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大白于天下的藏本英明“失踪”案。1927年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正是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华大地之时’日本侵略者采取种种手段，企图挑起大规模的入侵中国的战争。193年6月8日，日本政府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因与总领事须磨有矛盾而只身外出未归。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却蓄意制造事端，并以藏本英明“失踪”为借口，企图挑起两国事端。当时，须磨通过外交途径，向国民政府警告，要中方在8小时之内査出藏本英明的下落。11日，日本外相广田又致电须磨迅速解决此案，并警告中方“稍有怠忽，则将提重大抗议”，同时令下关的日军军舰做好准备，又令驻沪第三舰队军舰开往南京。12日下午，须磨与使馆参赞同访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声称对中方警察难以信赖，又向国民政府提出警告。13日，藏本英明被孙中山陵园工人魏宗青等人在明孝陵寻获，藏本此时自称仕途失意而欲自尽未果。至此，藏本英明“失踪”一案终于大白于天下，同时也挫败了日本企图借口入侵中国的险恶用心。
尽管藏本失踪一事得到了平息，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并未就此收敛。日本政府更是一步步地加紧对中国实施全面侵略和占领的步伐。“中日之间迟早有此一战”，这不但是全中国军民的共识，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同感。
——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大本营。在中山北路与湖南路交界处的东北侧，有一条向东北斜伸的幽深小巷，巷内不远处的民房后面，有2幢在高大的松柏掩映下的西式洋楼，即西流湾9号建筑（原为8号），夹杂在附近鳞次栉比的高楼之中，益发显得古朴典雅，这里便是大汉奸周佛海在南京时的旧居。
西流湾8号原为国民党一位大员的公馆，1931年转送给了周氏。1932年月，周氏将住宅予以重修，并于是年11月底携家人入住其中。
据《周佛海日记）介绍，周公馆三面环塘，翠竹垂杨，映着春水绿波！宛若世外桃源！正门开在中山北路150号后面的一家工厂内。周公馆是一个宽大空旷的庭院’院内原有一大型花园’花园内花木丛簇’奇石嶙峋，曲径通幽’微风轻拂’奇香扑鼻。在正中间的花坛下面，又建有3间地下室。在花园的后面，有相对而立的2幢洋房，高分别为二层和三层，两座洋楼雕梁画栋，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整个建筑群落计有各式房屋65间，原占地面积17亩（约折合11484平方米），建筑面积2758平方米。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当时，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于日机常在南京上空骚扰轰炸，而国民党显贵的私宅中建有地下室的寥寥无几，故不少与周佛海有关系的人便常来周宅躲避空袭。他们相聚在一起时，议论时政，高谈“抗战必亡”论调，受到了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警告，胡适更戏称这里为“低调倶乐部”，西流湾8号因此也成为“低调倶乐部”的大本营而臭名昭著。后来，这一集团的不少成员都走上了投敌叛国的道路。
1943年1月11日下午，西流湾8号的周公馆莫名其妙地起了场大火。大火蔓延中，周氏仅将重要文件取出，其他物品皆毁于大火。据周佛海日记》记载，大火扑灭后，周佛海站在庭园之中，“立视十余年之旧居化为一炬”，“巡视梦毁情形，颇觉凄凉”。为安抚周氏一家，汪精卫亲自出面，将周氏全家安排在中山北路254号孙科的“迎宾楼”内。一直到1944年5月16日，周佛海才搬回重修一新的西流湾公馆。面对“房舍一新，花木无恙”的新居，周氏“不禁悲欢交集”，并发出“处此乱世，不知在此屋居住若干久，而此屋又能存在若干久也”的慨叹。果然，好景不长，随着中国军民在抗战中的节节胜利，周佛海的末日也渐渐来临。
抗战胜利后，西流湾8号的周公馆以汉奸伪产而被国民政府籍没，一度改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招待所，为黄埔军校励志社所用。蒋介石成立“总统府国策战略委员会”后，这里遂又成了该会的办公场所。尽管周佛海在做了汉奸之后，一直与蒋介石保持着“亲和关系”，并为蒋氏重回南京做了不少“好事”，但这都没能逃脱历史对他的审判。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与罗君强、丁默村等汉奸一道，被戴笠派人押往重庆，拘押于“白公馆”内。1946年9月，周佛海被押往南京，关入市中心的老虎桥监狱。是年11月，周佛海被判以死刑，197年改判为无期徒刑，翌年2月28日因心脏病复发，病死于老虎桥监狱。
——载入民国史册的南京高校学生的爱国行动。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日本政府采取妥协政策，致使日本外交人员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并在驻国民政府使馆内上演了一幕丑剧，但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却对入侵者同仇敌忾。早在1931年9月28日，正值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王正廷，却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置全国人民抗日浪潮于不顾，企图对日妥协。这天上午10时，以国立中央大学为主体的在宁各高校数千名学生，冒雨赶到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战，尔后又折到中山北路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强烈要求惩办外交不力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当时，学生们在外交部大楼门前大声疾呼：“撤换外交当局！”“准备对日宣战！”“严惩卖国分子！”但是，王正廷却态度倨傲，对学生避而不见。学生们见王正廷拒绝接见，更是义愤填膺，几十个学生冲破卫兵包围，冲入外交部办公大楼，将王正廷痛打一顿，又向他身上掷墨水瓶、花盆等，弄得王氏满身污垢，狼狈不堪，最后被卫兵架上汽车，从后门溜走。接着，学生们又跑到王氏在北平路的住宅，将王正廷的住宅放火烧毁。第三天，王正廷见众怒难犯，不得不登报声明：辞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一职。学生们的爱国行为也载入民国史册。
