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26岁的胡适一完成留美学业，即就任北大教授，是由北大文学院长陈独秀和校长蔡元培鼎力提携而破格聘用的。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人同岁，都是1879年出生，按中国生肖属相为属兔。而后生胡适，是生于1891年12月，刚好少于他俩12岁，也属兔。当时有人戏称：“北大添个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北大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年轻胡适初露头角，是治理北大的“三大台柱之一”。
胡适“胡说”
胡适就任北大教授，以最好的“教书匠”著称，但他更能“快友”交谈，加上个能说会道的嘴巴，讲的比写的更好。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内外，聚天下英才而讲之。讲台之下，笑声四起，掌声如雷。有时“说瘾”大发，对学生讲起课来，与朋友吹起牛来，天花乱坠，南腔北调，海阔天空，文白齐鸣，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了。
有一次，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越说越来瘾，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引起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来。
胡适之刻印
大家可能都知道，胡适字适之，所以又名胡适之，他在北京的时候流传的那句名言“我的朋友胡适之”，即形容其交友之广泛，“五四”左右的那个阶段正是胡适和鲁迅等一起提倡白话文的时代，所以他的人也很被一些不喜欢白话文的同志憎恨。据说有一次他去一家篆刻店刻章，要刻成胡适之印，结果取章的时候发现店主给刻成了“胡适的印”，也几乎把他的鼻子气歪，质问店主，店主理直气壮地说，你不是提倡白话文吗？在白话文里，“之”可不就是“的”吗？店主把这话说完，估计胡适之先生应该是无可奈何的笑了吧。
黄侃痛骂胡适、陈独秀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与章太炎、刘师培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
黄侃学问大，脾气更大，其骂人之狠，非一般人所能及。据说他在北大几乎骂遍同行，连师弟也不放过，甚至到后来还骂黄包车夫过瘾。
黄侃与章太炎的师生之缘，有这么一种说法，讲的是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时，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一个楼上一个楼下而已。黄侃一天夜晚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住在楼下的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惹得他火冒三丈，怒骂起来。
年轻气盛的黄侃哪容得下有人来教训他，于是不客气地报以回骂。正骂得畅快淋漓之时，得知楼下与自己对骂的先生乃大名鼎鼎的章太炎。“不骂不相识”，两人将话锋转到学问上后，越谈越投机，后来居然成了师徒，真可谓骂来的师徒。
黄侃骂同行很骂得起劲，比如胡适，被黄侃骂可不是一两回的事。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遭到了章太炎和黄侃的竭力反对。当时，胡适和黄侃都在北京大学任教。
黄侃每次见到胡适，都不忘嘲讽、奚落甚至拐弯抹角把胡适骂上一骂。
黄侃问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侃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一时语塞，很是无奈。
黄侃在给学生上课时，有时也不忘嘲讽胡适一番。一次，谈起胡适和白话文，黄侃对学生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相比较，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引得学生捧腹大笑。
还有一次，胡适和黄侃同在一个宴会上，胡适偶谈及墨学，黄侃听了不爽，便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赫然。一会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让胡适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正欲发作时，黄侃却转而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让胡适哭笑不得，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陈独秀曾被黄侃当面或背后恶声恶气地痛骂过多次，有一次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采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让陈独秀很是难堪。但陈独秀佩服其学识，并不计较。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还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
黄侃脾气后来甚至大到和同事动武，与黄包车的车夫对骂。黄侃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时，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即切磋学问时一言不合，差点导致动刀枪。还有人说黄侃与拉黄包车的车夫对骂，且不觉自降身份，只要能舒心头之愤，得到骂人的趣味即可，此事有可能为传闻，但黄侃的脾气大家是公认的了。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中共“一大”招开日期与人数的争论
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之年代久远，具体情节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模糊了，因而给考证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从一桩命案查证“一大”召开日
通过分析代表行踪，党史研究人员初步确定“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但具体是哪一天开幕的，还是个谜。后来，研究人员在深入细致地考证中，发现了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细节，正是对这一细节的考证揭开了谜底。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并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过这件事：“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陈公博的文章中最为关键的7月31日这个准确日期让研究人员怦然心动，如果能证实这个日期，就能据此推断出“一大”的准确召开日。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后面这则消息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姓张，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则是这样报道这件案子的：大东旅馆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奸杀，而是带有情杀的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是同一个洋老板的跟班私奔，因二人感到无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带了一支手枪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先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
《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虽然在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点来看，两则消息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当然，对这个日期的确认，研究人员还从其他一些渠道进行了考证。比如对法国巡捕搜查会场事件的调查以及对解放后来自国外，特别是来自前苏联的重要文献的考证。当研究人员将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中央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巡捕搜查“一大”会场
1921年7月30日晚，党的“一大”第六次会议在位于上海市望志路李汉俊的家里继续召开。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有人问道：“干什么的？”“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来人含糊地回答。
接着，来人又说是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就十分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包打听”，并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查清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因与黄金荣结拜过把兄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1956年在上海病逝。
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看似是偶然事件，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上海，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乎是从马林一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了跟踪，尤其是7月下旬马林频繁出入李汉俊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程子卿闯入会场当然不是偶然。
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便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并开始搜查。
巡捕问：“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那两位外国人来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回答：“没开会，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两位外国人来自英国，是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
巡捕又问：“为什么家里会有社会主义书籍？”
李汉俊坦然回答：“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翻译，必须要有大量图书作研究参考之用。”
接着，巡警又问了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陈公博也一一做了回答。最终，巡捕房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处，商讨下一步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未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会议已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了。
“一大”闭幕日是哪天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考证，党史界对于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和7月30日是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这两点，取得了一致共识；而对嘉兴南湖的闭会日期则存在较大分歧。综合起来，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7月31日说；二是8月1日说；三是8月2日说；四是8月5日说。
第一种观点，也是最为流行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文献资料很多，比如多位“一大”出席者均回忆，7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断后，第二天即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不赞成此观点的研究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二天开会，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安排。但有研究人员分析认为，这条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10时25分到达，而且在上海开会的代表所住地点相距都不远，当晚完全来得及会商第二天开会事宜。总之，与会代表完全有可能于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
第二种观点主要来源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大会闭幕日期为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曾是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南湖中游船有四、五艘被吹覆。显然，这样的气象条件不适合在湖面游船上开会，此种观点难成立。
第三种观点来源于李达爱人王会悟的回忆，但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并未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印证材料来，所以，这一观点也存在疑问。
第四种观点的来源是据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但由于斯穆尔基斯并不是与会者，当时他本人也不在中国，因此，这封信件的资料来源本身就成问题。
党史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在未发现新的确凿的原始文献之前，仍应以7月31日为党的“一大”闭幕日为宜。
对出席人数的考证
长期以来，有关出席党的“一大”的人数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外，也有人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提出过异议。
研究人员在考证中得知，“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数曾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姓名作过回忆，这些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的确参加了会议，但对他是否为会议代表有不同看法。如1971年董必武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当时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人，有的讲是13人。”后来，李达和刘仁静的回忆，也说出了同样的看法。
但也有代表回忆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如张国焘1966年回忆说：“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汉口（代表）是陈潭秋、包惠僧。”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出席“一大”的人物中有包惠僧。陈公博在1935年的回忆中说，他是在出席“一大”时与包惠僧认识的。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包惠僧的简历后认为，从包的初期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是有可能以“一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至于包政治立场不坚定，后来还脱离了党，那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