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匈牙利等东欧5国访问时，匈方希望中国能派一批专业技术工人来匈牙利，协助一家工厂工作。当时杨战军所在的中国吉林四平市联合收割机厂接到援外任务后,拟从全厂数千人中竞选24名出类拔萃的专业技术骨干出国工作。当时在车间担任钳工的杨战军跃跃欲试，经一番周折，最终成为全厂员工羡慕的出国工作的幸运者之一。1987年，他被公派到匈牙利一家重型载重汽车制造厂工作。在匈牙利期间，不仅工作任务重，而且要求相当严。当时他正值20多岁，体格好，精力旺盛，在保质保量完成每天的工作任务后，便有意识地去市场练摊。据杨战军回忆,当时他的劲头特别大，每天工作结束后，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宿舍，随便吃点简单的食品，喝点可乐，然后背上包一口气跑到市场开始练摊。那时来匈的华人很少，生意比现在要好做得多，尽管是在工作之余的小打小闹，每天居然能挣到50美元，而当时他在匈方工厂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90美元。按杨的话说，其乐无穷，没有比练摊更有乐趣的事了，特别是每天回来在宿舍数钱的时候，那种心情甭提有多兴奋了。有时练完摊，为了不耽误回厂上班，途中需过一条河，为了抄近路，他居然不顾危险爬上一条跨越河道的大管子过河。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对他来说“钱多人胆大”，甚至有时为得到医生的病假证明，获得更多的时间到市场练摊，不得已采取苦肉计。据杨描绘，他曾用小板子使劲抽打脚后跟100下，然后随上班的工友一起乘大轿车到厂，他等别人都下车后最后一个下车，然后呻吟着给别人说因下车不慎脚踩空后扭了，工友一看脚都肿了便说：“不行，你要赶快去医院检查！”到了医院，医生一看马上决定拍片子，片子出来后医生说，你的骨头没事，可能是筋扭了，需休息两周。这时只有他自己会偷着笑。等工友把他送回宿舍后一离开，他便一溜烟又跑到市场继续练摊。
人生苦短，时间和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经历，但意识不同，效果也完全不同。如今，杨战军不仅在匈牙利创办了匈牙利君鹰国际贸易公司,在贝尔格莱德创办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BFB国际贸易公司，在美丽的多瑙河河畔开办了最有影响的中国大酒楼外，还在新贝尔格莱德中心区又开办了华人及外国朋友喜欢光顾的大上海饭店，还创办了贝尔格莱德第一家占地一万平方米的华人农场。他在南联盟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70号商城有两家贸易批发商行，使他的海外企业实现了集餐饮、农场、贸易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的跨国集团公司。夫妇俩持有匈牙利和南联盟两国居留证，其中在匈牙利已取得蓝卡(永久居留)，在两国开办公司，手下有中外员工40多名，大小车辆数台，出门有保镖护驾。而他以前在匈牙利工厂工作的工友，大部分人选择了回国，留下的为数不多，不少人也与他一样，事业很有成就，但也有些生活得非常平淡。这也许就是人的意识不同，其结果也会不同。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追求不同，效果也就各异。
当初杨战军在完成公派任务后，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留在匈牙利从事贸易。匈牙利最大的四虎市场，以及三维市场、上海市场、哥巴鸟市场等，还有数不胜数的边境小镇，都留下了杨战军夫妇俩练摊的汗水和身影，两人甚至在许多寒冷的夜里都是在野外度过的。“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10年的艰苦创业并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后，1996年，杨战军和太太暂时告别了曾经为之奋斗了10年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来到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寻找新的商机。当时还没有爆发战争，南联盟经济状况尚好。经过一番考察，他看到在首都贝尔格莱德200万人口的城市里，居然没有几家开办成功的中餐馆，特别是高档餐馆，这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是极少见的现象。据了解，在这里开餐馆难度较大，业内人士形容有三难：一是选址难。餐馆的位置对餐馆的经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既要考虑好位置，说起来客人都知道,又要交通便利，还需有好的停车环境。因此，有的华商考察几个月都选不好一个理想的地点，不是位置不合适，就是租金太高，如勉强开张，等于给房东白干，没什么利润。二是装修难。有些饭店装修到一半，就由于缺资金需要贷款或借款而搁浅下来，而且有些费用是不可预见的，往往到装修期间资金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三是开业难。开饭店看似容易，其实只有入了这行才知其中的艰辛。业内人士说“饭店、饭店，谐音是烦店、烦店”，既要管理好饭店的人财物，又要对付外部的各个环节，无论哪个环节跟不上都会对饭店的经营不利。