——詹氏只身反抗曰本侵略的惊人壮举。在民国年间，日本政府驻南京领事馆即在中山北路西侧不远处，即现在的北京西路3号。当年，这里也曾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幕活剧。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侵华日军在这里为非作歹，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疯狂而又残酷地屠杀中国人民，激起了南京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39年6月10日夜晚，被日军占领的南京城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投毒事件”，使侵华日军和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所有人员都胆战心惊。
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这天，日本驻南京的“总领事馆”的外部戒备森严，内部则是忙得不可开交，这里即将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宴会，以招待前来南京的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等一行，当时在南京的日本军方几乎所有重要高级官员都出席宴会，梁鸿志等“维新政府”的几个著名巨奸等也前来参加宴会。
夜幕渐渐降临，受邀的各路恶魔先后到会，来到了位于鼓楼岗西侧不远处的日本总领事馆。宴会开始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参加宴会的许多日本人都中了毒，中国的巨奸梁鸿志等也未能幸免，日本领使馆的2名书记官还当场毙命。“投毒事件”发生后，驻守南京的日本军方立即封锁了日本领事馆。接着，他们便发现原在日本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仆人詹长麟突然“失踪”。
“投毒事件”发生的翌日，驻南京的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全城大搜捕。但是，一周时间过去了，尽管日本军方费尽了脑筋，但仍然没有抓到真正的投毒人。到了事件发生的第8天，日本总领事馆却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上海的来信，信末署名为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詹氏兄弟在信中声称：
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和我哥哥是日本领事馆的仆人，我们个人与日本人无冤无仇，但我们的国家与日本有深仇大恨，毒酒案是我们做的，我们是为中国人报仇，有种的你们就来抓我们，不要伤及无辜！
詹氏兄弟上演的这次“投毒事件”，使日本军方恼羞成怒，但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敌信心。原来，詹氏兄弟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前便已经人介绍，潜入日本驻国民政府的总领事馆做仆人。侵华日军占领南京之后，詹氏兄弟又奉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赵世瑞的派遣，利用工作之便，在日本领事馆里从事收集情报的秘密工作。1939年6月初，当詹氏兄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等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巡视时，他们便立即将这一情报向地下组织作了汇报。8日日本总领事馆向南京“维新政府”的军政要员发出了请柬。正当日本总领事馆为这次宴会忙碌的时候，日本总领事馆派詹长麟到南京市中华路119号有名的老万全酒馆买酒。詹长麟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詹氏兄弟在悄悄密谋一番之后，就在买回的4坛酒中下了剧毒。
6月10日晚6时许，日本总领事馆的宴会准时开始了。当日本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堀公一郎致词欢迎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后，这群恶魔便兴高采烈地举杯庆祝！共庆“中日亲善”。不料一杯酒下肚，众人头晕目眩，呕吐不止。这群恶魔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此次竟然喝下了中国人为他们准备的毒酒。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见这群恶魔喝下毒酒之后，就立即找借口迅速撤出了日本总领事馆，并在地下抗日组织的帮助下顺利撤往江北，最后辗转到浙江、福建等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詹长麟兄弟进行了表彰，并奖励他们一枚“忠勇杀敌”的银盾，同时还奖励他们兄弟俩银元5万块。
中山北路一条街是南京民国建筑遗存较为集中的街道。这些民国建筑丰富了民国的历史文化，既体现了南京独有的城市特色，又成为南京民国文化的丰富资源，是历史留给南京和鼓楼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她与南京的其他文化遗产一同构建起南京城市独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灵魂，体现着南京的文化品位和历史价值。今天，我们认真保护和充分利用这些民国建筑，对于彰显南京特色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4.“八办”，吹响抗日的“集结号”
