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展览于当年11月29日闭幕。吸引了中外参观者数十万，商品成交额数千万。南洋劝业会闭幕后，依照博览会评议章程，将展品评为5等：奏奖、超等奖、优等奖、金牌奖、银牌奖，分别相当于金质奖、银质奖、国优、部优、省优，共5269件展品获得了奖项，其中金质奖66件，银质奖21件，国优428件，并分别颁发“南洋劝业会褒奖”奖牌和证书。
在南洋劝业会展览期间，即10月18—22日，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简称“全国学界运动会”）在南洋劝业会会场举行。这次运动会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美国人爱克斯纳任会长，裁判全部是外国人，大会文件、讲演和裁判用语一律为英语，颇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意味。参加这次运动会的有华南、华北、上海、吴宁（苏州与南京）、武汉5区的140名男子运动员。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篮球、网球4项。这次运动会盛况空前，参观者每日达4万多人。此会开我国近代体育全国竞赛之先河，辛亥革命后追认其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这也是最早在南京湖南路一带举行的全国运动会。
南洋劝业会开创了中国博览会历史的先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举。它吸引了不少中外人士一睹芳容，不少学校组织参观学习，开拓眼界。
当时，在浙江绍兴府中学任监学兼博物教师、时年29岁的鲁迅，认为这是让学生开拓视野、增长知识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遂建议学校把秋季远足改为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这个倡议得到师生的一致赞同。于是，在鲁迅的带领下，全校200多名师生，一路颠簸，到达南京，住在丁家桥浙江会馆。海外的新产品、各地的奇珍异宝和土特产，争奇斗妍，使学生们甚为惊奇，大开眼界，增长了知识。
浙江湖州中学也组织学生参观。当年年仅14岁的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就读于湖州中学3年级，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这次活动。后来，他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这样写道：“拂晓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猛抬头看见斗大的‘南洋劝业会’5个闪闪发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道是许多小电灯泡连串做成的。”他在南京共参观了3天半。
16岁的叶圣陶也来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当时！他正在苏州草桥中学读3年级，由于他们学校组织过学生军训！在前往参观的路上，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前进。忽然，天空下起瓢泼大雨，但队形依然整齐不乱，直到走入正门后才井然有序地散开，到各个馆参观。
——中华民国第_位临时大总统在此选出。湖南路10号，原为丁家桥16号，是一处具有法国宫殿式建筑风格的仿西方古典式建筑，这就是江苏咨议局。清末状元、首位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南通实业家张謇，在原江苏咨议局拟建会所的基础上，委派南通师范工科毕业生孙支厦到日本考察，设计出仿法国文艺复兴建筑式样方案后，于1909年10月建造。整个建筑坐北朝南，东西长约70米，砖木结构，平面呈正方形，以回廊相连，拱形门窗，方形壁柱，淡黄色外墙，绿色屋顶，烘托出端庄、肃穆、简洁、明快的氛围。特别是钟楼，装饰较为华丽，蒙莎式屋顶别具特色，颇为新颖。
辛亥革命后，江浙联军于1911年12月2日光复南京，咨议局就变成江浙联军的总指挥部，成为革命军挥师北伐的指挥中心。1911年12月4日，在汉口租界举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一致同意把中央政府所在地设在南京，并决定各省代表立即赴南京开会。12月10日以后，在汉口和上海的各省代表陆续到达南京。12月27日，黄兴、宋教仁乘专车赴南京，当晚到江苏省咨议局出席各省代表大会，讨论修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
1911年12月29日上午10时，17省的45名代表聚会咨议局，按《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规定，每省派出1名代表投票，获得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会上，推汤尔和为代表会会长，王宠惠为副会长，由江苏都督府参事刘元洁代表都督监督开票。大会推举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为候选人。孙中山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众望所归，选举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选举揭晓时全场3声高呼“中华共和万岁”。是时，乐队奏响乐曲，群情激奋，场面热烈。大会当即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定公元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大会同时推举汤尔和、王宠惠到上海恭迎孙中山先生至南京就职。会后，各省代表即致电孙中山：“乞即日移驾来宁，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接电后，即电复南京各省代表广当克日赴宁就职。”
1912年元旦，孙中山亲往南京总统府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其位仅仅95天。其后，湖南路10号又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并通过了我国第一个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代伟人孙中山“奉安大典”在此公祭3曰。192年初，
江苏省咨议局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办公之地。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铁獅子胡同行辕。在弥留之际，中山先生仍然心系国事，口中犹在喃喃而语：“和平、奋斗、救中国！”这位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奋斗了大半生的民主革命的先驱终于合上了双眼。遵照孙中山先生遗言，葬事委员会议定在南京紫金山之阳为其建陵。
1929年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柩从北京碧云寺移往南京中山陵，国民党中央党部即湖南路10号成为灵柩移往中山陵途中的公祭地。5月28日下午3时15分，孙中山先生的灵车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为公祭礼堂。整个礼堂布置得庄重肃穆。灵柩下车，奏起哀乐。灵柩缓缓地进到礼堂中央。孙中山先生的家属、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部部长、各特任官、孙中山先生亲故、迎榇专员、葬事筹备委员各就各位，肃立、行礼、默哀。
5月29日是公祭的第一日。先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全体职员、国民政府主席暨委员率全体职员、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及各部职员举行公祭。
