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庄子有进化思想吗—“由人而显”的变异—“恶善好淫”与自然选择—比阿奎那还伟大的人—“格物致知”的功与过—三百年前的生物报告—段成式：中国的法布尔—千古“奇冤”一朝雪—偃师：中国古代的“上帝”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西方“我等乃造物所生”的人“生”观不同，中国自古就有生物进化的思想。《庄子·至乐》云：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蚍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羊奚比乎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这段话讲述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您能深入阐释一下吗？
〇好的。庄子的原文，一向含义深奥，较难明白。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曾经专门谈过这段话，认为“种有几”的这个“几”字，是指物种最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做元子。这些种子得着水，便变成了一种微生物。到了水土交界之际，便又成了一种下等生物；到了陆地上，便变成了一种陆生的生物……自此以后，一层一层地进化，一直进到最高等的人类。这节文字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生物一层层进化的理论，是显而易见的。
从语意上讲，胡适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段话，的确是向我们描述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
庄子的进化论
●那么，《庄子》所阐述的进化思想，与今天的生物进化论是不是一回事？
〇生物进化论，本是出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他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生物进化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一场强烈而持久的思想地震。进化论一进入中国，也掀起了一阵持久的思想狂飙。
诚如孙中山所说：
自达尔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说，皆依归于进化矣。
自此，国人对于生物进化的“物竞天择”原理——即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国早期启蒙家在传播进化论的过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中华先哲的生物演化思想与达尔文学说之间的联系。
严复在《天演论》中，也曾对《庄子》的这段话加以评述：
此章所言，可以之与晚近欧西生物学所发明者互证，特其名词不易解，《释文》所解析者，亦未必是。然有一言可以断定者，庄子于生物功用变化，实已窥其大略，至其细琐情形，虽不尽然，但生当二千余岁之前，其脑力已臻此境，亦可谓至难能而可贵矣。（《〈庄子〉评语·至乐第十九》）
严复，这位学贯中西的进化论传播者也认为，庄子是已经具有了生物进化的思想的先哲。
●这么说，是不是可以认为庄子已经有了进化论的思想？
〇可以。不过要注意，不应该把生物进化论同生物进化思想等同起来。科学思想应当有别于科学理论，科学理论应该是相对系统、完整、全面和成熟的科学认识，而科学思想则可能是相对零散、部分甚至不成熟的科学认识。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进化论是一种成熟的科学理论，我们不能根据庄子的这段话就推断出他掌握了进化论，而只能说，他已经有了生物进化的思想。因为在这段话里，庄子生动地叙述了从植物到动物最后到人的进化次序，并且归纳出万物都是在进化中产生、发展和灭亡的。
●您的意思是，可以认为庄子已经具有了生物进化的思想，但是还不能说，他已经提出了生物进化论？
〇是的，的确如此。
●那么，庄子怎么会想到思考生物演化这种“空”而“玄”的过程问题呢？
〇这颇耐人寻味。
实际上，庄子的思想，决不是“空穴来风”。而与道家“天道自然”的思想渊源有关。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更将自然置于崇高的地位，“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庄子·大宗师》）
