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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其他文稿(6)

出生于涪江上游的王右木,1914年东渡扶桑,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和李达,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者和四川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王右木从绵阳三江文化走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足以证明绵阳三江文化的开放性。

涪江养育的左道之,1922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加入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1926年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一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政治军事学院,与肖劲光同学。后来,左道之加入苏联国籍,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战后荣获“红星勋章”。1952年作为“苏联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建设,后回苏联任教。1965年病逝于莫斯科。左道之从涪江走到莫斯科的经历,再次体现了三江文化开放性的传统。

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后受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为祖国研制成功了属于自己的“两弹”,结束了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他在绵阳三江地区的山洞里默默无闻地干了几十年,实现了他“精忠报国”的志愿。如今,他的铜像竖立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成为三江文化的一种象征。他将先进的文化思想注入古老的三江文化之中,为发扬三江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进一步证明了三江文化开放性的优势。

今天,三江文化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发扬光大。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按着“三个代表”的要求,在促进绵阳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进程中,继承和发展三江文化;注入新世纪的时代精神,让古老的三江文化焕发出更加光彩夺目的光芒。

再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辉煌历史的一部军史

——读《二野女大》

《二野女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这是为该书写的书评,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6期。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外著名的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卓越的军事教育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他在军事教育战线上,对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所女子大学的创办,就是他军事教育思想的结晶,为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野女子大学的官兵及教官教师们,没有忘记刘伯承校长兼政委和他亲自创办的女子大学,非常珍惜在女子大学短暂的工作、学习和战斗生活,很早就有将女子大学的光辉历程记录下来的愿望。在刘伯承元帅去世后,他们决定将这种愿望变成实际行动,以表示对刘伯承校长兼政委的深切怀念,对曾经培育过数以千计的妇女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女子大学的纪念。在成都军区、中共四川省委以及人民解放军有关老领导的热情支持下,一个由二野女子大学各级领导和学员自发成立的校史研究和编辑委员会开始工作。当年年轻力壮的官兵们不顾现今年事已高,不畏困难,在活动经费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广泛联系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老领导和战友,征集资料,征集回忆录;他们分头工作,上北京、下云南、奔湖广、赴贵州,走朋访友,召开座谈会,跑档案馆,记录材料,查阅文献,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和实物,为写校史做好了基础工作。随之,他们组织了写作班子,反反复复研究并确定了校史的框架,对所得的每一件文字资料和实物进行仔细分析,解疑排难;进行准确性研究,力求可靠。并在此基础上用了两年多时间,编写出了《二野女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的光辉历程》一书。这对于年事已高的原二野女子大学的官兵来说,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做了一件对历史对现实都很有意义的工作。

《二野女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的光辉历程》这部60万字的史著,在纪念二野女子大学成立50周年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之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专著,是我的父辈——人民军队老一代官兵奉献出的军史研究力作和革命妇女运动史研究的一部精品。

我是在刘邓大军的军营中长大的。我的父亲管仁泰是刘邓部下的一名老兵,参与了二野女大的创建,并担任总校一个部门的领导工作。我的母亲王景枝是二野女大一分校的学员。二野女大育才一小的校园里,则留着我顽童般的足迹。那时,虽然我只有10岁,但那嘹亮的军号和那宽大的军装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军旗的指引和军号的鼓动下,我逐步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如今,50年过去了,年逾花甲的我,手捧这部专著显得格外沉重,格外亲切。拜读后,感到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具有可贵的开拓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和认识。

其一,从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方面讲。军史研究,著作颇多,包括全军军史研究专著,二野军史研究专著、刘伯承研究专著以及二野高级将领研究等,除一两本提到有二野女子大学存在这件事外,其他都没有提到人民解放军这所唯一的女子政治文化大学的名字和情况以及刘伯承元帅曾经担任过该校校长兼政委一事,更没有有关专著问世。

其二,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史研究方面讲。中国革命妇女运动史研究,著作也不少,但是没有一本提到为妇女彻底解放而建立的二野女子大学,也没有有关专著问世。

其三,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史研究方面讲。中国教育史研究,著作也颇多,其中包括专门研究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教育建设的专著,但是也没有一本提到军事教育家刘伯承亲自创办的人民解放军这个唯一的女子大学。