鼓楼中山北路南端有一条青云巷。1935年筑此路时！因附近多居住达官贵人，故取“青云直上”之意’命名为“青云巷”。青云巷尽头的1号（原傳厚岗66号）是一座小巧玲珑、清雅幽静的庭院，庭院里雪松挺立，冬青繁茂，墙角一株枫树，正红红火火地叙述昨天的故事；院里的主体建筑是一幢假3层砖木结构的西式小洋楼，这便是抗战初期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所在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即向国民党政府表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8月上旬，国民党政府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来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国共两党进行谈判。8月17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对日作战，并在23日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并让八路军在南京设立办事处，达成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
从摄于1937年的老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小楼崭新而精致。这幢青灰色的民国建筑，建于上世纪30年代，占地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7平方米，院内花圃下还有一防空洞，可以躲避敌机的空袭。它最初的主人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抗战初期，叶剑英等人受命在南京筹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凭着张伯苓与周恩来的师生关系，张伯苓慷慨地将此楼让给八路军，作为他们的办公用房。
8月25日，周恩来、朱德返回陕北，留下叶剑英和秘书童小鹏组建办事处。不久，傳厚岗66号院门便正式挂上了“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的牌子。中央还指派原在上海工作的李克农任“八办”处长，钱之光负责军需、财务，工作人员10余人。
这栋小洋楼的楼上楼下各有3间住房，楼下朝南房间为临时接待室，东间为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办公室兼卧室，北间会客、办公；楼上朝北房间又被不完全分隔为两部分，为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办公室，东间则是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办公室，朝南西间为钱之光、齐光卧室。董必武、叶挺都在此楼上住过。
“八办”是我们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党首都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虽然只存在3月余，但是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族抗日，发展、壮大我党、我军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在这小小的“八路军驻京办事处”里，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国民党进行合作，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叶剑英亲赴位于晓庄的首都反省院向在押政治犯作形势报告，周恩来代表我们党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着手营救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政治犯和爱国民主人士，并亲自点名接出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3人。从8月至10月间，“八办”共营救、接待了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1000余人，犹如吹响了抗日的“集结号”，其中700多人被辗转护送至延安，投身到滚滚革命洪流中去，而营救出狱的刘顺元、黄文杰、刘宁一、钱瑛等则留在办事处负责接待、审査被释放的政治犯。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利用一切机会调集可能调集的物资，支援已有公开身份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合法机构，从国民政府军令部领取军饷、军需和军火。“八办”的同志还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9月27日，叶剑英为南京出版的《时事类编特刊）亲笔题词：“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紧接着，在10月与11月，邹韬奋主编的《抵抗三日刊）连续两次刊载“八办”的公开信，一是公开答复各地学子要求报考抗日军政大学的问题；二是客观地介绍赴陕北的路线、陕北的物质生活条件。“八办”还将延安刊印的材料广为散发，那间设在楼房后小披间的油印室，整日墨筒飞转，印发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命令、声明等重要文件，印刷着平型关大捷的号外和接连不断的胜利喜报，等等。
1937年11月12日侵华日军攻占上海，19日苏州失守，根据中央指示，“八办”和中共南京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分批撤离南京，撤离前又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工人和其他行业人员去武汉、重庆、延安等地参加抗日斗争。董必武对这一段历史曾作过这样的评述：“龙盘虎踞古金陵，抗日曾为前哨营。指点旧居怀往事，梅园傳厚岗留名。”
目前，“八办”已辟为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纪念馆！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之一“八办”的壁就是“青青幼儿园”，优美的钢琴声伴随着清脆的童声，长久萦绕在这一红色旧址的上空。馆内收藏的革命文物、照片，无论是中共中央代表博古的办公照片，叶剑英和李克农、博古的合影，被营救的陶铸、钱瑛等的照片，以及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当年用过的皮箱、钢笔、眼镜，乃至一张小小的名片，都印证着那个难忘岁月的历史风云，体现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