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一种韵文形式。它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着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做长短句。词起源于唐朝，由五言诗、七言诗和民间歌谣发展而成。五代时期词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巴蜀词人云集。后蜀赵崇祚编写的《花间集》，收录了当时18位词人的约500首词，是现存最早的词作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描写宫廷生活和对国家的哀愁之情，在词坛中有较高的地位。南唐灭亡后，李煜被囚于开封，受尽讥讽、凌辱，感伤国破家亡的结局，写下了《虞美人》《浪淘沙》等名篇。
词全盛于宋。北宋最著名的词人是苏轼。苏轼的词豪迈奔放，开宋词豪放派之先河。词至南宋发展到高峰，著名词人辛弃疾与苏轼并称，同是豪放派代表。
宋词婉约派代表有李煜、柳永、姜夔、周邦彦和李清照。而李清照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词人。据《全宋词》记载：词人超千家，篇章超两万。宋词与唐诗都是我国文化的瑰宝。
宋朝诗文创作也颇有成就。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以其波澜壮阔的诗篇独步宋代诗坛。他亦是中国历史上诗作最多的诗人，留下诗作近万首。他的诗歌艺术创作，继承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诗人。
诗文从金元衰微。元代唯散曲独具风采，元曲实际上包括散曲和戏剧。散曲，可以说是元代新诗体。
杂剧则是元代的歌剧。元代涌现出了两百多位剧作家，剧目有六百多种。其代表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郑光祖等。诗文的衰落既有其社会历史原因，更是因循守旧所致。
清朝发生了诗界革命。戊戌时期，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倡导以通俗语句、新名词写诗。其中，以黄遵宪的成就最高。代表作有《台湾行》《悲平壤》《哭威海》等叙事诗。
20世纪初，在诗坛广为流传的是革命诗。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陈天华、秋瑾、章太炎等。
（第二节）中国古典诗歌的分类
【四言诗】全篇每句四字或以四字句为主。是我国古代诗歌中最早形成的诗体，盛行于春秋以前。它集中地保存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部集《诗经》之中。东汉以后，五七言诗兴起，此诗体渐趋衰落，唐以后四言诗则少见。
【骚体】即楚辞体。起于战国时楚国，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作。此类作品突破了四言定格，句式长短参差，形式比较自由，多用“兮”字以助语势，文采绚丽，语言优美，抒情成分较浓，富于浪漫气息。后世把这种形式的诗歌称之为骚体。
【乐府】乐府原是音乐官署，汉武帝刘彻时始建，掌管朝会游行所用的音乐，兼采民间诗歌和乐曲。后来把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所采集、创作的乐歌，称之为乐府诗，简称乐府。魏晋及其以后的诗人模仿乐府古题的作品，虽不入乐，也称为乐府或拟乐府。宋元以后的词、曲，因为是入乐的，有时也称为乐府。
【古乐府】指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后代模仿其体制的作品，有时也称古乐府。
【歌行】古代诗歌的一种。汉魏南北朝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汉代题用“行”者较多，如《陇西行》《妇病行》等。南北朝题用“歌”者较多，如《子夜歌》《琅琊王歌》等。文人拟乐府的作品，诗题也常标以“歌”、“行”。“歌”、“行”有时在诗题中连用，如汉乐府民歌有《怨歌行》，曹植有拟作的《怨歌行》。“歌”、“行”名称虽不同，但并无严格的区别，当两者连用时，则作为一种诗体名称。歌行体的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句式可用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歌行体的诗，题目并不一定都标上“歌行”的字样。
【古风】即“古体诗”、“古诗”。风，即诗歌的意思，是由《诗经》中的《国风》而引申出来的。唐代及其以后的诗人作古体诗，还有以“古风”作诗题名的，如李白有《古风》59首。
【古体诗】亦称“古诗”、“古风”，诗体名，产生较早。每首句数不拘，句式有三、四、五、六、七言和杂言等形式，后世使用五言、七言者较多。不讲究对仗、平仄等格律，用韵比较自由。
【古诗】
（1）古代的诗，如《文选》中收录的《古诗十九首》，因不能确定作者和写作年代，故称古诗。
（2）古体诗的简称。参见“古体诗”。
【近体诗】亦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它的句数、字数、平仄和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此名是唐人的说法，后人沿用。
【新体诗】指南朝齐武帝永明时期所形成的诗体，又称“永明体”。当时的诗歌创作，特别注重声律对仗，同汉、魏、两晋的诗歌比较，在形式上有了显著的区别，因而称之为新体诗。它是我国格律诗产生的开端。
【格律诗】诗歌的一种。形式有一定的规格，音韵有一定的规律，若有变化需按一定的规则。中国古典格律诗中常见的形式有五、七言绝句和律诗，词、曲每调的字数、句式、押韵都有一定的规格，也可称为格律诗。
【律诗】近体诗的一种。因格律严密，故名。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初唐。每首八句、四韵或五韵。第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或押或不押，一般押平声韵，不许换韵。中间第三句与第四句、第五句与第六句，一般必须对仗。每一句各字的平仄都有规定。分五言、七言两体，简称五律、七律。亦偶有六律。凡一首诗超过十句的，称之为排律。
【绝句】即“绝诗”，亦称“截句”、“断句”，诗体名。截、断、绝均有短截义。每首四句，或用平韵，或用仄韵。始于南朝齐梁新体诗，如《玉台新咏》即载有“古绝句”。唐代通行的为律绝，属于近代体诗的一种，平仄和押韵都有规定。以五言、七言为主。亦有少量六言的，称“六绝”，但未通行。
【五言诗】每句五字，有五古、五律、五绝、五排之别。起于汉代，魏晋至隋唐，大为发展，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主要形式之一。旧时以《古诗十九首》和苏武、李陵《河梁赠答》为古体五言诗之始。
【六言诗】全篇每句六字。南朝梁任昉《文章缘起》称西汉谷永有六言诗，《文选·左思〈咏史〉》李善注说西汉东方朔已有六言诗，其诗均不传。今所见以汉末孔融的六言诗为最早。唐人也有偶然写六言诗的，如王维的《田园乐七首》、顾祝的《过山农家》。有古体、今体之分，但均不甚流行。
【七言诗】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有七古、七律、七绝等。旧说始于《诗》《骚》，或说起于汉武帝《柏梁台诗》（见“柏梁体”）。近人多以为起于汉魏，至六朝而趋于兴盛，到了唐代，大为发展。它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主要形式之一。魏曹丕的《燕歌行》为现存较早的纯粹七言诗。
【杂言诗】古体诗的一种，诗中句子长短不齐，无一定标准，短句仅一字，长句有长达十字以上，而以三、四、五、七字相间杂者为多，是一种较为自由的诗歌形式。《诗经》中已有杂言诗，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唐代及其以后的诗人也写了不少杂言诗。
【五古】五言古诗的简称。
【七古】七言古诗的简称。
【五律】五言律诗的简称。
【七律】七言律诗的简称。
【五绝】五言绝句的简称。
【七绝】七言绝句的简称。