杨战军的太太给我讲了一件南联盟有关部门来饭店检查的事。平时频繁来店的包括警察局、海关、移民局、卫生防疫、税务等部门，在他们看来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有一次他们接待了类似音乐家协会的一个检查机构。对方听到餐馆播放的南斯拉夫音乐后提出，饭店每月需向该协会缴纳一定的费用，理由是在家播放欣赏可以，在经营场所播放则有个版权问题。夫妇俩也不能说不对，后来索性将播放的音乐改为中国音乐，就再没有遇见类似的部门检查。我在南联盟生活有2年之久，就贝尔格莱德餐饮业做过较深的调查，可作一个较权威的剖析。曾有不少华人来这里投资开饭店，但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就被迫关闭。这里曾有北京人在萨瓦河畔开的一家大型餐馆，取名叫帝国饭店，气势雄伟，据说当时是规模最大的一家中餐馆，但开业后生意一直不景气。为吸引食客，饭店曾经营自助餐，顾客付10马克随意吃，还包括酒水等。此举在同行中也很少见，曾一度吸引了不少食客，但终究还是没能挽救关门的厄运，最后亏损数万美元后悄然离去。当然，这家餐馆关门的因素很多，包括合伙人太多、位置不理想、外部因素干扰等。其他还有诸如长城饭店、中华酒楼、王府饭店等，经营时间都不是很长也都先后关门谢客。目前仅存的只有中国大酒楼、大上海饭店、新香港酒楼、澳门饭店和几家快餐店，主要集中在70号商城内。
为中国中央首长供餐
中国大酒楼开业以来，中国驻南使馆许多重要的宴请都在这里。特别是2000年8月，由李鹏委员长、姜春云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联盟等东欧5国时，其中在访南期间，代表团全体成员下榻在贝尔格莱德国际饭店，南联盟方面接待安排的全是西餐，中国大酒楼则接到了为代表团提供中餐的任务。代表团包括官员、新闻记者、机组人员等共有100多人，时间紧，工作量大，而且从卫生、饭菜质量方面均有较高的要求，南联盟还专门派了检疫人员在酒楼监管。接受任务后，酒楼做了认真的准备，4名高级厨师加班加点，几天几夜连轴转。在保证自身正常经营的同时，酒楼每天还需送饭到代表团下榻的国际饭店，为了保证在运
送过程中保质保温，不出现任何问题，酒楼专门选购了一批高档保温桶，由杨战军总经理亲自开车送到国际饭店，且一路上还有南联盟检疫人员跟随。在送餐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早晨，我和杨老板一同驱车前往送饭的路上，行车途中，他突然想起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忘到了家里，然后调转送饭车回家去拿，结果两位南联盟检疫人员和内务部官员可紧张了，一直驾车跟随至家门口，车刚停稳，两位女士就迅速跳下车不解地问：“你们要做什么?”我们急忙解释，对方听后松了一口气。送餐期间，酒楼根据代表团老同志多、喜欢吃清淡饭菜的实际情况，除准备部分肉食和海鲜外，还准备了在国内非常大众化的稀饭、包子、咸菜等。代表团成员没想到在国外也能吃到这么可口的饭菜，给予酒楼一致好评。同时对于专机机组人员的吃饭问题，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他们24小时都在飞机上食宿。酒楼每天三餐保证送饭到机场，从而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此次重要而难忘的接待任务。
杨战军的经营理念
中国大酒楼作为一家高档中国饭店,当时开业时，每天晚上座无虚席，生意非常火爆，甚至出现过当地部长级官员来光顾都没有位置也需等候的现象。如今已没有往日那种盛况，经常有朋友关切地问杨老板，饭店投资大、费用高，加之目前南联盟经济情况不佳，高档酒楼怎样才能够维持下来？对于这一点，杨战军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每个饭店总有一个消费层，尽管大家普遍认为人们现在口袋里没钱，但作为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首都来说，总有人有钱，而我这个饭店就给这5%的人服务，这就是本饭店的定位。很多好心的朋友曾对他说，杨，你这么大的投资放到这里，战前好的生意年景不长，资金没有收回来，现在生意又很一般，有没有后悔的感觉？对于这一点，杨战军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看准了要做的事情，绝不后悔，即便真的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因为我已经作出了努力。虽然南联盟经济暂时处于困难时期，但从历史上看，南斯拉夫是一个不为外来侵略而屈服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客的民族。他们曾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险阻，特别是战后许多被毁的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快得到了恢复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我对南联盟克服过渡时期的困境及恢复经济的信心始终坚信不疑。因此，我也期望我的饭店犹如南联盟的前景一样走向辉煌，为更多的新老食客提供更加到位的服务。
尹老板的困惑
那么，在贝尔格莱德开饭店为什么如此困难？据分析，除了管理上的问题外，主要还是因为所在国的经济情况欠佳。