“法自然”，也可以说是效法客观的规律或法则。只有观察自然、了解自然，才能从中参悟天地和人生的大道；只有顺从自然、效法自然，才能昌盛不衰、立于不败。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庄子会专门来思考和阐述有关自然演化的问题了。
庄子之后的进化观
●那么，除庄子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人提出过生物进化的思想吗？
〇有的。除了庄子之外，还有荀子、王充等人。
王充，通常被称之为中国的卢克莱修，他发展了道家的“物种”猜想，并使用生物学的论据，论述了自己的观点。王充把天地看做万物之父母，他接受道家的观点，指出天地的种子（“精”）结合所产生的后代是一个无意的自发作用。一旦生物形成，天就不再干预。此后，生命的自然过程不可阻挡，生物不可抗拒地继续其行程直至死去，每种生物因其形体特点各有其特点和生命的长度。
王充相信自发生殖，并有着较强的物种意识，龙生龙，凤生凤。王充还认为，“麒麟”和“凤凰”并非单独的种，而是由通常的鹿和鸟因时机凑巧而产生的变态：
尧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尧、舜之类也，骨性诡耳。鲧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鲧、瞽瞍之种也，知德殊矣。试种嘉禾之实不能得嘉禾。恒见粢梁之粟茎穗怪奇。（《论衡·讲瑞》）
可以看出，王充的思想，当如李约瑟博士所言，是“早就讨论过现代的突变论”的。
除了庄子、王充等人之外，刘蒙、黄百家和康熙等也在遗传育种的实践活动中产生了生物进化的思想。
宋代的刘蒙在《菊谱》中描述了35个菊的品种，并认为：
余尝怪古人之于菊，虽赋咏磋叹尝见于文词，而未尝说其花怪异如吾谱中所记者，疑右（古）之品未若今日之富也。今遂有三十五种。又尝闻于莳花者云，花之形色变易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者以为新。今此菊亦疑所变也。今之所谱，虽自谓甚富，然搜访有所未至，与花之变易后出，则有待于好事者焉。
刘蒙说，古代的菊花品种不如现在的多；菊花与牡丹一样有变异，年年保存其变异，就可以形成新的品种，现在所见的菊花品种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以后菊花还会发生变异，并由此形成更新的品种。显然，刘蒙已经明确提出了通过变异、遗传和人工选择的方法就能实现菊花由少数类型到多数类型的演化过程。这种以变异（选择和积累）为材料，可以实现生物种类由少到多演化的思想，正是生物进化的思想。
●那么，黄百家和康熙的认识是否会更明确一些？
〇说得不错。清初，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描述了鸡冠花的许多新品种：
尝日所见《本草》所载止有紫白黄三色，高者五六尺，矮者三四寸者而已。花叶顽蠢，无媚人之致，卉中之贱者也。迩年来于友朋园亭见所谓暹罗新种者，高者丈寻，娇艳特异，然总会其数，亦仅五六而止。（《学箕初稿·鸡冠花记》）
是年秋，往观东邻邓氏之鸡冠花：
夹道盈庭，周遭林立。区其类，紫如芝英，赤如猩血，绿如嫩林，黄如蒸栗，或绀或茜，或苍或白，或一色而淡浓殊种，或异类而一葩并列；玩其状，有如球者、胄者、层台者、缨络者、佛指者、禽似人形者，恍惚变幻，效奇呈谲。（《学箕初稿·鸡冠花记》）
鸡冠花种类由少到多的这种魔幻般层出不穷的变化，给了黄百家以极大的震撼，也由此引发了他的深人思考：
自有兹花以来，考之书，征之见闻，未有如斯之奇特也。邓子因请文为记。余惟天地变化，草木日蕃，其自昔无今有者，不可殚数。即如一菊，见之古者，仅有黄花，今之为菊，至以百数。王之槐，姚之黄，魏之紫，方陈之荔，亦非以始于数氏哉？造化之生生日新，物类之日出无已，然生之自天始必由人而显。（《学箕初稿·鸡冠花记》）
看吧，“天地变化，草木日蕃，其自昔无今有者，不可殚数”，“造化之生生日新，物类之日出无已”，还有像花的种类那样也无不“始于数氏”等，不都表达了明确的生物进化思想吗？——生物种类非一成不变者，而是不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低等到高等、由简单到复杂地逐渐演化生成的；自然产生的变异，必须经过人工选择才能逐渐积累到显著的程度，即产生新种类，黄百家天才地认识到人工选择在生物新种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黄百家真了不起。
