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部队士兵头戴天蓝色钢盔或蓝色贝雷帽，上有联合国英文缩写“UN”，臂章上缀有“地球与橄榄枝”图案。凡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人员，必须到设于北欧四国的训练中心接受特种训练，以熟悉维和部队的职能、宗旨、任务和进行特种军事训练。联合国维和部队执行任务时跟各国特种部队不同，它必须公开自己的存在，必须行进在最引人注目的公路、广场、热闹地段等公众场合。联合国维和部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种形式，其另两种形式是军事观察团和多国部队。我国最早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东帝汶热带岛国,而长期以国际维和警察娜拉在萨拉热窝世界闻名的滑雪场上向记者描述，这里曾举办了一届冬奥会，但当时点火的地方却成了沙场，五环标志上也留下了人们不愿看到的枪眼来一直为其他国家执行维和任务，在波黑还是第一次。
2002年5月，我作为中国北京电视台驻南联盟的特约记者，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工作期间，听闻我国首次派遣欧洲的国际维和警察到战后的波黑执行维和任务时非常兴奋，决定前往波黑实地采访。与中国驻波黑李大使通了电话，通报了采访计划，此举得到了李大使的热情支持。当天下午3点，波黑华人孙强到贝尔格莱德接我，我们一行3人从贝尔格莱德启程，驱车前往400多公里外的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在欧洲国家采访与国内截然不同，国内地域辽阔，不要说开车，从东部到西部，即使乘飞机几小时还在境内。而在欧洲就不同了，几乎每个国家的面积都不大，一般也就相当于我国的一个小省，有的甚至远没有一个省的面积大，人口就更少了，一般驾车几百公里就到边境需出示护照接受过关的例行检查。
我们3人乘坐的奔驰轿车刚出贝尔格莱德市区不久，不料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路面能见度很低，车跑不起来，我们打开防雾灯、雨刷器，小心翼翼地驾驶，原本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边界的路程，一直拖延到黄昏时才到达。在出南联盟海关时，我将随身携带的摄像机、照相机、镜头及手提电脑等物品填单报了关，以便返回时顺利带回。各国海关对携带摄影器材的规定不尽相同。记得有一次，我从匈牙利前往斯洛伐克，在入关时，斯洛伐克海关检查我带的摄像机后，提出没有报关单不能带入，原因是我不能说明物品来源，虽已在北京报关，但因没随身携带中国海关的报关凭证，我再三解释对方也不放行。这时我突然看到摄像机箱子上有北京机场的安检条，而且是中英文对照的，马上指给海关人员看，他们这才无话可说，只好放行。这使原本只有几分钟的例行检查，整整拖延了一个多小时，且险些耽误采访。经验告诉我，只要携带摄影器材出境，无论对方国家海关检查与否都应如实申报，免得出入关遭遇麻烦。还有一次，我从匈牙利回国，在首都机场，中国海关人员通过仪器检查我的行李物品后，发现我带有摄影器材，在出口便将我拦住，很客气地问我：“先生请等一下，我看您带有照相机，您是从国内带出去的，还是从国外带来的？”我马上回答，我是摄影记者，是从国内带出去的。海关人员又问，报关单呢？早有准备的我将随身带的报关单拿出后，海关人员只是随便看了一眼便告诉我，没问题了，您可以走了。可见即便是本国公民，假如不报关可能也会有麻烦。此后，我每到一个国家都事先申报，也就再没有出现类似在斯洛伐克的尴尬场面了。
踏入波黑
从南联盟海关报关室办完手续出来，我们继续向波斯尼亚开进，一般两国之间的海关都有一段自由区，从南联盟海关到波黑海关约有3公里的路程，到了波黑海关后，等待过关的车辆已排成长龙，半小时后，我们终于踏上了波黑的土地。
我们打开车灯向萨拉热窝开进，车子在蜿蜒起伏的山区公路上行驶，经过一片林区公路时，透过车大灯，坐在前排的我清楚地看到一只野兔突然从树林里蹿了出来，只觉车子剧烈颠簸了一下，驾车的华人孙强惊喜地大喊：“老邓，你有福气，波黑欢迎你，今天可用野兔为你接风了！”下车一看，原来野兔恰巧钻到了车轮下，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行车途中的一个小插曲使我们三人都兴奋起来，缓解了大家的旅途疲劳。这时天色已晚，波黑地处山区，前往萨拉热窝几乎全是山路，且山高路窄、坡陡弯急，甚至许多路段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深沟险壑。我们只好住到阿里卓娜市场附近的一个边境小镇，这是当地华人孙强在波黑注册的中辽集团公司总部的所在地，中辽集团公司是华人在波斯尼亚投资最大的集团公司之一。
