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篡周自立，平定叛乱，多依赖武将。然而，当国家统一之后，更加需要能够治理国家的贤能之士。为了使国家强盛安定，隋文帝采取了偃武修文的政策，同时，为了发展经济，隋文帝还鼓励各业并举。这些强国策略的贯彻实施，使得隋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开皇之治”。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同年四月，隋文帝发布了“天下大同、僵武修文”的诏书。诏书说：“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丧乱已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迩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俱尽。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官府从宦，丘园素士，心迹相表，宽弘为念，勿为跼促，乖我皇猷。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于颜色，劳于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疏。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匡兹不逮。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默，退有后言。颁告天下，咸悉此意。”这封诏书表明他已经决定实施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了。
开皇十年（590年）五月九日，文帝又下诏：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军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惹属州县，垦田藉帐，一同辅户。军府统领，宜依旧式。
而且，诏令还宣布废除山东、河南以及北方缘边的新置军府。山东、河南军府，或是齐亡之后增设，或是为了平齐而新立，都出于一时的军事需要，至于北方缘边军府，完全出于防御突厥的需要。现在战乱平定，新置军府没有继续保留的需要，裁撤势在必然。因此，这些军府一置一废，国家趁机削弱乡村豪强势力，对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大有裨益。
事实上，自隋朝建立阻来，文帝一直想方设法消除私人武装。开皇三年（583年）正月，他曾下诏：“禁大刀长稍”。但是，当时严峻的内外军事形势决定了这一措施难以彻底贯彻。平陈以后，偃武修文的内外条件均已具备，这时候，文帝能够迅速调整国家战略方针，立即裁汰军队，寓兵于民，表现出他在历史转折关头具有洞察力和卓越的领导能力。
此后，隋朝在全国加紧取缔非法武装，开皇十五年（595年）二月，下令除关中和缘边地带，国内私人拥有的兵器一律上缴，如敢私造，绳之法。开皇十八年（598年）正月，又针对江南屡生民变的情况，发布禁令：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恶括入官。这些措施与精兵政策相辅相成，起到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防范武装反抗、削弱地方势力的作用。
隋文帝在之前所做的偃武的举措，都是为后来的崇文兴教做准备。
北周尚武，朝贵几乎都出自行伍，形成蔑视文人的传统。隋朝虽然有所变革，但积习难击，而且，内外形势也不允许国家从容取士，故其用人多为应付各级政府处理公文急需，注重实用，即所谓“近代左右邦家，成取士于刀笔”。而此时朝中更是以武官为主。
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开皇二年（582年）12月，文帝在指挥抗击突厥的紧张斗争中，仍不忘发展文教事业，专门赐给能通儒经的国子学生束帛，给予亲切的鼓励。这一举动，同样给主张文治的朝臣儒士以鼓舞。圣眷正隆的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北古驿）刺史柳昂抓住机会，上书文帝，指斥动乱造成的社会风气败坏，请求在全国劝学行礼。柳昂出身河东望族，素有家学，其建议得到文帝的重视和采纳。开皇三年（583年）四月十八日，朝廷为此下诏：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王庇民，莫先于礼。……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余，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豪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据记载，诏书发布后，“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开皇五年（585年）四月，文帝诏征山东义学之士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和刘祖仁等六人同至京师，被委任为太学博士。这次征召人才的范围相当广泛，不止限于上述六儒。原北齐南阳王博士房晖远为太常卿何妥所推荐，经吏部尚书韦世康推荐，被任用为太学博士。而且，征召的地域不限于山东。梁宗室萧浚大约也在此时被任命为国子博士而同是南粱出身的王颊则明确在“开皇五年，授著作佐郎，令于国子讲授文献称”隋开皇初，文帝搜方逸隐。
梁彦光任相州刺史，见当地人情险薄，欺诈成风，下决心革除其弊，出资延聘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自己常在季月召集学生，亲加策试。有聪明好学、成绩优异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如有好诤讼、偷懒无成者，则令其坐于庭中，设以草具。当学生学业大成时，他亲自举行宾贡之礼，义于郊外设宴饯行，资助其上考。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隋文帝劝学行礼诏发布后，“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
然而，这些儒士当中，也有所谓的御用文人，为了被文帝抬上国子祭酒高位的元善就是这样。国子博士何妥对元善的学界领袖地位很不以为然，知道元善集诸儒讲《春秋》，便去参加。元善见来者不善，私下对何妥说：“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可是，何妥不吃这一套，等元善开讲后，专门挑些古今疑义的问题提问诘难，问得元善张口结舌，面红耳赤。
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下令把“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开皇十年（590年）11月7日，文帝亲临国子学主持隆重的释奠仪式，学礼完毕后，命国子祭酒元善讲演《孝经》。元善体察上意，把忠孝之义渲染铺陈，古今事例，倍手拈来，头头是道。文帝听得龙颜大悦，大加称赞。接着，太学博士马光升讲《礼》，同样是条分节解，听众莫不推服。骠骑将军崔彭是文帝的心腹，一直负责宫中宿卫。文帝曾对他说：“卿弓马固以绝人，颇知学不？”崔彭回答道：“臣少爱《周礼》、《尚书》，每于休沐之暇，不敢废也。”文帝让他试讲一段，崔彭当即讲了君臣戒慎的道理，文帝颇予赞赏，不久即予提拔。
在文帝文治政策的积极推动下，隋朝的文教事业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