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得到特赦后，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1962年他又结婚了，对方就是李淑贤。结婚那年，她是个37岁的大姑娘，她是杭州人，从小失去父母，当时她是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几乎达到不能分离的地步。溥仪曾向李淑贤说：“以前我在宫中时，根本不懂夫妻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妻子是我的玩物和摆设，高兴了就去玩一会儿，不高兴就几天不理。我是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只是遇见你，才晓得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
溥仪无微不至地关怀妻子，他和李淑贤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5年。1967年10月7日，溥仪因患肾癌而逝世。溥仪逝世时，正处于“文革”期间，李淑贤在周总理和政协的关怀下，生活一直很好。
蔡元培的三次婚姻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父母之命，性格不合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一幅画结缘作画人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不缠足的女性；第二，识字的；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第三次婚姻：相差24岁的师生恋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是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是年龄略大；三是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六不总理”段祺瑞
段祺瑞在清末民初中国扑朔迷离的政治舞台上曾经显赫一时。他出身行伍世家，饱尝世间冷暖；身怀救国之志，却无法施展强国才华；受新式军事教育和有留学欧洲的经历，但思想和行为方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他曾是继袁世凯之后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首领，却在生活方式上保持着相对的清廉。
“三·一八”惨案时他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他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但他与袁世凯一样为权力而生亦为权力而死。他没能拯救中华陷入内乱，但他在日本人面前却保持了民族的尊严。
如果有人给他送礼，他要把礼物细细地看上一阵，然后只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一概送还。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过他一个大南瓜他全都收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再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段祺瑞从年轻到年老，穿衣服就没逃过邋里邋遢的样子。他在家里总是一件长衫，头上一顶瓜皮帽，任谁见了他，也想不到他会是个国务总理。他出门的时候，当然也会穿军装、礼服，不过不管多么考究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都显得随随便便，有时候西服领带都会歪到一边去，他也浑然不觉。段祺瑞没有做过生意，他家里日常用品都是从铺子里买来的，和他家来往最多的是前门外大栅栏瑞蚨祥。当时的银行人士谁不想巴结这位实权派的国务总理大人？可他却没有在任何一家银行投过一文钱的资本。堂堂的总理之家，居然常常会像平民小户一样，有经济周转不灵的时候。实在挺不下去了，段祺瑞也会写张白条，到金城或是大陆银行去借上个千八百元的。这一笔笔的账段祺瑞记得十分清楚，等到他有了钱去还款时，哪家银行想“赖账”都没门。
段祺瑞在台上当政时还有地方借钱，等到他下野隐居天津后，他家的经济状况就彻底窘迫下来。他已经住不起“公馆”，而只能住“私宅”了。段祺瑞开始亲自过问日常开支，亲自审查日常详细账目，想办法尽量节约开支。他的一日三餐多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衣着均为布制。他家的仆人也已减到了最低数，多亏魏宗瀚邀约一些当年的老兵，自愿轮流前来站岗放哨并帮助料理些宅内杂务，宅中才不至于到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就是段祺瑞，人称“六不总理”。他除了躲在书房里下棋、打牌，没有别的任何嗜好。面对灯红酒绿，金黄银白，世间俗人哪个敢说自己不动心？段祺瑞可能是天性寡欲，再加上后天修炼成的自制力，才能在那样的乱世里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段祺瑞在最后的日子里保持了作为中国人的尊严。1933年1月24日，段祺瑞一行抵沪，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三年的岁月。段祺瑞在生活安定下来后，便表明了自己抗日的态度。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
死得其所——伍廷芳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伍廷芳革新的思想终于有了表达的机会，他上书要求清帝退位，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1911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商量在上海起义，成立“沪军都督府”。考虑外交总长人选时，踌躇良久，有人提出伍廷芳，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派伍廷芳的老朋友李平书前去。伍廷芳显得迟疑，自称年老力衰，难以再任，被李苦苦相劝，才勉强答应。毕竟是个外交老将，他上任后立即照会各国领事，加派警力保护租界，告知各国在中国内部的斗争中应严守中立，还发电要外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1912年，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伍廷芳被任命为政府临时司法总长。他高举以法治国的大旗制订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
在南北议和中，孙中山处于劣势，只好退让，而伍廷芳也辞职回“观渡庐”著书立说，写出《延寿新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美国观察记》等。时任总统府顾问的有日本人贺长雄与美国人古德诺，他们发表文章，为袁世凯上台造舆论。伍廷芳洞悉这一阴谋，发表演说：“北京现有的政府，只算得上是戏场，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僚只算得上是戏子。我们看戏则可，若听了戏子的话当真就不可……问问过路的行人，有哪一个是喜欢人家做皇帝的。我们要努力坚持，不管他是洪宪，还是宪洪，只晓得今年是民国五年，明年是民国六年，维持这个年号以至万年，万万年！”虽然袁世凯还是当了“皇帝”，但在全国声讨中，很快命归九泉。
