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稻花香里说丰年—吃了吗：千年的问候—土地里种出来的哲学—生态农业与“三才论”—精耕细作：中国农业的神髓—节气是阴历概念吗？—荤菜百蔬：古人的口福—蚕与中国物谜的开端—占城稻：科技与生产力
●我们先看一段美文：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相信人们都读过辛弃疾的这阕《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清新淡雅，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〇是啊，“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田园牧歌只是现代人的一个梦想了。
土地里种出来的哲学
●近日偶读《管子》，发现其中有《地员》篇，里面讲述了很多关于土地与植物的问题。譬如，“五粟之土……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其山之浅，有茏与斥；其山之袅，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
这些，描述的似乎是植物与阳光、地形等的关系。那么，管子的这篇文章，是我国古代主要的农学著作之一吗？
〇《管子》这本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管子》虽托名管仲，但并非管仲所著，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这已成定论。但今天讨论这本书，也就暂且记于管子之名下吧。
《管子》一书，内容丰富。核心是经济与法制，富国强兵是其宗旨。但也蕴涵着丰富的传统农业思想，如《地员》篇，就是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著作，在论述土地与其上所生植物以及农业的关系之外，还涉及土地与植物、水资源以及农、牧、渔业的关系，包含了自然界与人的关系的生态农业思想。
●这么说，《管子》是从农业谈起，一直说到自然观、经济、法制乃至富国强兵了？
〇是这样的。《管子》浓缩了纯正的中国思想。从具体的农事经验出发，讨论农业思想，最后升华为一种治国理念，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里蕴涵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土地里种出来的哲学”。
●土地里种出来的哲学？这倒是个新颖的提法。
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是《治国》篇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此外，《禁藏》篇还提出了富民的“以农为本”主张，“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如此，将民生与衣食朴素地联系了起来。“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也。”（《枢言》）这不啻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大道理，以及重农爱民的伟大人文关怀。
正因为“命属于食，治属于事。无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所以，“以农为本”须臾不可忽视；开展农事，一日也不能间断；衣食于人，一日不可相违。
●“仓廪实则知礼节”，“礼仪廉耻，国之四维”，从“吃饭”到“礼节”，从“礼节”到“社稷”，看来，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吃饭”问题的重要性了。
〇可不是嘛，不然，怎会有“吃了吗”这句挂在中国人嘴边的问候语呢？
管子把农业和治国直接联系了起来。层层递进，论述农事与粮食生产以及粮食与国家富强的密切关系，有力地阐述了农事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天为粤宛，草木养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具，民足财，国富，上下亲，诸侯和。”（《管子·五行》）充分说明农事与民生国计的关系。
《管子》还认为，“以农为本”关键在于君臣思想上重视，于是郑重告谏执政者：“慎富在务地。”（《枢言》）
●原来，农业科技还与经济、政治、社会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呢！那么，《管子》中的农业思想主要有哪些呢？
〇譬如，管子认为“辨于地利而民可富”，于是有《地员》《水地》二篇力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许多土壤学知识。
以《地员》为例，首先是对土地从宏观上划分类型，即“悉徙”“赤垆”“黄唐”“赤埴”“黑埴”五大类。这基本上是根据土壤的形态（高山、平原、丘陵）以及色泽、结构的划分，其中，也涉及对土壤形成和土质性能的分析。譬如“悉徙”，是一种由河流灌田形成的淤积地，具有土壤肥厚以及土质细碎、松软、肥沃等特征；又如“赤垆”，色赤黑，土质厚，既有松软成分，又有坚硬内容，具有滋润、肥沃特性。这就大致反映了地利分布情况。
管子分别指出几类土的性能之后，进一步对各类土壤的地利作了比较。通过比较说明了各类土质的优劣，明确了发展农业的可利用价值。比如说“悉徙”和“赤垆”是最好的土壤，都宜种稻、黍、稷、麦，菽，即所谓“五谷”。“黑埴”的土质与之相比，则较差，但也适合种稻麦主粮作物。“赤埴”的土质，不算很好，只宜种大豆和麦。而“黄唐”土质最不好，只产黍秫。