（第三节）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法——赋比兴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的郑众和郑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挚虞、刘勰和钟嵘，唐人陈子昂、白居易和元稹等都对此进行过研究和论述。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像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像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辞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
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
（第四节）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
中国是诗的悠悠古国，又是诗的泱泱大国。一部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一部中国诗歌史。我国诗教传统源远流长。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提出“兴、观、群、怨”以及“不学诗无以言”的诗论观点，重视诗歌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娱乐作用、讽喻作用和审美作用。中华诗词，特别是其中的古典诗歌可谓精美绝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它以浩然长存的民族正气，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爱国爱民的爱国主义，天下为公的道德胸襟，悲天悯人的悲悯情怀，万古长新的艺术魅力，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千百年来，不知熏陶、感染、教育、鼓舞了多少代人，已经变为中华民族形成、凝聚、发展、振兴的一种精神力量。
古典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这些名篇之所以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因素。中国古典诗歌最独特、最根本的审美特征就是我们常说的“意境”。意境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它的源头可上溯至《庄子》。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为历代文人所继承和阐发，并渗透到绘画等其他艺术领域，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意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审美概念，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简而言之，“意境以它情景交融的形象特征、虚实相生的结构特征、韵味无穷的美感特征和呈现生命律动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审美理想，成为抒情性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成为许多诗人作家的艺术至境追求。”（蔡仪《文学概论》）文学意境作为人类创造的艺术至境形态之一，其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把它与其他艺术至境形态区分开来。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生命律动和韵味无穷四个方面。
（一）情景交融
景中藏情，一切都通过生动的画面表达，虽不言情，但情藏景中，往往更显得情意深浓。在中国古典优秀诗歌作品中，景物的描写绝对不是为了单纯的写景，写景总是为了抒发诗人的某种感情，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如杜甫诗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黄四娘家花满蹊，
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
自在娇莺恰恰啼。
首句点明寻花地点，“黄四娘家”的小路上。以人名入诗，富有生活情趣，颇有民歌味。次句“千朵万朵”，是上句“满”字的具体化。“压枝低”，描绘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景色宛如历历在目。“压”、“低”二字用得十分准确、生动。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蹁跹，因恋花而“留连”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花可爱，蝶的舞姿亦可爱，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连”起来。但他也许并未停步，而是继续前行，因为风光无限，美景尚多。“时时”，则不是偶尔一见，有这二字，就把春意闹的情趣渲染出来。正在赏心悦目之际，恰巧传来一串黄莺动听的歌声，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这就是末句的意境。“娇”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点。“自在”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也传出它给人心理上的愉快轻松的感觉。诗在莺歌“恰恰”声中结束，饶有余韵。读这首绝句，仿佛自己也走在千年前成都郊外那条通往“黄四娘家”的路上，和诗人一同享受那春光给予视听的无穷美感。
此诗是杜甫居成都西郭草堂时所作，全诗无不写景，而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诗人在饱经离乱之后，开始有了安身的处所的欣慰愉悦之情。达到了如司空图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而这正是中国诗学追求的最高最难的境界。
情中见景，作者往往是直抒胸臆的。有时甚至全不写景，但景物却历历如现；或抒情与写景浑然一体。试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公元696年），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担任参谋，随同出征。武为人轻率，少谋略。次年兵败，情况紧急，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武不允。稍后，陈子昂又向武进言，不听，反把他降为军曹。此诗便是诗人从军失意之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里的古人是指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对战国时代燕昭王礼遇乐毅、郭隗，燕太子丹礼遇田光等历史事迹，表示无限钦慕。但是，像燕昭王那样前代的贤君既不复可见，后来的贤明之主也来不及见到，自己真是生不逢时；（见《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与《登幽州台歌》是同时之作，其内容可资参证。）当登台远眺时，只见茫茫宇宙，天长地久，不禁感到孤单寂寞，悲从中来，怆然流泪了。
全诗字字是泪，无不抒发了自己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反而受到打击的极端苦闷的情怀。虽无一写景，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一种苍凉悲壮的气氛，面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北方原野的苍茫广阔的图景，而在这个图景面前，兀立着一位胸怀大志却因报国无门而感到孤独悲伤的诗人形象。这不仅是“情中见景”，更是“语中见景”了。
情景并茂，这一类是以上两种方式的综合型，抒情与写景在这里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如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