我在前面提到的尹老板（原长城饭店的）告诉我，他曾在德国开饭店7年，对饭店管理非常在行，他的饭店位置当时在中国驻南使馆附近，中国使馆官员及其他国家使馆官员，还有众多的华人和南联盟朋友经常光顾该店。饭店开业以后，营业额直线上升，经常出现食客应接不暇的场面，当时感觉这里餐馆生意能做大做强。他曾到贝尔格莱德老城区选址，但一直未找到理想的地方，科索沃战争开始后，他还坚持营业了20多天，后被迫关门。尹老板说战争开始后生意一落千丈，战后由于所在国经济萧条，虽然他对开饭店很有经验，但不想再开了，原因是中餐普遍比西餐价格高，一般人很难消费得起。包括华人在内，只是做大生意的有钱人可经常到饭店吃饭，做小生意的华人平时很少光顾，最多也只是请客，有孩子满月及重要朋友聚会等特殊情况才会到饭店来消费。当地人的消费是最重要的，仅我和匈牙利朋友在中国餐馆聚会我在贝尔格莱德与前南斯拉夫朋友聚会靠为数很少的华人来支撑消费显然不够。
中式快餐面临危机
近年来在东欧国家，中国快餐业发展迅速。被称为“欧洲快餐第一人”的旅匈华人曾耀宁先生在布达佩斯拥有8家快餐馆。我初到布达佩斯采访的第一家中餐馆老板就是曾先生，一见面他就向我表达了对中式快餐所面临的危机感。
1996年，曾先生在布达佩斯著名的商厦多瑙普拉杂创建了“中华快餐城”，堪称是欧洲第一家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管理水平最先进的中式快餐店。但令曾先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丰富的中华餐饮文化虽受各国食客欢迎，但始终没有形成整体优势，没有形成集约化，经营中华美食仍停留在维持生计的状态，挣的只是辛苦钱。世界各国星罗棋布的由华人开办的中式快餐店，大多只是夫妻店、家族店，付出和得到的完全不成正比，很难与洋快餐抗衡。在现代化工业进程中产生的中式快餐，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西式快餐。目前，许多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包括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必胜客、德克士等正以惊人的速度实现全球化。纵观海外中餐业的发展，其结果往往令人心酸。百年华人移民史，是数以千万的华人用血泪铸成的辛酸史，几乎每个出国的华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而相当数量的华人命运都与中餐馆有关。在世界任何地方，一旦拥有这样一份家业，全家人包括老人、孩子也加入进来，全家的命运都与餐馆紧密相连。无论是装潢简朴的小餐馆，还是富丽堂皇的大饭店，经营者都使出各自的绝技苦心经营。然而，事实上大饭店并未赚得可观的利润，小餐馆也未摆脱维持生计的局面。这些大小餐馆，初建时都投入了或多或少的资金，有些甚至负债创业，而投入与回报却相距甚远。原因是传统中餐馆的经营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局限，如菜肴品种繁多复杂，质量不稳定，制作工序复杂、耗时，服务方式效率低且价格偏高等，都限制了中餐的普及和发展。如何使中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品味到中华美食呢？“走中式快餐发展道路！”曾先生苦思冥想后产生了灵感，不惜重金创办“中华快餐城”，其目的是要与洋快餐抗衡。
“中华快餐城”
选的位置与麦当劳餐厅为邻，面积是它的3倍，装潢上也体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特色，管理上雇用了5位有经验的匈方经理，他们曾是麦当劳或汉堡王的餐厅经理，管理采用电脑手段和多头摄像监视系统，餐厅设备和厨具几乎全部从西欧进口。生意十分红火，看上去很成功，随后他又连开3家连锁店。通过几年的实践证明，第一家“中华快餐城”的生意兴旺并不等于中式快餐的发展已成功，预计与结果相差甚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麦当劳作为一个杰出的国际企业，有一套久经考验的运转机制，包括品质、服务、清洁和物有所值的经营哲学，有着永恒的企业形象。而中式快餐至今仍停留在手工操作水平上，一个人从开始学烹饪到成为高级厨师，往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即便是特级厨师，烹饪同样的菜肴，也会因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原料产地而效果不同。但麦当劳的汉堡千万个都是一样。中餐这种烹饪的手工性、经验性使中式快餐的发展受到了制约，目前华人快餐业表面上趋势不错，背后却潜伏着危机。没有现代先进管理机制、生产手段和市场营销方法的中式快餐，很难与麦当劳等西式快餐竞争抗衡。
尽管如此，“中华快餐城”的成功创办，还是推动了当地华人快餐业的发展。近年来大小中式快餐店犹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上百家中式快餐店几乎遍布了布达佩斯的各个角落，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麦当劳在匈国的发展。快餐业的崛起对大饭店的生意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大饭店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利用自身的厨师、厨具等资源，在饭店附近开办快餐店作为门面，由大饭店制作好后送到快餐店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