其次，是从微观上对土壤划分类别。为了让人们耕种有数，用好土地，先将土地划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等；然后针对各等次的土壤在土质特性和地利上的细微差别，各分为六种。如上等土，分“五粟”“五沃”“五位”“五隐”“五壤”“五浮”。经过精心研究，还发现每种土壤的品色各有五色，如“五粟”的五色是“赤、青、白、黑、黄”。此外，还对各种土壤的地利作了科学的评价鉴定，“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九州土为物（色）九十”，“群土之长是唯五粟”。
●《管子》对地质地利了解得如此精细，如此深刻，这些论述，非深入实地精心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知识而不能为。
〇的确如此。《管子》进一步认为，生物和环境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环境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综合体，水分、阳光、地形、土壤等自然要素，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影响着生物的发育和生长。《管子》对植物与水分、植物与阳光、植物与地形、植物与土壤、动物与环境及生物间的相互关系，都有详尽的描述。
●这倒与我们今天的生态学观点有些类似。
〇是的。管子不仅认识到生态系统的相互联系，而且也意识到自然界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这里所言之“天”，不是一个虚幻不实的神灵之天，而是自然之天、自然之道，与“天道”概念是可以互换的，都是指客观的自然规律。
这一段说明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自然界的气象规律还是人世间的造房规律，无一不是如此。并且，万物对于人来说，是没有远近亲疏的。灵巧的人用起来绰绰有余，笨拙的人用起来就觉得不足。《管子》认识到客观物质世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有顺从和遵循客观规律才能取得成功，反之则必将导致灾祸而无可挽救。
●看来，《管子》的确包含了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价值观，强调自然界的有序化，也阐明了生于天地之间的人与自然界处于既对立又依存的和谐有序的共生状态，因而人类活动必须顺应自然，自觉遵从客观世界的必然性。这对今天有什么启示呢？
〇启发大着呢。与《管子》一样，孟子也指出，齐国东南的牛山之所以“童山濯濯”，就是因为过度采伐和放牧的缘故。孟子以“养”和“用”的关系说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得其失，无物不消。”养和用，平衡的办法是“数罟不入池，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胜用也”。
孟子之后的荀子，也有类似的说法：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荀子·天论》）
在荀子看来，天是“无为”的，自然形成，不是神灵或人力追求所为，且“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自然界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是脱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即使人考虑得再深、能力再大、观察再精细，也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于自然，即“不与天争职”。因此，荀子很少用“道”而是用“天”来说明事物的本体即客观自然，而且“道”的本体义取消了，变成了事物运动变化普遍规律及人类用以认识世界的方法的代名词。同时，荀子认为人又是“有为”的，“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荀子·礼论》）人通过自身努力可以“辨物”“治人”，因此，天的“无为”与人的“有为”使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天和人各有职分，即“明于天人之分”。
所以，在发挥人的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的同时，荀子还强调自然的生态平衡：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鱼鳖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从管子、孟子到荀子，有个一贯的思想，那就是，人力与天力或对自然的“用”和“养”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如果滥用人力或“用”得过度，则会陷入环境、生态和人的生存的巨大乃至万劫不复的灾难。
〇自然，甚至比人力更伟大。我这里有两个实际的例证。
一、自然与人为，孰优孰劣？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南、北朝鲜以北纬38o线为停火线，沿线两侧划定的非军事区总面积为500多平方公里。停战半个世纪以来，这里基本没有任何人类的活动，恢复了完全的自然状态。三十年后少数韩国科学家钻进这个无人区，发现当年被炮火摧残得千疮百孔的地方，这时却河水清澈，森林茂密，物种繁多，一片欣欣向荣。在那里发现了多种稀有动植物，还“冒出”了14种以前认为已在朝鲜半岛灭绝的动物，包括东北虎和棕熊。
美国科学家惊羡地说：
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三千年以来的农耕文明突然中止，原始物种可以在没有人类干扰下自由发展。三十年来这个地区的生态恢复情况大大超过了人类所有的生态建设能够达到的水平。