孙强来自辽宁，人很义气，特别热心帮助朋友，出国后一直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边境城市苏博地察从事国际贸易，由于近年来那里的生意日渐饱和，1999年转到波黑继续开展贸易。波黑内战结束后，各族之间在维和部队和维和警察的监督下保证了自由往来，使一度中断的民间贸易恢复起来，市场交易活跃，需求量大，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尤其受到欢迎，孙强和他的朋友们抓住机遇在这里“抢滩登陆”。在国外做生意的华人几乎都有共同的心理，那就是普遍选择在华人相对较少的国家开展贸易，因华人多的国家同类商品多，势必竞争强，加上华人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只要有生意的地方，就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许多人，无形中增加了做生意的难度。进入有些国家的市场和商城，要不是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顾客存在，几乎和在中国市场上没什么区别。凡中国商人集中的地方，商品销售过剩，难免互相杀价，竞争势必加剧。而波黑与其他国家相比，对居留控制较紧，加上前些年战乱，很少有人想到这里发展，因而相对这里来说华人少，竞争不是很强，中辽公司的生意自然不错，并不断在各城市拓展。当晚，中辽集团公司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晚餐，而且邀请全体员工为我接风。
为使我能与当地的维和警察尽快接触，孙强将他的朋友杨战介绍给我。杨战是这次由国内派到波黑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国际警察，专程从波黑首都萨拉热窝赶来与我们见面。他来自我国广州市公安局，这次来波黑执行维和任务，是经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层层选拔，包括英语水平、办案能力、身体素质及驾车、射击等多项技能，考试过关后，成为众多同行中羡慕的佼佼者，同时也代表中国和160万中国警察。按照联合国规定，到达波黑任务区后，所有参加维和的警察都必须通过联合国的英语、驾驶、射击的甄选考试。根据规定，如果第一次考试失败，只有一次补考机会，如果补考再失败，将被遣返回国。经过了联合国的严格挑选和考核，国际警察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应算得上是世界各地的精兵强将。联合国选拔维和警察的门槛如此之高，因此只要踏出国门，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巴尔干半岛上聚集着数以万计的维和人员，为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了公平和正义，维和将士们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人们心目中，这无疑是一个倍受尊敬的群体。虽没到采访的最终目的地——萨拉热窝国际维和警察总部，但通过和杨战的交谈，我已从侧面了解了不少中国国际警察在波黑的情况。他还告诉我，通过自己和当地警察一起在任务区工作才得知，波黑由于战后经济困难，当地警察每月只有300多马克工资（现马克已停止流通，改为欧元），且已拖欠了5个月，可敬的是那些警察却照样坚守岗位。当然，警察也是人，他们有家、有孩子、有生活，也有人为生计无奈收黑钱。
另外，杨战感到波黑警察的办案素质很高。有些案件几乎毫无头绪、无从下手，但他们的一些老警察都能凭经验一一理出线索，最终会将案件侦破，值得所有的警察学习。
波黑遇故知
当晚来参加聚会的朋友除国际警察杨战外，还有我在匈牙利的宁夏同乡兰刚，他现在波黑第二大城市图资拉经商。
兰刚夫妇专程驾车从60多公里外赶来与我见面。兰刚出国前是银川铁路公安民警，我在国内做记者时与之相识，后来他为谋求发展，辞去为他人所羡慕的警察公职，和妻子双双来到有“多瑙河玫瑰”之称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经商，先后在家人开办的匈牙利BUS国际贸易公司和布达佩斯最大的综合批发市场——四虎市场从事国际贸易。夫妻俩经过多年打拼，从打工发展成自己开公司做老板，并积累了资金，目前在匈牙利有车、有房、有八比龙（匈牙利对商铺的称呼），同时取得了匈牙利共和国的蓝卡身份（永久居留权）。我在匈牙利中文报社工作期间，每次到市场上发行报纸路过他的商铺都要进去小憩一会儿。
有时我到市场上的阿拉伯人那里用匈牙利货币福林换美元，当时报社给我支付的工资都是当地货币，由于担心贬值，因此只要拿到工资，我就马上将其兑换成美元。市场上兑换美元的生意几乎都让阿拉伯人垄断了，其汇率甚至比当地银行的比价还合适，所以常有生意人羡慕阿拉伯人，说他们每天只用两手数钱就挣到钱了。由于阿拉伯人固定的换钱铺就在兰刚商铺的隔壁，我担心自己去不方便，所以几乎每次都请兰刚陪同，因此我们之间接触的机会较多。由于近年来周边的南联盟、罗马尼亚等国相继建起了中国商品城，华商将中国商品从国内厂家直接发到上述国家，由于价格优势，各国客商已不再舍近求远到匈牙利上货，因此匈牙利已经失去了昔日东欧最大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客源逐步萎缩，兰刚夫妇感到匈牙利的生意辉煌期已过并逐渐滑坡。现在仍在那里经商的很多华人可以说只是在维持，几乎挣不到大钱，甚至有些做小生意的华商辛苦一场，除去房租、会计做账、交税等维持公司正常运转和养身份（国人在国外为保留居留身份而支付各种费用的行为）及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开销外，并无多少利润。他们只是希望匈牙利入盟后，取得一张出入西欧的通行证，或许会带来别的商机。