〇可不是吗！黄百家曾作《学箕初稿·田草赋》，其中说：
盖一长而一消兮，何能听尔之纷繁？独怪天之生物兮，惟尔类之独厚。嗟我苗之日护兮，尚憔悴而难秀；何惟尔之务去兮，乃不植而愈茂？因知天之恶善而好淫兮，自前世而固然。
草与苗，是“一长而一消”的种间竞争关系，杂草易生而禾苗难秀。这样，黄百家就发现了“天之恶善而好淫，自前世而固然”的自然选择法则，比达尔文、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要早近两个世纪。
不仅如此，黄百家还有许多思考：
百家私忖：造物凡创设一种类，必极尽其变化。假观木类，松叶细如针，桄叶大如盖，种种奇形异状，不可胜数，飞、潜、动、植、土、石之类皆然。（《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
这是平凡中升华出的伟大哲理。生物物种、性状及器官具有极大的变异潜力，因而可以在不同环境中辐射地进化。“造物凡创设一种类，必极尽其变化”，黄百家举树叶为例，说明的正是这个意思。除了动植物（飞、潜、动、植）的生命界以外，黄百家还将这一原理扩展到整个无机界（土、石皆然），继又更举水的变化——海潮加以发挥，达到了一种哲学认识的高度。
●真不愧“伟大”二字。那什么是康熙的生物进化思想呢？
〇作为一国之君的康熙，酷爱科学，留心自然，曾在《康熙几暇格物篇》中提到：
粟米有黄白二种，黄者有粘有不粘，本性注云，粟粘者黍，北人谓黄米是也。惟白粟则性皆不粘。七年前，乌喇地方，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土人以其种播获，生生不已，遂盈顷。
获此良种于山庄试验，果然“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用以制作食品，“洁白如糯米，而细腻香滑殆过之”。康熙思绪飘得更远——可能这种单株选择法，很久以前就有了，“想上古之各种嘉谷或先无而后有者，概如此，可补农书所未有也。”
康熙的过人之处在于，非但明确认识到生物的进化，“想上古之各种嘉谷或先无而后有者，概如此”，更提出变异是遗传性的变异，人们若能加以选择，便能培育出新的种类。
难道说，这还不是生物进化思想吗？
●生物进化可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库中的“公器”。
〇的确如此。如果说，庄子和王充等人的生物进化思想因为经验材料不足而更多地流于思辨的话，那么，刘蒙、黄百家和康熙等人的生物进化思想则是直接来源于遗传育种实践的明确的科学认识。
有趣的是，南宋朱熹也曾就生命的起源谈过自己的认识。受《庄子》的影响，朱熹主张生命是从种子生化出来的：
生物之初，阴阳之精，自凝结成两个。盖是气化而生，如虱子，自然爆出来。既有此两个，一牝一牡，后来却以种子渐渐生去，便是以形化，万物皆然。（《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有机自然观及影响
●这么说，朱熹也是有生物进化的思想的。那么，他对于整个自然界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
〇朱熹的自然观，是一种有机自然观。他把整个自然界都综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更进了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也融合为一体，认为天地人同理。
在宇宙观上，朱熹发挥了“理一分殊”，指出“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认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然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的表现。
朱熹承认宇宙中有“理”和“气”两种东西，认为“理”是世间万物生成的“生物之本”，而“天下方万事不易之常理”。众理这全体，便是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散在万物，如月亮映在万川。
朱熹还具体地认为，“理”体现在社会上就是仁义道德规范，体现在政治上就是礼乐刑政等规章制度，从而把“理”进一步伦理化、世俗化，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政治和道德准则。
朱熹理学，对后世影响很大。
●这倒挺有趣的。对这种自然观，应该如何评价呢？