由上述可知,二野女子大学校史的问世,实际上填补了军事研究,革命妇女运动史研究以及革命教育建设史研究的空白,拓展了其研究内容。

第二,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严肃的历史。史学著作的最根本要求在于真实性,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史学著作的价值所在,没有真实性就没有科学性。当今中国,写党史,写军史,写个人回忆录的书,很多很多,值得重视的是要在“真实”二字上下工夫。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强调了写党的历史要真实。他说,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那很有益处。但只讲功不讲过,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聂荣臻同志写的一段亲自经历的事,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二野女子大学校史就是根据邓小平的教导,本着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的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其光辉历史。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这部书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讲话原件等,而且是经过仔细考证,去租取精的文献资料。如关于二野女子大学学员人数,同期的统计数字都有差别。以哪一个为准?经过多次分析研究,该书作者认为,战争年代人员流动频繁,几天之内就有变化,并不奇怪,因此应保留各种文献资料的统计数字。又如,征集到的二野女子大学工作笔记,其中一本明确记载有要贯彻“少而精”教学原则。该书作者考虑到关于我党什么时候明确提出“少而精”教学原则,中共党史研究和教育界有不同认识,为了慎重,又大量查找资料,发现二野女子大学总校和分校的工作总结中也有明确记载,于是才肯定了其可用性。

其二,使用准确的多种文献资料,充分说明历程光辉,但又不避讳揭示存在的问题,展示路原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既写工作成绩,又写工作缺点;既写英雄模范,又写逃兵;既写集体团结,又写个人矛盾;既写军民团结,又写军民矛盾;既写安全保卫,又写危险事故,等等。使读者能够从多方面、多层次了解二野女子大学的成就来之不易。

其三,该著作使用了60多张内容丰富的历史照片,文字资料与照片融为一体,更增强了科学性。

第三,结构安排合理,别具匠心。二野女子大学从成立到完成历史任务,只有短短一年时间,这就从一个方面决定了以一般编年史的写法来反映其历史会有许多不妥。这是其一,其二是,二野女子大学由总校和4个分校组成,而且总校与分校、分校与分校各有不同情况,这又决定了以一般编年史的写法来写其历史也不恰当。经过反复讨论、研究,该书作者决定分为上下两篇来写。上篇按专题写,史论结合,以史为主,而且史又是以文献资料组合而成,论则精练系画龙点睛之笔,既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又突出了重点,读起来新鲜亲切。下篇为个人回忆录和座谈会笔录,以个人回忆录为主,有长篇有短篇,是上篇的细化,既可以使读者了解二野女子大学官兵们的过去,又能够让读者知道其离开学校走上其他工作岗位后的不同经历,把军史研究具体到了普通官兵,可读性强。从整体上看,上下两篇组合自然,结构独具匠心,形式活泼。

第四,史料丰富,内容多,披露了不少新的资料。比如,1948年9月至10月,在西柏坡曾经召开过两次重要的妇女工作会议,即全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大会和解放军全军部队家属妇女代表工作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了会议、接见了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此,记载很少,而二野女子大学校史则有较详细地记录。又如,刘伯承、邓小平在解放战争后期从战略高度重视部队妇女干部培养的许多指示,以及关心妇女工作的情况,该书都有记载。再如,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及进入大西南后剿匪的一些具体情况,该书也从一个侧面即女子大学的大搬迁给予了反映。这些就为深入研究第二野战军历史、全军历史提供了新资料,也为刘伯承研究拓宽了视野,填补了刘伯承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

作为一部成功的军史专著,特色当然不止这些。但仅就以上四个方面,也已经能够说明该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力作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多写了。与许多军史力作一样,该著作也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个别章节内容略显单薄,个别回忆文字有待进一步提炼等。但这些不足,并不影响该书的历史价值。

追忆我的爸爸和妈妈

为纪念爸爸妈妈100周年诞辰而写,这是全书唯一的一篇新作。

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人。但普通中蕴涵着高尚,平凡中蕴涵着伟大。

爸爸管仁泰是个老八路,在我出生那年就参加了八路军,他的党龄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抗战爆发前,爸爸在天津一家鞋帽庄当学徒,也不知出师了没有。我小时候见到过爸爸西装革履的照片。这段从商的经历,对爸爸尔后在部队和地方的工作发挥了作用,但同时也埋下了“祸根”。“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斗争爸爸,罪状之一就是在医药采购供应中“买空卖空”。现在看来,这正是爸爸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