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北上，逼迫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伍廷芳知道，张勋其实是想取消共和制。所以黎元洪让他解散国会，他是万万不能同意的。新任国务总理江朝宗带领士兵包围伍廷芳的住所，让他交出总理印信，伍廷芳坚决不交，士兵们高声呼喊所要印信，直至深夜。伍廷芳无法休息，一怒之下把印信从楼上扔下，让他们回去交差。次日向黎元洪递交辞职信，回山海关去了。没料到在山海关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便决心与北洋政府决裂，到南方去寻找新的出路，再次与孙中山会合了。
1917年9月1日，伍廷芳被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外交总长，两个月后回到广州。但西南军阀岑春煊组织“西南各省联合会”，取代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这时的伍廷芳站在岑春煊一边，责备孙中山不顾大局。结果，1918年5月，军政府被改组，废除大元帅，孙中山离开广州。很快，伍廷芳也意识到自己在西南军阀前也是形同虚设，他这个“政务总裁”不过是个“伴食总裁”。1920年3月底，也离开了广东，找孙中山去了。在上海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欢迎，与其他革命者一起宣布西南军政府为“非法政府”。这年年底，与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次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职，伍廷芳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革命军代表，广东省省长以及代总统等职务。这时他年事已高，还是不断向外国政府联系，争取他们的承认。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入永丰舰。第二天，80岁的伍廷芳立即上舰看望孙中山，共商反叛大计。回家之后，还愤怒不已，次日接到陈炯明来电，要求他向孙中山劝说，让他下野，言辞中对伍廷芳也颇为不敬。一气之下，他病卧不起，儿子伍朝枢立即送他进广州新公医院，被确诊为肺炎。6月23日，伍廷芳终于乘鹤西去。在永丰舰的孙中山悲痛万分，舰上他发表演说：“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惟全军惟有奋勇杀贼，继成（承）其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弥留时，犹谆谆授公子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无一语及家事。”1922年12月17日，在上海为伍廷芳开了追悼大会。
孙中山二三事
买书比买吃的还重要
孙中山一生喜欢读书。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有一天，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去看他，发现他的生活很艰苦，几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离开前，这几个留学生凑了40英镑，送给孙中山补贴生活。
三天以后，这几个留学生又一起去看孙中山。来到孙中山的宿舍门口，他们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答应。“算了，先生大概不在。我们下次再来吧。”一个姑娘说。
“等一下儿，我来敲。”一个不高不矮的年轻人说。他用力敲了一会儿，孙中山才来开门。孙中山不好意思地说：“请原谅，我正在看书，没听见你们敲门。快请进！”
他们走进孙中山的宿舍，看见桌子上摆满了新书。大家一算，买这些书大概需要30英镑。他们觉得很奇怪，问孙中山：“你连吃饭的钱都不够，还有钱买书？”“这是用你们送给我的钱买的，我还剩下10英镑呢！”
“你应该多买一些好吃的，不要把身体搞坏了。”孙中山笑着说：“我觉得买书比买吃的还重要。”
孙中山妙联入官府
清朝光绪年间，孙中山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想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他递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片。门卫随即将名片呈上，张之洞一瞧很不高兴，问门卫来者何人？门卫回答是一儒生。张总督令人拿来纸笔写了一行字，叫门卫交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纸上写着：“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这分明是一副对联的上联。孙中山微微一笑，对出了下联，又请门卫呈送给张之洞，张之洞看见上书：“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不觉暗暗吃惊，“呀，儒生不可小视！”于是，急命门卫大开中门，亲自迎接才华横溢的孙中山。
弃医救国
有一天，孙中山为清政府一个提督的家人治病。他看见一批衣衫褴褛的犯人正要被处决，他们的身上拴着铁链，都在凄惨的喊冤，几个刽子手站在一边准备行刑。
孙中山问一个官员，他们都审问了没有？为什么喊冤？
“这些人还用得着审问，再杀几个也不多！”
孙中山不忍再看下去。他是医生，眼看着这些人就要被杀死，却不能救他们。医生只能治人的病，却不能治国家的病，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清廉的政府，那就还会有许多无辜的人被屠杀，医生再有本领又有什么用！想到这里，孙中山感到，要救人先救国，不能放弃救国的责任。
1894年，孙中山离开广州回到家中。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奋笔疾书，他要上书李鸿章，提出兴利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这是他的最后一试，如果能够通过改良的方法，不流血就达到救国的目的，那当然是上策。
然而，孙中山失望了。这年夏天，他和陆皓东一同北上上书李鸿章，竟然被置之不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小小的日本，竟打败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堂堂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空前苛刻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国不仅要付出巨额赔款，还要割让大片领土。这一切都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他下定决心，放弃行医，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救国救民的大业。
不让其兄当都督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是檀香山一位著名的华侨资本家，号称“茂宜王”。为了资助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孙眉不惜变卖家产。1912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不少人推举孙眉当广东省都督。孙中山不同意，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声明，说孙眉任粤督“决非所宜”，“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悚，何如慎之于始”。他还给其兄发去电报，劝他不要谋求当粤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