〇朱熹的自然科学思想，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评价，“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或许可以说他的成就要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
李约瑟认为，莱布尼茨受到了朱熹哲学的影响，当爱因斯坦到来之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这么看来，朱熹的科学思想对于西方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〇可不是吗！李约瑟就认为，朱熹的思想对莱布尼茨有很大的影响。
李约瑟用历史资料论证莱布尼茨的思想与中国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密切联系，其中转引了莱布尼茨的言论：
当近代中国的诠释家们把上天的统治归之于自然的原因时，当他们不同意那些总是在寻求超自然（或者不如说超形体）的奇迹和意外救星般的神灵的无知群氓时，我们应该称赞他们。
李约瑟认为，这里暗示着近代科学与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内在联系，莱布尼茨本人的哲学体系确实从朱熹的有机主义中得到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和启发，甚至“莱布尼茨的一生，对中国科学的每一部门无不感兴趣”。
●真令人钦佩。那么，朱熹理学对中国科技又有什么影响呢？
〇影响很大。对此，李约瑟也有评述：“这样一个结论是并不牵强的，即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
宋末之后，在朱熹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博物学被广泛地称为“格致学”。数学家秦九韶提出“数理一源”“数与道非二本也”，说明他受了朱熹思想的影响；此外，李冶、杨辉、朱世杰等数学家也都是理学的信徒，他们在数学上之所以能够做出那么大的成绩，当然与朱熹思想密切相关。
朱熹五传弟子“金元医学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将其一部医学著作题名为《格致余论》，并序称：“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王世贞说李时珍《本草纲目》“实质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说明格物思想对中医学的促进作用。李时珍自己也说，《本草纲目》“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以认为，《本草纲目》是朱熹“即物”以穷“天地日月阴阳草木鸟兽之理”的理论具体和升华。不仅于此，李时珍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把阴阳五行引入本草学，用“比类取象”的方法把动植诸类归属五行，完成了本草理论体系的五行化。这其中起作用的，仍然是从道家、道教理论中化育而被朱熹集大成的阴阳五行理论。宋代以后医药学家把医术看做“仁术”，显然也与朱熹的思想影响有关。
朱载自幼“即悟先天学”，后著有《先天图正误》，首创十二平均律；宋应星也由衷地称赞朱熹的《四书集注》“其言却亦平实”。由此可见朱熹的思想对后世科技活动的深远影响。
●我想，北宋、南宋各出了一位科学与思想双全的大家，如果说，沈括在具体科学上超过了朱熹的话，那么，能否说在思想上朱熹则又超越了沈括？
〇是的，说得对。
●可是，到了近代，梁启超在评价朱熹时却颇有微词，“科学初输入中国时，前辈译为‘格致’，正是用朱子之说哩。”这，又该如何看待？
〇其实，梁启超还算温和的呢。
戴震曾作《孟子字义疏证》以正视听，直指朱子解经“杂袭释老，以售其私”，痛斥程朱“理欲”之论乃“残杀之具”。梁启超认为，戴震对宋儒理学的批判，是中国“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后来，鲁迅更发出“礼教吃人”乃至“救救孩子”的惊世呐喊。
不可否认，朱熹理学在朱熹之后被官化以至僵化的过程中对中国科技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被看成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但是，被僵化、教条化的“朱熹理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朱熹理学本身；而且，即使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仍在诸多科学家实践与发展朱熹理学的过程中有所前进，譬如明代朱载的“十二平均律”就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声学、音律上的伟大创造。