这就是自然在三十年中“创造”的一个伊甸园。作为反例，世界级造林工程的纷纷失败说明，主动的生态建设往往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由自然的复杂所造成的。所以，有人大声疾呼：“只要不继续破坏，就是对大自然最好的保护！”
二、人进沙退还是人退沙退？
20世纪50年代，在“向沙漠进军”的口号感召下，中国人豪情满怀，开始了征服沙漠的壮举。然而，五十年过去了，除了少数治理成功的样板外，沙漠的力量似乎远比人类想象的强大。我们虽然一直在与沙漠化做斗争，但土地沙化速度非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呈加速的趋势。从生态伦理出发，来一个换位思考，无为而治，就像“三八线”生态区那样“人退”，减少人为压力，让自然去恢复。有专家指出，这样做，即使在那些古老的沙漠也不会造成太大危害，因为戈壁上有一层天然硬壳，古沙漠上也有一层天然面膜，只要我们不去碰它，是可以保护土壤不被风吹走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善待沙漠”。沙漠如此，那么自然环境条件要好得多的草原与沙地，“人退”后的恢复效果则会好得多。
●是啊！在人类自毁家园以饮鸩止渴的今天，东方智慧又一次显示出其伟大来。那是韬光养晦、隽永深长的厚重文化的伟力。
〇就拿农业来说吧。现代农业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带来环境污染、农药残毒扩散并通过呼吸、水源或食物链进入人体以及森林缩小、物种资源丧失等一系列问题。1962年，美国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有这样的标题：“不必要的大破坏”“再也没有鸟儿叫了”“死亡的河流”以及“自天而降的灾难”等等。这已不是耸人听闻，杞人忧天。当时有人驳斥，说依靠科技，人类有能力克服这些问题。可是，只不过几十年的光景，现代科技非但没有解决生态灾难，生态反而有加速恶化的不祥趋势。
面对当今人类头顶的生态“达摩克里斯之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是一种最有效的破解良方，而中国古代农学中反映出来的“三才论”则是这剂良方中的精华。
“三才论”的历史意义
●什么是“三才论”？
〇“三才论”是一种天地人宇宙系统论。反映到农学中，即着重研究天、地、人与动植物的关系，以及动植物与生长环境、动植物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古籍中有很多论述都反映了这种思想。
《管子·禁藏》指出：
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
说的是人只有顺天应地，才能获得农业的丰收。
《荀子·富国》中也有类同论述。《吕氏春秋·审时》则对农业生态系统作了高度概括，“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指出农作物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人的活动这三者的有机联系。《淮南子·主术训》“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以及《齐民要术》“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无一不强调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明代马一龙《农说》，更将“三才论”推向一个新高度，指出：“时言天时，土言地脉，所宜指稼穑。力之所施，视以为用……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三才论”是中国传统构建天地人物和谐统一的生态农学的伟大思想。
●到了今天，我们更加领悟到“三才论”的博大精深。对此，您能再具体解说一下吗？
〇好的。“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做各种因素相互联系、运动的整体，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和运动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传统指时体系以二十四节气和物候的结合为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以标准时体系为核心，并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中国传统生物学把生物体视为由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整体，注意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抑此促彼的观察与利用，把生物群落视为由同类或不同类的生物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注意它们之间的群体结构、彼此关系和物质循环，并运用于农业生产之中。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在“三才”理论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农业生物的生长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人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更不能违反客观规律。