5月30日是公祭第二天。国民党海外各总部暨各支部代表、海外华侨代表、蒙藏代表、各省市农工商学兵代表等先后公祭，瞻仰孙中山先生遗容。
5月31日是公祭第三天。荷兰、比利时、美国、法国、英国等18国公使、各国驻华新闻记者、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头山满、犬养毅等公祭，孙中山先生的亲属宋庆龄、孙科等50余人致祭，大中学校学生、国府卫队、航空署职员等公祭。公祭毕，举行封棺典礼。礼毕，全体瞻仰孙先生遗容，作最后之别。此时，宋庆龄同何香凝泣不成声，整个礼堂笼罩在肃穆、悲痛之中。
——震撼历史的“刺汪”枪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顽固坚持“攘外必须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并残酷地镇压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许许多多爱国仁人志士对其倒行逆施扼腕长叹，痛斥蒋汪之流的卖国行径；一些热血青年则准备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除掉这些独夫民贼，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1934年，华克之、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等有血性的男儿，在南京秘密组织“晨光通讯社”，以其为掩护，准备剌杀蒋介石。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但要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华克之为该通讯社社长，孙凤鸣是报社记者，贺坡光为报社采访部主任，张玉华为总务兼编辑主任。报社在成立之后，为实现他们的剌杀计划，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府进行“大吹捧小批评”，与中央通讯社社长“拉好关系”，以便能得到中央社的支持，拿到进入禁区的“特别通行证”。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蒋、汪都参加，这是剌杀蒋介石的最好时机。孙凤鸣自恃自己当过兵，枪法好，自告奋勇地担任杀手，欲以记者的合法身份为掩护，接近蒋介石而剌之。在行动之前，他们作了缜密的安排，首先拿到了出入禁区的通行证。其次，摸清了会议安排程序。国民党代表在拜谒中山陵之后举行开幕式，结束后在中央党部礼堂前合影，合影之后再进入礼堂开会。他们决定在蒋、汪与中央委员合影时行剌蒋介石。在行动前夕，华克之召集孙凤鸣等人聚餐，在举杯祝酒时说：“此举如马到成功，其功可旋转乾坤，其名可流芳百世。”孙凤鸣接过华克之送来的手枪后说：“弹不虚发，民族使命不敢稍懈。”继而慷慨吟诵易水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孙凤鸣在接受这一任务后就下了舍生取义的决心，在早些时候，他把自己的妻子崔正瑶和孩子送往香港。
1935年11月1日上午，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名义，手持“出入证”进入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会警卫人员虽然收缴了中外记者的照相机，以防暗中携带爆炸物，但是没有搜査出孙凤鸣身上的手枪。孙凤鸣站在记者群中寻找时机，准备随时剌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结束之后’其中央委员陆续走出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新厦门前等候摄影。蒋介石见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青海诸马、四川军阀龙云、陈济棠等人都来了，而且每个人身边都至少有2名马弁。生性多疑、诡诈成性的蒋介石，害怕有人乘机搞出什么乱子来，坚决拒绝参加摄影，并劝说汪精卫“也不要参加”，汪精卫不听。当时，100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已分5排站立，汪精卫站在第1排中间，第1排有林森、孙科、戴传贤、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拍照完毕后，正当委员们转身陆续走上台阶，打算进楼到会议室继续开预备会议之时，孙凤鸣不见蒋介石出场，眼看良机就要错过，决定将枪口指向汪精卫。他走出半圆形的记者群，快速地从大衣口袋中掏出手枪，嘴上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1排正欲转身的汪精卫连开3枪，弹无虚发：一枪打进左眼外角下左颧，一枪从后背进入从左臂射出，一枪也从后背射进到第六、第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最后这一枪虽未致命，但这一颗子弹始终没有取出，最终导致汪精卫于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不治身亡。
当时，枪声一响，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秩序大乱。参加拍照的委员们被这一突然行动惊呆了，全身发抖，纷纷躲藏……站在汪精卫身旁的张继和张学良还算冷静，张继跑到孙凤鸣背后将他拦腰抱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凤鸣把最后的两颗子弹射向汪精卫；张学良冲上前去猛踢孙凤鸣手腕，又迎面一拳，孙凤鸣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精卫的卫士在明白之后，也迅速还击，孙凤鸣胸中两弹倒地，被擒。汪精卫被抬到会议室紧急处理之后，急送到中央医院救治。由于孙凤鸣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想从他的嘴里了解剌杀行动的政治背景，命令医生每小时注射强心剂10余次。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仑、警察厅长陈焯等人，亲自到医院追问事件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孙凤鸣忍受着身体撕裂般的疼痛说：“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在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上签字，再不把亲日派头子干掉，就要亡国，大家就要做亡国奴了”、“我是一个老粗，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剌汪的是我的良心……”
孙凤鸣没有辜负战友们对他的期望与重托，没有给敌人留下一句有用的供词，在第二天凌晨壮烈牺牲。其后！孙凤鸣妻子崔正瑶也被国民党杀害。
尽管孙凤鸣剌蒋未遂，但剌汪的枪声震惊了世界，撼动全国，大快人心。1939年，冯玉祥将军在国民党政府元旦团拜会上慷慨陈词：“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3枪，可见那个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历史最终作出了公正的评价。1988年7月7日，在孙凤鸣牺牲53年之后，他的故乡徐州铜山县黄集乡小合子村建造了“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纪念碑”，当年晨光通讯社社长、孙凤鸣的战友、86岁高龄的革命老人华克之主持了揭碑仪式。爱国志士，英勇剌汪，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大汉奸汪精卫死后埋在南京的梅花山，妄想与孙中山先生陵墓并存，抗战胜利后，其墓地被炸，尸骨无存，最终落得个遗臭万年、永远被世人所唾弃的可耻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