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实验方法，也缺乏完善的形式逻辑体系，但中国有发展至朱熹理学而趋于成熟的有机自然主义。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乃至繁荣的基础，于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一度保持在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
当然，理学本身与科学的关系，仍需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所谓有机论自然观对古代科学不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甚至还是消极的，这一观点肯定是有偏颇的。
●为什么说宋代是我国科技与思想——譬如理学的伟大收获期呢？
〇宋代偃武修文，优礼文人，尊重士子，太祖立不杀士人之誓，“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思想解放，不设禁区，于是，文化昌明，创造迭出。当然，这也造成经济繁荣而武力软弱、文明发达而国家分裂之弊，但又在客观上导致民族融合、文明交融的局面。一句话，是宽松多元的思想、文化之浪，鼓荡出宋元科技的高潮。
有机自然观，之所以在朱熹那里集前人之大成，原因固然很多，但儒、释、道三教的合流无疑是一大要因。
●我们从生物进化不自觉地聊到了理学与科技的关系，这是否就隐含着生物学与有机自然观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
〇是的。有机自然观，顾名思义，就是将世界看做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或者说，是用鲜活的生命的眼光来看待自然，因此，关注自然，特别是生命现象，是中国传统科技的一大亮点。
黄百家的杰出贡献
●难怪，中国思想的大家们往往都对生命现象情有独钟，兴趣盎然，从庄子、荀子、王充、沈括、朱熹直到黄百家都是如此。
〇说起黄百家，他不仅对生物进化多有思考，而且还很关注生命起源。
一次，黄百家上余姚客星山上看望哥哥，见左邻右舍都在孵化雏鸭，就饶有兴趣地观察和询问，于是给我们留下了我国胚胎认识史和家禽人工孵化史上最早也是唯一的珍贵史料。
卵虽外包以壳，而老于哺者，其壳中之情形纤悉，时刻后先，历历不爽。问其何以知之，皆由于照也。其照法，尽垩其室，穴壁一孔，以卵映之，若水精丸，纤微必烛。未哺以前，止见黄白也；其次日，即见一小珠，熠耀其中，甚亮而白；三日，其珠渐红而稍大；四日，色正红如小钱样；五日，如大钱而络以血线；六日，见血，生头，状如蜘蛛。是日，或间有坏而退者，是为六日厄；七日，生眼一只，黑细如菜子，雄左而雌右；八日，两只；九日，其眼忽悬下，荡漾不定；十日，定；十一日，一边白亮有光，亦左右如前；十二日，两边；十三日，生足、翼；十四日，生尾毛；十五日，色微黑，盖身初生毛而尚不可辨。是日，上摊，叠以三层，亦间有坏者，为上摊厄；十六日，见微毛；十七日，生翼毛，叠两层；十八日，一层间半；十九日，一层，盖至是毛愈长不必照，而止于转，时听声；至廿五日，身犹着壳，滴滴然其声实也；廿六日，如击核桃，渐离壳矣；廿七日，索索然不丽于壳矣；廿八日，收黄于腹孚头。是时照之，其头昂起，弹指有声。是日有蟠头厄；廿九、三十日，破壳齐出矣。（《学箕初稿·哺记》，1674年）
这简直是一篇活灵活现的生物实验报告。让人如临其境，“历历不爽”；又如闻其声，“滴滴然”“索索然”。
●生动自不必说，但其科学性如何呢？
〇以现代科技的认识，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尽垩其室，穴壁一孔”，可增强光照的对比度，为细致准确地验卵准备条件。此法相当于现在的验卵灯装置。哺前的卵，应呈“若水精丸，纤微必烛”及“止见黄白”之状，因为这样的卵是正常的，有利于雏鸭的优生，可以用来孵化。这是孵化前的验卵。
孵化第二天，“见一小珠，熠耀其中，甚亮而白”，说的是（透亮的）胚盘的迅速发育情况；第三至六天，“珠渐红”“色正红”“络以血线”到“见血”，描述的是胚胎静脉窦和胚盘血管网的逐渐明显发育直至（循环着红血球的）许多血管在胚胎上分布出来的过程。而“其珠”“稍大”“如小钱样”“如大钱”到“生头，状如蜘蛛”，描述的则是胚胎从珠形的胚盘逐渐发育为蜘蛛样大小和形状的有头的胚胎的过程。