“三才”理论蕴含着精耕细作和集约经营的道理。从基本方面和发展方向看，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业改善农业环境的种种措施的一种。除了改善农业环境以外，还十分重视提高农业生物本身的生产力，积极采取生物技术措施，两方面相互联合，共同构成中国农业的技术体系，是中国古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的不利因素、发挥其有利因素而创造的一种巧妙的农艺。“精耕细作”又是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的，其所有的措施都是围绕着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农业用地的产品数量、质量和种类这样一个轴心旋转。精耕细作、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使“三才”理论三位一体，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基本特点，而其中的灵魂则是“三才”理论。
中国古代的天、地、人“三才”理论，在当今实践中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三才”理论是哲学，也是宇宙观，古代将之应用于几乎所有方面。农业生产上，这是一种合乎生态平衡原理的思想。“三才”表现为中国农业特色的，是二十四节气、地力常新和精耕细作。这三者便是对应于天、地、人的“三才”思想的产物，完成了传统农业时期所能达到的理论最高水平。
“三才”理论，不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相反，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真正是“土地里种出来的哲学”，反过来又成为农业生产的指导思想，促进了传统农学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有机统一自然观集中体现的“三才”理论，是在农业生产中孕育出来的，并构成一种理论框架，推广应用到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各个领域。历史上，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三才”理论，及其所代表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就是最重要的表现。
●真是深刻。那么除了“三才论”以外，我国古代农业还有其他的思想观念吗？
〇中国传统的农学思想十分丰富，贯穿于传统农业发展的始终。
从理论体系上看，中国传统农学思想是由传统哲学思维中的天地人宇宙系统论和其所包含的哲学范畴、概念引伸建立起来的，大致包括：三才论——生态农业的理论基础；元气论——传统农业自然观；阴阳学说——农作物生长发育观；五行理论——农业框架结构观；圆道观——农业系统论和循环观；尚中思想——农业生产优化观。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时气论、土壤论、物性论、耕道论、粪壤论、水利论、畜牧论、农器论、树艺论、灾害论等等。当然，这些内容都是哲学思维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思想观念。那么具体到农业技术领域，中国传统农业有些什么技术和特点呢？
〇其实，在“三才论”及其应用中已经谈到了一些。首先，精耕细作应该是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是否就是农业技术里的“压磨耕翻”呢？
〇还不仅仅是如此。精耕细作，是“用以概括历史悠久的中国农业，在耕作栽培方面的优良传统，如轮作、复种、间作套种、三宜耕作、耕薅结合，加强管理等”。由此可见，如果把精耕细作单纯理解为“压磨耕翻”，那就错了。精耕细作的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包括轮耕、轮作、轮施肥、复种、间作、套种等。内涵博大精深，充满科学道理。
●那么，这种技术是什么时候产生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〇从有关记载看，精耕细作是在改造黄河流域低洼盐碱地的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则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我国自文明开化起，农业就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威胁，但同时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先民们建立沟洫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形成畎亩农田和垄作、条播、中耕配套的系列技术。可以说，精耕细作首先是在农业实践中顺应自然条件而产生的。
战国以前的沟洫农业，有两项相互关联的重要技术，即垄作、条播和中耕。沟洫体系所形成的畎亩农田，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行垄作的农田，为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我国中耕技术出现很早，商周时中耕就倍受重视。当时甚至出现了专用的青铜中耕农具。而是否实行中耕，则是中西传统农业的重要区别之一。
曾有日本学者称中国的传统农业是“中耕农业”，并与西欧的“休闲农业”相区别。中耕是以实行条播为前提的，而条播和中耕都是在垄作的方式下发展起来的。正是沟洫体系下所普遍形成的畎亩农田，为垄作、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垄作、条播和中耕技术的结合，加上适当的密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的作物群体结构，使作物的生长从无序变为有序，从而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雏形。这套技术，虽然是在《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才获得系统的总结，但它的产生却不迟于西周春秋时期。
