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王朝的统一中国，社会的安定，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开创了有利的条件。隋文帝沿用前朝制度，在主管全国官府手工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太府寺中，下设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9个官署，掌管全国诸多的手工业部门。在各个官署之下，工匠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的主力大军。由于手工业生产任务的繁重，隋初农民每年为国家服役一个月、工匠则必须服役两个月，即“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
就手工业部门而言，隋朝的丝织业和造船业是较为发达的部门北齐时，在定州（今河北定县）曾设置纳绫局，是当时著名丝织业中心。当时，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所出产的“鸡鸣布”，据载，这里“一年蚕阴、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关于造船业，乎陈前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县）所监造的特大级“五牙”战舰，于船上建五层楼，高100余尺，全舰可载800名战士。隋朝造船业所达到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隋朝手工业的其他部门，在瓷器制造业方面，于陕西西安李静川墓发现了隋炀帝大业四年人葬的白瓷螭把双手鸡首瓶，于陕西西安姬威墓发现了大业六年入葬的白瓷罐。在李静川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碧色玻璃瓶。这些精美的白瓷器皿的出土，表明隋朝的瓷器业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玻璃瓶的发现，表明隋朝确已能够制造玻璃器皿。在雕刻业方面，蜀郡的精巧雕刻，还有魏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的“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在造纸业方面，隋代造纸业由于选用优质原料和造纸技术的提高，已出现了加工加料染色的纸张，标志着造纸业的技术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的写经卷子，便是用麻和楮皮混合加工而成，为竖帘密罗纹，纸面纯洁细微，略带白色。除此之外，在制茶业、制盐业以及漆器业等方面，隋朝时期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隋朝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然而，当初文帝一上台，就对手工业实行严格的管制，“于时王业初摹，百度伊始，征天下工匠，纤微之巧，无不毕集”。从全国各地征调而来的各种工匠，实行番役制度，其役期远较一般农民为长，“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国。以后，农民的力没有所减轻，而工匠役期却未见缩短，大概一直维持到隋亡。
这些工匠集中于太府寺，下辖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署，分类管理，其它中央部门和地方官府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工匠，组成强大的官府手工业。对于一些重要的部门，如盐池等，国家还实行特别管制，中央设想监、副监以统辖东西南北面等四监。官府手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技术和产品等方面，都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成为整个手工业部门的主导力量，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实力。其产品之精美，表明技术水平较南北朝时代有较明显的提高。
而对于民间工商业，隋文帝则是采取了抑制的政策。开皇十六年（596年）六月十三日，文帝专门下诏：“制工商不得进仕”。其意义在于从政治上强调对民间工商业者的歧视。发达的官手工业所生产的产品，主要通过国家分配调拨的方式进行消费，部分也进入市场。总的来说，隋朝的民间商业并不繁荣，内外贸易市场都在官府的管制之下，“缘边交市监及诸屯监，每监置监、副监各一人。畿内者隶司农，自外隶诸州焉”。在此情况下，民间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有一定限度，而国家在注重农业社会安定和加强对社会全面控制的政策基调下，自然采行通货紧缩政策，严格货币管制。
开皇元年（581年）九月，文帝下令铸行标准统一的新钱。新钱制作精良，上刻“五铢”二字，每钱重三克多。为了推行新钱，隋文帝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诏令“四面诸荚，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音，即以为铜入官。”同时，命令禁止前代旧钱。翌年，因旧钱繁而不止，下令凡出现此类情况的地区，县令罚半年俸禄。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从此，隋王朝流通的钱币统一起来了。
在统一钱币的同时，隋文帝又下令统一度量衡制，在度、量、衡三个方面，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斗为一斗，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当时，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刺史赵煚制作铜斗铁尺，并在市场上作为标准器以统一度量，百姓们认为很是便利。隋文帝“闻而嘉焉，颁告天下，以为常法”。自开皇十年（590年）起，隋文帝还多次准许晋王广于扬州（今江苏省江都市）和鄂州（今湖北省武设市武昌）、秦王谅于井州、蜀王秀于益州置炉铸钱。同时，严格取缔私人盗铸，在各地市面上立样钱榜，不合格者不准入市，以后更令有关部门在市场上检查钱币，凡不是官铸者，一律熔毁。长期不懈的努力，使得隋朝对货币的整顿确实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就连钱币极其混乱的南方，在隋朝统一后也都普遍使用开皇“五铢”钱。
显然，隋文帝在货币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在于将钱币统一到隋“五铢”钱上。其次。是严厉打击私人铸币，使得国家能够牢牢控制货币的铸造及其流通量，从总体上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经济调控。清代学者顾炎武曾高度赞扬隋文帝整顿货币的成就，说道：“故尝论古来之钱凡两大变：隋时尽销古钱，一大变；天启以来，一大变也”。
隋文帝即位后在统一钱币和度量衡方面所做的工作，适应了中国南北统一后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的需要，这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之一，唐王朝建立后的度量衡制度，大体上是沿袭了隋朝的度量衡制度。实际上，隋文帝的货币政策，与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中央集权相辅相成，中心任务在于统一货币和确立国家对通货的垄断。而货币统一和币值稳定对市场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起着良好的保障与推进作用。
隋朝商业的发展，集中地表现在工商城市的繁荣上。据《隋书，地理志》、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以及《大业杂记》记载：歧州（治所在今陕西风翔县）“密迩京圻。古称蜀郡，兼以西通河陇，舟车辐辏，内多豪族，外引名商”。
河南的蔡州（治所在令河南汝南县），“地接荆郢，商旅殷繁”。
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南控岷峨，东连吴会，五方枕隋，四民吕阜。”
位于长江以南的宣城、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数郡川洋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
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市）官僚地主“多有数妇，暴面市鏖，竟分、铢（二十四分之一两为一铢）以给其夫”。
南海（今广东广州市）亦是一大都会，“所处近海，多犀象碡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隋朝的东西二京，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由于是国都的所在地，因而“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戍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洛阳的商业十分发达，其中通远市周围6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于余肆。甍宇平齐，遥望一加，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
为了对工商城市的市场进行管理，隋朝在内地都市设有市署，长官为市令。关于边境同少数民族以及对国外的贸易，由国家专门设置的机构互市监官进行管理，操纵在同家和官僚手中，私人从事对外贸易是违法的，而贵族、官僚却往往同官商勾结，从事对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贸易。例如大贵族宇文述同西域商人相勾结，“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隋书·宇文述传》）。他的儿子宇文化及，不仅“与屠者游，以规其利”，而且“违禁与突厥互市（《隋书·宇文化及传》）。至于大贵族杨素，在全国一些大都会设立的牟利店铺，更是数不胜数。隋王朝本有工商子弟不得做官的制度，然而”两州大商的儿子何妥，却官至国子祭酒；王世充本是商胡儿子，亦官至江都通守。可见，官僚与豪商二者是相互勾结、盘剥人民的。
隋朝的境内外贸易，陆路主要是西北经西域的所谓“丝绸之路”，海上主要经南海（今广州市）的对外贸易。长安、洛阳、南海不仅是国内的大商业都市，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大商业都市。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客商云集上述三大都市之中，盛况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