第六天的验卵，就可以将与上述状态明显不同的未受精卵和死胎卵捡出；第七至十二天，描述的是胚胎眼睛的发育情况。在现代胚胎学的观察中，胎鸭的眼部从第六天起开始强烈地沉淀色素，光照下，第七天可以观察到胎鸭的一只眼点，第八天两只。而第九天胚胎怕热向下移动，第十天稍为安定。第十一十二天，成形的完整眼睛基本形成（眼睑达到瞳孔），用光照，第十一天能看到一只眼，第十二天两只。所以，文中除眼睛（点）“雄左而雌右”的见解有欠根据外，其余的描述则与现代胚胎学的观察基本上完全一致。
胎鸭前后肢的显现和发育很早（北京鸭第四天即已出现），但起初太小很难看到，到了第十三天，就相当明显且具备了水禽肢的特征，此所谓“十三日，生足、翼”；第十四天，胎鸭全部躯干（至头尾部）都覆以了绒羽，正是“十四日，生尾毛”；到第十五日，胎鸭全身被覆绒羽的一般形态已经形成，故“色微黑，盖身初生毛而尚不可辩”。到第十五天，就能明显地将死胎卵与活胎卵区分开来并捡出；从第十六至十九天，胎鸭体毛渐长，机体代谢产生的热量也日有所增，故温度要慢慢地降下来，即叠的层数要渐次减少。
从第十九天起，因“毛愈长，不必照”，而代之以转卵听音法；从第二十五至二十七天，鸭身由着壳到渐次脱离的声音变化，在验音时会经过由实而虚的过程，即先着壳的“滴滴然”、再渐离壳的“如击核桃”、后离壳的“索索然”；（第二十七天至）第二十八天，卵黄囊完全被拉入体内，即“收黄于腹孚头”。此时胚胎已接近孵出，雏鸭已经形成并有明显的应激反应，故验卵时“其头昂起，弹指有声”。此时也还会发现有少量死胎卵存在。第二十九三十天则是雏鸭啄壳而出的最后日子，即“破壳齐出”。
●非常奇妙。可以说当时我国对家鸭胚胎发育已经达到了经验观察的极限了。
〇是的。其细致和准确，达到了用非解剖方法——即只是照和听所能达到的近乎极限的水平，并与现代胚胎学的认识基本上一致。
其实，寄情山水、留心万物之人又何止万千！我这里再举两个你可能会感到兴趣的例证。
19世纪末，法布尔从法国荒石园里捧出巨著《昆虫记》，而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昆虫记》依然散发着神奇不减的魅力。
法布尔不是将昆虫看做单纯的实验品，而是尊重它们的灵性，视它们为亲人和朋友。在法布尔眼里，昆虫也具有人的灵性、人的性格，美丽动人，活泼可爱。大自然就是实验室，荆棘丛中，葡萄架下，田野里，山坡上，法布尔以同情和爱心，与昆虫嬉戏，与昆虫絮语，研究成了一种乐趣。于是，昆虫世界的诗意与美，跃然纸上；从此，人文精神融入了科学著作，生命成为永恒的歌唱。
中国的法布尔——段成式
有谁知道，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我国就出现了一位法布尔式的生物学家。他就是段成式。
段成式，西河（今汾阳）人，中唐博物学家。生于书香世家，父段文昌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曾两任西川节度使。段成式自幼就对动植物有着浓厚的兴趣，长大后任秘书省校书郎时也不放弃观察研究，终于完成《酉阳杂俎》这部中国古代的《昆虫记》，当时就产生了轰动，后来还引起了北宋沈括等人的极大兴趣。
《酉阳杂俎》将动物分为羽篇、毛篇、鳞介篇、虫篇和肉攫部，对动物的进化、特征以及分类进行了介绍。段成式对动物特别是昆虫观察细致，描摹生动。
鲤鱼的侧线鳞：“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结合现在所见鲤鱼特点，皆有侧线鳞35～38个，一般为36个。而所谓“鳞上有黑点”，系指鳞片上的侧线孔，有听觉、感受水流及定位等功能。
鲸类由于外形与鱼类相似，中国古人在先秦时误将之划归为鱼类。段成式始对这种说法产生疑问，将鲸类归为“非鱼非蛟”，既非鱼类也非爬虫类。这种认识虽未明确将鲸类划属兽类即哺乳动物，但却是中国古代唯一关于鲸的归属“非鱼”的正确见解。
对昆虫的观察，则以雨后土蜘蛛（）以“活动门”扑食昆虫的记述为详细有趣：“每雨后多颠当（）窠，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土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捍其盖，伺蝇、蠖（蛾类幼虫）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隙可寻也。”这是昆虫为自己窝穴伪装活动门以利捕食的一例生动的记述。很有《昆虫记》的趣味风致吧？
无论是《尔雅注》，还是《酉阳杂俎》，都使我们本能地感到畅快。当年法布尔的声音仿佛回荡在耳际：
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是研究本能和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是探究生命。