此外，我国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人时”观念，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传统指时体系也在形成之中了。
●就我的理解，我国精耕细作技术起源很早，是在战国之前而非之后；其原因，也并非一般理解的是小农经济或人多地少的产物。
〇是这样的。
节气与农业生产
●您提到的“节气”，是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阴历中的二十四个节气呢？
〇直到如今，很多人还以为二十四节气是阴历的，其实这是个误区。
二十四个节气，是在地球公转轨道上均分的二十四个点，地球每转过15o即经过一个节气。对于太阳历而言，二十四个节气在每一年中的日子是固定的，而公历即是一种太阳历，所以，节气在每年的日子基本是固定的，即使由于闰年的关系，一般也就差上一两天。
而我国传统的阴历其实是一种阴阳历（以月相的变化为主，同时根据太阳的视运动，来调整使之保证平均年长度与回归年相等），它同时要兼顾月相和日相的变化，即每月长度均与月相相合，初一左右为朔日，十五左右为望日，同时，每年的平均长度又均要等于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也正因为如此，农历设置闰月而非闰日——19年7闰。
而对于纯粹的阴历——譬如伊斯兰历（回历）而言，十二个月相周期即十二个月，只有354天左右，这要比回归年短很多。如果不设闰月的话，每年短一点，时间长了就会差很多，新年的日期也不能相对固定，可能出现在一年中的任意季节。
所以，我们不能说节气到底是公历还是阴历的。其实，节气是一种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季节与物候的概念。
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季节性。适时而耕，适时而种，适时而获，都需要按季节早晚决定，这就叫做“农时”。农事操作符合季节者谓之得时，反之就是失时。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里有个“二诸葛”，绰号“不宜栽种”，就是讽刺其因封建迷信而误了农时。
季节用于历法范围内，按历法规定可以分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等，各个季节里的气候不同，因而农业操作事项也就不同。气候是常有变化的，若单纯按季节规程进行农事也不完全适宜，还需借助于物候，主要是观察自然界生物的活动。植物的萌芽、开花、结实，动物的出现、休眠和来往等现象，常与气候的变化有关，可以作为了解气候的辅助资料。
●这么说，节气与物候都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那么，我国古代对于节气和物候是如何开始认识的呢？
〇《夏小正》所描述的天象，有一部分明确反映了夏代的天文历法知识。书中还把天象同相应的物候联系起来，构成物候历与天文历的结合体，如十月“时有养夜”，五月“时有养日”，这是后来“二至”——冬至、夏至概念的雏型。后世的《月令》，基本上是承袭《夏小正》的体例而发展起来的。《夏小正》每月都以一些明亮显著的星象出没来表示动态的节候，使节候和月份发生固定的关系。从其所反映的物候来看，观测内容已很丰富。在植物方面，对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观察记录；在动物方面，凡鸟兽虫鱼都有所注意。
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一年的十二月名和多次的“十三月”记载，说明当时已用大小月和连大月来调整朔望，用置闰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这正是阴阳合历的最大特点。这种阴阳合历，在我国一直沿用了几千年。
《尚书·尧典》有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描画的至晚是商末周初的实际天象。这是用四组恒星黄昏时在南方天空的出现，来定季节的方法。所谓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4个节气。说明这时已有了明确的四季概念。
周代历法在商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诗经》中的一些农事诗，反映了当时业已丰富的天文和物候知识，并发明用圭表测影来确定冬至和夏至等节气。历法至此已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与农事活动关系最密切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在《月令》和《吕氏春秋》中大部分已经出现。西汉成书的《淮南子》，特别是《时则训》中，已有二十四节气的完整名称。二十四节气的每一节气相隔半月，应用到农业上相隔时间太长，还不够精密，有再细分的必要。于是，《逸周书·时则训》分一年为七十二候，每候五天。所以说，节气与物候是和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
据史料记载，早在六七千年前，黄河流域中下游还有长江流域下游等地区就已开始种植蔬菜；到了四五千年前，就开始出现了菜园和果园。
古代的种植业和养殖业
●您能谈谈古人在种菜这方面的成就吗？
