的影响。2005年，清华大学共接待海外来宾2.3万余人次；包括英国牛津大学校长、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和康奈尔大学校长、日本东京大学校长等著名大学校长在内的199位国外大学正副校长。这些活动无疑有助于提升清华大学的国际形象。
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对于高校来说，是提升其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2002年2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胡锦涛的陪同下来清华大学发表演说；2002年12月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北京大学讲演；2003年，有6位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北大并发表演讲；2003年7月23日，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清华大学，并与师生进行座谈。这些活动提高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为了增强中国高校和世界知名高校的联系与交流，中国教育部从2002年开始举办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于2002年7月举行。参加这次论坛的有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诺丁汉大学等16所世界各地的著名大学校长。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于2004年8月召开，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著名大学校长和高等教育管理专家参加论坛。2006年7月举行了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要将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举办成“中国与国际高等教育进行信息交流和经验共享的重要平台”。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是中国高校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阶梯。
提升高校国际形象的国际交流、途径和形式是多样的。例如，2005年1月27日至2月5日，许智宏校长率领北京大学学生艺术团远赴美国，在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五所著名高校进行了为期12天的巡演。北大学子的精彩演出展现了东方艺术的魅力，让美国社会看到了当代中国大学生的风采，树立了北大良好的国际形象。
第三，克服误区，寻找差距，选准切入点。前一段时期，国内一些高校和地方政府为了追求“一流”的目标，主要把目光盯在大学的扩招、扩建以及所谓“大学城”的建设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就有50多个。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误区。“大学城”堆不出一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是“大学城”，但那里的大学城是自然形成的。那里有高层建筑，更多的却是陈旧的低层房屋，这并不妨碍它们作为世界顶尖的一流大学的声誉。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2004年8月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外国代表中，有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是一所不到7000人的学校，但它有5名诺贝尔奖得主，在世界上很有名气。
2002年7月，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坦言：“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所堪称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虽然在个别领域我们处于领先地位，但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名牌大学与世界一流的大学之间仍存在着差距。”通过与世界名校的联系和交流，我们逐步认识到国内大学与世界名校的差距。依笔者之见，主要的差距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质量，二是机制，三是形象。所谓质量方面的差距，主要是教师的质量、教学的质量、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培养出的人才的质量等方面的差距。所谓机制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缺乏激励创新的机制。所谓形象方面的差距，主要是国际形象方面的差距，也就是在世界上知名度和美誉度上的差距。国际社会对一个学校形象的评价是主观的，但其国际形象的内容却是客观的。因此，国内高校提升其国际形象的切入点，必须练好“内功”，必须在提高质量和制度创新方面狠下工夫。只有这样，中国高校才能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说，“我们是要做强，而不仅仅是量的堆积”。他表示，复旦大学以学科发展、人才强校、国际化、品牌战略为突破口，抓住战略机遇期，以最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复旦大学王校长的表态，反映了中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共识。我们相信，国内高校在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进程中，一定能创建出世界一流的大学。
做好危机管理，提升国家形象
本文入选香港城市大学主办的《2008危机管理国际论坛》，压缩后发表于《当代世界》2009年第2期。
当今世界，公共危机频发。公共危机往往酿成国际形象危机，现代国家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好公共危机，提升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一届领导层近几年来在危机管理的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进步，使中国国际形象不断提升。
勇于面对，坦诚透明
2003年春中国爆发非典型肺炎，形成一场严重的病毒传染危机。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威胁性、紧迫性等特点。但当时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危机管理活动分散在各个部门，缺乏协调性；造成SARS流行初期出现的信息不透明和防治不力。4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旅行警告，劝告人们不要前往广东和香港。我国国际航班比通常减少83%，100多个国家限制我国人员入境，一些预定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性商务会议纷纷取消。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直接影响到中国国际形象。
在SARS肆虐的关键时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4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要把控制疫情作为当前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向社会公布疫情和预防控制措施；进一步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有效合作；抓紧建立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我们先后3次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专家们对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给予充分肯定，对我国制定的非典型肺炎诊断标准和处理措施也给予很高评价。4月17日，中国党和政府做出果断决策，全民动员抗击“非典”。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4月24日，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在京成立。4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进行讲解，帮助国家领导人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5月12日，由温家宝总理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开始施行，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结束对中国的旅游警告，我国“非典”危机管理取得重大胜利。
