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入关后，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表现出开明的一面。他依仿明制，重用汉人。多尔衮认为“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清朝入关，百废待举，非汉人不能治理中原地区。在国家的军政大事上，他倚重汉官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在他们的谋划下，清朝制度基本沿用明朝。这也就是史家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
此外，为了化解满汉矛盾，多尔衮大力宣传满汉一体，鼓励满汉通婚。福临选汉官女为六宫嫔妃，恪妃就是其中之一，她是滦州人，吏部侍郎石申的女儿，居永寿宫。在皇帝的表率下，鼓励满汉官民互相婚娶。满汉矛盾的激化，归根结底是因为满族贵族对汉族实施的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这不是仅凭鼓励通婚就能够缓和的。但多尔衮提出“满汉一家”的思想，还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他致力于平反冤狱，化解矛盾。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时代，由于内部争权夺势，一些宗室贵族被囚禁、处死，子孙弟侄受到株连。几十年中，积怨越来越深，涣散了皇族内部的凝聚力，削弱了统治效能。清朝定鼎北京后，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皇族成员的同心同德。多尔衮敢于平反父、兄铸成的冤狱，通过起用被削爵者子孙并恢复其宗籍的办法，化解固有矛盾。这是很需要一些魄力的。
在皇族内部，积怨最深的莫过于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两家。从努尔哈赤杀死其弟舒尔哈齐，到皇太极囚死其堂兄阿敏，在豆萁相煎的表象背后，是一个家庭对另一个家庭的永久胜利。何况皇太极并没就此罢休。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重提当年阿敏对己不敬、欲将本旗拉出分立的往事，下令削除阿敏第三子固尔玛珲的爵位，黜去宗籍，同时被黜的还有他的弟弟恭阿。多尔衮摄政后，首先恢复了舒尔哈齐诸孙的宗籍。固尔玛珲复封辅国公，因家贫又赏银三千两，晋爵固山贝子。弟恭阿封镇国公。这为舒尔哈齐的平反开了一个好头。顺治十年（1653年），舒尔哈齐在死后43年终于被重新恢复荣誉，追封和硕庄亲王。
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被赐死后，子孙一蹶不振。崇德七年（1642年），褚英的孙子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因“心怀怨望”的罪名，被皇太极革去公爵，黜宗室籍，幼子萨弼也受株连。多尔衮使杜尔祜兄弟重入宗籍，并恢复封爵。杜尔祜后晋封多罗贝勒，穆尔祜、特尔祜、萨弼晋固山贝子。
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儿子瓦克达，因事被废宗籍，多尔衮也恢复了他的宗籍。代善的孙子阿达礼因谋立多尔衮为帝被诛，其弟勒克德浑受到牵连，被削去宗籍，废为庶人。多尔衮恢复了他的宗籍，封为贝勒。勒克德浑后以军功晋封顺承郡王，后世“世袭罔替”。
多尔衮摄政期间，为这些身败名裂的贵族子孙恢复宗籍，封给爵位，孤立了潜在的对手，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褚英的儿子敬谨亲王尼堪，代善的儿子巽亲王满达海，阿巴泰的儿子端重郡王博洛，舒尔哈齐孙子巩阿岱、锡翰等人都成为多尔衮的亲信，并不因为他们都是生性谄媚的小人。巩阿岱、锡翰对多尔衮言听计从，最为忠诚，后来因多尔衮“谋篡”一案被诛杀。
但是由于威服自专的秉性，多尔衮在为宗室平反昭雪的同时，政治上诛除异己，又在皇族内部引发出新的矛盾，制造出新的冤狱。这突出表现在对肃亲王豪格的迫害上。多尔衮与豪格争位一事虽以双方妥协解决，但多尔衮对豪格一直存有戒心，想方设法削弱他的势力。早在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多尔衮就以豪格“图谋不轨”，削去他的王爵，夺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当时豪格仍有很大势力，不久又恢复了他的王爵。顺治三年，多尔衮派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往四川镇压张献忠大西军。五年，豪格凯旋回京，没有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紧接着，多尔衮就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属、冒领军功等微小罪名，将他囚禁，没收全部财产。豪格义愤填膺，数日后死在狱中。接着，多尔衮兴起大狱，对反对过自己的开国功臣及其子弟横加迫害。
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总是在重蹈冤冤相报的覆辙。一面在为前辈君主制造的旧冤狱平反，一面又在诛除异己的过程中制造新的冤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便如多尔衮般雄才大略，也无力摆脱这个怪圈。
多尔衮主持朝政七年，功绩显赫，但同时也铸就了三大弊政：
一是强迫汉族剃发易服。多尔衮颁布“剃发易服”令，强迫汉人剃发，改从满族发式，作为降顺的重要标志。同时，规定汉人必须着满式衣冠。
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强迫剃发易服，是对汉族传统习俗的严重破坏，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江南等地汉民的反抗尤其强烈，遭到清军的残酷屠杀。
二是占房圈地，引发民族矛盾。
三是强迫投充，抓捕逃人。这两项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