〇好的。我国传统蔬菜种植，除了采用复种、连作、套种、间种等方法外，还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技术。至迟在两千年前，就已采用加温来保护“冬葵、温韭”以及葱一类的蔬菜。到了唐代，已经开始用温泉种植黄瓜。“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就是唐代诗人王建留下的生动记载。明代又使用温室培植黄瓜。
至于无土栽培的豆芽菜，早在宋代就已上市。林洪《山家清供》载：
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皮置盆，铺沙植豆，用板压。长则覆以桶，晓则晒之，欲其齐而不为风日损也。越三日出之。色浅黄，名“鹅黄豆生”。
这“鹅黄豆生”，就是以黑大豆培育出来的豆芽菜。
茭白，是人们利用黑粉病菌的厚垣孢子——“乌郁”或“茭郁”培植出来的蔬菜。茭白的大量生产，至迟在宋元时期。这是人们最早利用菌类培植蔬菜的方法。
黄化栽培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北宋已种植黄韭。元代王帧《农书》详细记载了韭黄的培育法。冬天，北方菜农将韭菜根移植室内，培以马粪，利用马粪发酵的热量，使韭叶软化，培植韭黄。后来，南方菜农利用这一原理在露地用瓦筒培植韭黄、葱黄等蔬菜。
●看来，古人还口福不浅呢。
〇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荤菜百蔬”之说，可见蔬菜品种之多。仅据汉末《四民月令》记载，黄河流域一带的蔬菜品种就有20余种；东魏《齐民要术》则载有31种，其中有21种至今仍在栽培，是主要的蔬菜种类。今天世界上常见的100多种蔬菜，有近一半源自我国。
●我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国一向以“丝绸之国”闻名于世，那么桑蚕业也一定发达。请问古人是怎么种桑养蚕的呢？
〇蚕桑业一向是我国农业的重要方面。相传黄帝之妻嫘祖教民蚕织。人们更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出一只“半割的蚕茧”。可见我国蚕织起源之古。
经过夏商周的积累，到春秋战国之时，我国的蚕桑业已达相当水平，成为衣食和财富的一大来源，“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牧民》）这时，桑树栽培、养蚕护蚕、整治蚕室、掌握温度等技术专著成批出现。
其中荀子《蚕赋》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关于蚕的习性、形态和化育过程的论文，而且还是赋与诗中隐语手法的发端：
有物于此，裸裸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滋，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
这首全篇仅169个字的赋，完全采用隐语手法，将蚕的形状体态、性能功用和生活习性等几大特征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通篇到底才道出个“蚕”字。荀子这首《蚕赋》，对后世咏物诗和民间的谜语影响很大，历代不少谜家认为它是我国物谜的开端：“荀卿《蚕赋》已兆其体”。
后来，又出现了药物育种、人工选择等留良汰劣的选种技术。这样，我们先民创造性地培育出许多优良的蚕种。后来，这些蚕种和养蚕技术传到了国外，为人类文明平添了不少亮色。
●看来，荀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还是颇有造诣的科学家呢。我想问，中国古代辉煌的农业成就，是否与“重农”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〇的确如此。“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而“民以食为天”，所以，中国历代将“重农”视为不可动摇的国策。
我们看两千六百多年前上演在北方平原上的一幕戏剧：
一队亡命贵族，在黄土平原上仆仆奔驰。他们虽然仗剑驾车，然而看得出来，他们疲倦极了，饥饿极了。他们用搜索的眼光望着田野，然而骄阳在上，田垅间麦苗稀疏，哪里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一个农民正在田里除草。那流亡队伍中一个王子模样的人物，走下车子来，尽量客气地向农民请求着：“求你给我们弄点吃的东西吧！你总得要帮忙才好，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的了。”衣不蔽体、家里正在愁吃愁穿的农民望了这群不知稼穑艰难的人们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从田地里捧起一大块泥土，送到王子模样的人物面前，压抑着悲愤说：“这个给你吧！”王子模样的人显然被激怒了，他转身到车上取下马鞭，怒气冲冲地想逞一下威风，鞭打那个胆敢冒犯他的尊严的农民。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大臣模样的人物上前去劝阻住了：“这是土地，上天赐给我们的，可不正是我们的好征兆么！”于是，一幕怪剧出现了，那王子模样的人突然跪下地来，叩头谢过上苍，然后郑重地捧起土块，放到车上，一行人又策马前进了。辘辘大车过处卷起了漫天尘土……
这是我国当代作家秦牧根据《左传》晋公子重耳亡命途中的一段插曲改写的，可见土地和农业在古人心目中的位置。
所以，为农业服务的“敬授民时”，也被看做是帝王应尽的大责。譬如，宋代真宗颁布了农书《授时要录》，清代乾隆也授意编纂了《授时通考》。
不仅如此，一些帝王还极为看重农业技术的发展。北宋时期，宋真宗就曾极力推广“占城稻”；清康熙还亲自种植试验田，培育优良的稻种。
帝王种稻社稷为重
“占城稻”是我国宋朝时期的一种良种稻。占城本为国名，故地在今越南中部。当地人民培养出一种良种稻，北宋初年传入我国福建地区。