王廷相的贡献
另一个例证是明代大哲学家王廷相。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相信大家都知道《诗经·小宛》中的这段话。意思是说，蜾蠃无雌，捕捉螟蛉幼虫教养，收为自己的儿子。后世人们把收养义子称为螟蛉子，即来源于此。这真是千古奇冤。事实是，蜾蠃，即一种蜂，捕螟蛉为食，并以产卵管刺入螟蛉体内，注射蜂毒使其麻痹，然后负之置于蜂巢内，作为自己幼虫的食物，而古人却错以为蜾蠃养螟蛉为子。这样，本是螟蛉天敌的蜾蠃，反被认贼作父了。
这千古谜团，终于被明代王廷相给揭破了。
接近土蜂之窠，反复细致观察，如是者许多年，王廷相发现，蜾蠃遗传后代，是先产子如蜜点者在孔底，然后将螟蛉、蜘蛛等负入窠内，闭其户待其子食，其子数日后即蜕化为蜂。这样，一举廓清了上千年的妄谈。
古人如何看待机械
●如果说，西方近代是用机械的眼光来看待生命甚至人体的，就如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的宣言那样，那么，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是如何看待机械的呢？
〇这个问题提得好。机械的“机”字，在中国传统里，非但了无西方近代的那种“机械”味道，而且还由此升华出东方最伟大的智慧——机发论。所以，与西方截然相反，中国人是用生命的眼光来考量“机械”及其作用的。
我们先看“偃师造人”的故事，见《列子·汤问》：
……偃师谒见（周穆）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镇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黑、白、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胃、肠，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
●真够神奇的。想象丰富恣意，构思奇特新颖。但这跟有机自然观有何关联？
〇这看似用革、木、胶、漆等死的材料组装而成的“机器人”，但却不是死的机器部件，也不是简单的机械拼接，而是与人一样，“内则肝、胆、心、肺、脾、胃、肠，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无不毕具，缺一不可；不仅如此，各器官部件之间还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
这简直就是今天系统论的思想。当然，其中所反映的主要还是中国特有的有机自然观，即用生命整体看待自然包括机器、机械的有机与联系的眼光，换言之，“偃师造人”是中国传统关于世界机能化、整体化的思想和方法的浓缩。在一定意义上说，无机世界——物质、机器、机械，也被赋予了生命，不过是人这一生命体的结构性与功能性的有机物化、外化和延伸而已。如此，方能实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
因而，中国思想对今天的“物”的世界，无疑有着伟大的启示意义。
中国思想，与生俱来地就融入了浓烈的人文关怀色彩。我们再看一个与机械有关的例子，见《庄子·天地》：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鉴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这也是个有趣的故事。意思是说物欲与人文的对立。
〇不错。这里尽管反映的是道家天道无为的思想，但也不难看出，中国文化渗透到骨髓里的那种伟大的人文关怀，而且就是在讨论机械的时候。
●看起来像是说，道家反对以机械为代表的科技的应用？
〇不是，绝对不是。道家主张的是“顺其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而不是主观随意的妄为胡来。同样是机械——桔槔，《庄子·天运》说：“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可见庄子并非一味地反对工具与技术。只是强调工具和技术要掌握在人的手里，造福于人。而不是相反，为祸于人，或使人成为工具和技术的奴隶。
联想到今天人的异化这一残酷现实，我们应该体会得出，庄子“不得罪于人”一语中所浸透的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让世界充满爱！”有机自然观，无处不充满着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