在这种大的经济环境下，夫妻俩不等不靠，经过一番考察，看到了波黑战后恢复经济时期的商机，于是选择了商流活跃的第二大城市——图资拉开展贸易生意，并很快取得了当地的长期居留身份。由于夫妻俩持有匈牙利和波黑两国居留身份，可以常年自由驾车经克罗地亚往返于匈牙利和波斯尼亚两国之间做跨国生意，现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华商之一。
歌唱祖国
海外华人特别是我的新老朋友在异国他乡欢聚一堂时分外高兴，席间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频频举杯，畅叙亲情、友情，都情不自禁地歌唱伟大的祖国并翩翩起舞，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兴旺。嘹亮的中国歌在波黑边境小镇回荡。一向爱好摄影的孙强还扛起摄像机拍下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以往在国内也常和朋友聚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逐渐淡忘，而在波黑边境小镇度过的那个美丽夜晚，当时歌唱祖国的热烈气氛，时至今日我仍难以忘怀，而这种心情只有身居海外的华人才能深深体味。
战争的创伤
次日清晨，雨过天晴。我从所居环境优美的二层欧式小楼凭窗远眺，四周绿树环绕，鸟语花香，波黑秀丽的全貌尽收眼底。
波黑地势险要，其居民主要由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构成。战前基本是三族混居。由于历史原因，这三个民族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只是在铁托的铁腕统治之下，人们才勉强和平相处。
据中国维和警察刘耀南所著的《在波黑维和的日子里》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南解体后，“独立”风波席卷全国，波黑也不例外，但独立的呼声只来自穆、克两族，塞族不希望独立，因为塞族希望与其母国塞尔维亚组成大塞尔维亚共和国。1992年3月，波黑就是否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遭到塞族的联合抵制，只有63%的人参与了投票，而在所有的投票中，99%的票数赞成独立。在此期间，一个持有巨大塞族旗帜的塞族男子在萨拉热窝街头被杀，导致一群武装蒙面人在萨拉热窝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致使萨拉热窝市第二天就处于瘫痪状态，战争从此拉开序幕。塞族军队在米洛舍维奇（已故）的支持下与穆、克军队进行了长达3年的战争，穆、克两族之间也相互残杀。在战争中，集体屠杀和集体强奸并非罕事，各族之间甚至实施惨无人道的种族清洗，要么杀掉，要么赶走。在整个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平民被杀害，有的甚至连整个村庄的村民都集体失踪。据统计，在只有400多万人口的波黑失踪（死亡或逃亡）的人就有40多万人，有180多万人沦为难民或无家可归。为了阻止被赶走的“异族”返回家园，他们原来的房子要么被烧毁，要么被炸毁。
首府萨拉热窝原是穆、塞两族混居之地，在战争中却成了双方互相杀戮的竞技场。不管是年迈的老人、体弱的妇女还是天真的孩童，无不成为狙击手枪口下的冤魂。
1995年8月，塞族军队向萨拉热窝一个集市发射的一发炮弹致使30多人当场死亡，北约为了以示惩戒并督促其尽快回到谈判桌上，对塞族军事设施发动了名为“解放武力”的空袭和炮击，这在北约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轰炸不仅摧毁了塞族的军事设施，造成了武装和非武装人员的伤亡，同时也留下了贫铀弹的遗患，这给当地人民带来了长久危害。1995年，在国际社会炮火的干预下，三方于11月在美国俄亥俄州签订了《代顿和平协议》，战争才宣告结束。
二战战争罪行
在边境小镇的夜晚，国际维和警察杨战给我讲述了发生在波黑内战期间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1995年波黑内战进入高潮时，联合国在波黑东部城市斯雷布雷尼察设立了“安全地带”，并派110名荷兰维和士兵持轻武器把守。但在7月11日，波黑塞族军警未用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该地区，并以军队将要驻防为名，将除妇女、儿童外的无数波黑青壮年男子集中用卡车运到偏远地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集体枪杀，这起惨案由此被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认定为二战以来欧洲最典型的一起战争罪行。
波黑战争虽已结束多年，但战争的创伤依然难以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和敌对依旧。塞族和穆克联邦两个实体之间有一条假想的分界线、一条实在的鸿沟，种族之间的骚扰和刁难无处不在。有人曾预言，联合国撤走的当日也就是战争重新爆发的当天！国际社会为波黑重建和平付出了许多，但效果可能难遂人愿。
萨拉热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