与国际社会沟通并寻求国际社会支持，是“非典”危机管理的成功经验，也是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重大举措。4月底，温家宝总理赴泰国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SARS”特别会议。他在特别会议上说：“我是本着坦诚、负责、信任、合作的精神，前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我将向东盟领导人通报中国的疫情和防治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教训，介绍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我们缺乏预防和控制经验，应对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不力。”他表示：“中国政府是勇于面对困难、高度负责任的政府，时刻把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香港大公报2003年5月1日发表文章说：“这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外访，就打了一场漂亮的外交战，并取得丰硕的成果，成功扭转了国际对中国的一些负面看法，树立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5月29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莫斯科会议的胡锦涛主席，也向各国元首通报中国防治非典的情况，并对记者坦承：“非典”是突如其来的一场灾害，开始确实没有思想准备，怎么诊断、治疗、预防都缺乏经验。中国领导人真诚坦率、负责与合作的态度，不仅让海外媒体折服，也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7月28日，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对非典事件危机管理的总结会，又是一次应对公共危机的动员会。胡锦涛在会上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严峻考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我为什么对“后SARS时代的中国”更为乐观？》的文章中说：“SARS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无疑是负面和严重的。这包括对经济的影响和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但是我相信，SARS除了给中国带来第一层面的消极影响外，还会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认为，中国应对SARS的措施反映了中国的适应能力、透明性和全球性，从这个角度看，SARS对于中国的长期影响是积极的。”
有了处理SARS事件的经验教训之后，我国在处理类似的危机事件中就更加主动与及时，更加透明与有效。2008年9月11日，新华社曝光“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婴儿食用后患上肾结石。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宣布，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22个厂家69批次婴儿奶粉中都含有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使中国食品安全乃至产品质量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对中国国际形象产生极大负面影响。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9月21日温家宝来到北京市，深入医院、社区和商场，看望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患病的儿童。温家宝说：“出了这样一起特大卫生事件，作为政府来讲，我们感到很内疚。”9月23日温家宝在纽约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对国际社会坦言：最近我们发生了一起婴幼儿奶粉的公共卫生事件，给消费者特别是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危害，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作为政府负责人，我感到十分痛心。他说，从SARS的爆发，到冰雪灾害和特大地震，从煤矿事故到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这些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也使我们在困难中学会了新的东西。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包括公开信息、坚决地将有害的奶粉和奶制品下架、封存并且销毁，严肃查处事件的肇事者和责任人。9月30日，胡锦涛考察了蚌埠市两家奶制品生产企业，表示一定要深刻吸取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的沉痛教训，始终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真正让广大消费者放心。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和有效措施，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积极评价。9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昨天我在凤凰卫视看到曼德尔森先生（欧盟贸易委员），他喝了一杯中国的牛奶，以表示他对中国产品的信任，我心里非常感动。因为他看到的不仅是眼前，而是未来。中国发现这个问题没有丝毫掩盖，我们坦诚面对，而且勇敢加以解决。
积极应对，主动沟通
公共危机酿成的国际形象危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危机事件处理失当造成的形象危机；另一种是传播失当（当传不传或不正确地传播）造成的形象危机。2008年3月14日，一群不法分子在我国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区的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13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直接财产损失超过3亿元。为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政府按照国际惯例采取了坚决措施。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主流媒体迫不及待地作出与客观真实背道而驰的报道，甚至弄虚作假，张冠李戴，恶意中伤，造成恶劣影响。2008年4月6日《加中时报》的文章说：“北京奥运会在即，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的暗流也随之舞动，西藏问题恰合时机被‘借题发挥’，然而在西方传媒、政要等偏颇报导、指责的背后，暴露出更严重的是国际社会大众对中国的信任危机。”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部分国外公众或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出于政治目的，或受到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影响，对中国进行谴责，扬言抵制北京奥运；“藏独”势力和支持“藏独”的西方势力乘机煽风点火，制造混乱，甚至肆无忌惮地破坏奥运圣火传递。一时间，黑云密布，恶浪滚滚，造成中国又一次国际形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