宋真宗因当时江淮、两浙地区遇旱少水，派人从福建取来占城稻，多达3万斛，分别在长江、淮河以及两浙地区推广。并张贴榜文，大力推广，说占城稻比中国稻穗长而无芒，粒差小，又不择地而生。
这次占城稻推广的区域是广泛的，不仅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还包括黄河下游都城开封附近地区；推广的面积也很大，按每亩用种3升计，3万斛稻种就可种100万亩稻田。就是用今人的眼光看，一次性改良100万亩耕地，其品种的技术推广工作也极其艰巨。
宋真宗对占城稻的推广，可谓不余遗力，大张旗鼓，令各级官吏将种稻之法“揭榜示民”之外，还试种于玉宸殿之上，持于朝堂以示百官。
成熟期短、适应性强的占城稻的成功引种，使我国得以推广稻谷的栽培，并广泛采用二熟制，从而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两宋特别是南方长江流域人口剧增、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重要物质基础。
●是否可以说，科技的生产力功能，在这时已初见端倪了？
〇完全可以这么说。两宋以前，中国的人口数量最高值一直都在六七千万左右徘徊，而宋则人口剧增。宋真宗之后不到100年，到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北宋总户数竟达2 026万户。如果按一户五口计算，当时全国人口总数可以达到一亿以上。而北宋的版图，比之前的汉唐两代还要小不少；甚至偏安一隅的南宋，中期的嘉定十六年（1223），户数也有1 267万，照以上算法，人口也在6 000万以上。
是什么支撑着如此高的人口密度？譬如，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以上的城市就有46个，都城汴梁（今开封）人口更达百万以上；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高峰时甚至达到120万至140万人。这些，都创下了当时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可以说，是像占城稻的引种推广这样的科学技术起了核心的支柱作用。
●那么，康熙帝呢？他还真的亲自种地吗？
〇农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和命脉，关乎江山社稷，命系天下兴亡。所以，仅靠一纸谕令强制推行“重农”政策，或者是一两次亲耕陇亩的礼仪示范，恐怕都没有身体力行更有说服力。
清康熙帝在日理万机之暇，确实曾亲自主持试种早熟水稻。据《康熙几暇格物编》记载，康熙帝在皇家御园的西苑，就是今天的中南海丰泽园，种有玉田品种的水稻数畦，每年到9月才可收割。6月下旬的一天，康熙沿着水田的阡陌踱步，满眼是刚刚抽穗的水稻，猛然间他发现其中一棵长得格外高，近前定睛一看，稻粒已经成熟，于是将其摘下收藏了起来，决定留待明年试种，看看是否还能早熟。第二年试种果然成功，在6月即已成熟，颗粒饱满。从此以后，这种早熟稻米取代了西苑中的玉田稻，并且年年播种，其收成数量足够供应宫中的内膳房用米。
这种早熟稻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腆，因其产于皇家御苑，因而被称为御稻米。由于生长期短，还被引种到塞上的避暑山庄，开田试种也获得成功，取代了当地原先白露后才成熟的晚熟稻。自此以后，康熙每年到避暑山庄避暑时，均能吃到当年成熟的这种御稻米。
●康熙御稻是不是也推广到了民间呢？
〇是的。这种早熟的优良稻种，又经过20多年的培育，生物特性已经稳定。于是，康熙又决定把它颁给江南地区，令民间种植。如此可以一年两熟，既能接济夏秋之交麦禾断档，又可获得两倍于前的亩产量。
康熙晚年，这种御稻在江南地区得到广泛播种。先是在江宁（今南京）、苏州地区种植，继而又推广到浙江、江西等地，均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今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着地方官向康熙上报御稻米收成的奏折呢。
●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吃到这种米吗？
〇吃不到了。御稻好是好，但当时的耕作技术却不能解决不休耕连种所导致的破坏问题，所以御稻种植地域逐渐缩小，以至于最后绝迹。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
●连金銮殿上的帝王们都如此重视农业，亲自参与水稻技术的研究，看来我国古代的确是有“重农”的传统。
〇是的。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的生产，传统经济的主要成分主要是农业经济，其主要特点是小农经济的运作方式，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脱离不了农业。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植根于中国这块特定的“土壤”之中，受到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宗法伦理、农业经济及其小农生产方式等背景的深刻影响，表现出典型的生态型农业文化特征。
传统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固，与社会思想文化相得益彰，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就在两者的互动中绵延发展。几千年来，农民种庄稼的历史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文化或许可以称之为“乡土文化”，或“五谷文化”，总之，离不开“土”和“谷”。
●从土地、农业到文化，使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