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2月7日，在中国工运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在开会前夕，直系军阀吴佩孚竟下令禁止开会，工人们对军阀的无理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决定照常召开成立大会。2月1日吴佩孚派军警包围会场，到达郑州的大会代表冲破了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开会不到15分钟，即与军警发生冲突。会后，反动军警又包围了代表的住处，监视代表行动，占领、封闭、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的会址，代表们被强迫出境。当晚，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为了便于指挥这次罢工斗争，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从2月4日上午九时起，仅用3个小时就实现了全路数万名工人全部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京汉铁路立即瘫痪。
2月7日，军阀吴佩孚终于下了毒手。湖北督军肖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反动军队还闯进工人宿舍，大肆搜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后，反动军警把他绑在电线杆上，用刀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高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能上的！”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惨遭杀害。
惨案发生后，尽管反动军阀到处捆绑工人，用恐怖手段强迫工人复工。但工人们坚持斗争，在没有得到总工会复工命令以前坚决不复工，各地工会也都拒绝单独谈判。罢工斗争坚持到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武汉工团联合会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力量，准备将来进行更大的斗争，于是忍痛下令复工，大罢工宣告结束。在这场斗争中，京汉路各地工人死50余人，伤数百人，被捕和被迫流亡的有1000多人。接着，各地军阀也都对工人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被迫暂时转入低潮。
陈炯明炮击孙中山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部队4000余人突然包围总统府，并向孙中山所住的粤秀楼开炮。
15日，粤军总指挥叶举接到陈炯明密令，于白云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熊略为攻城指挥官，洪兆麟为先头部队，开始围攻总统府。同日清晨，陈策紧急召集各拥孙舰长会议。研究应变措施，确定陈策在江防舰队宝壁舰上指挥，各舰严加警戒。
随后，陈策疾赴总统府粤秀楼，报以局势危急。恭请孙中山莅临舰队，以便在陈军叛变时下令讨伐。孙中山仍未能下定决断。陈策速返舰队，命令各军舰升火起锚，进入战备状态，以随时应变。
当日下午5时，孙中山仍不虞有变，曾对警卫团长陈可钰等说：“我与竞存（陈炯明字）近几日仍有电报往返商量两广军备，目前可能是他部下的一些骄兵悍将借名索恼，以难当局，饷清发了谅可各自回防。竞存曾谓愿以生命人格为保证，我信他不敢做犯上作乱之事，且我定明日返韶关，难道今晚还会有事吗？”
15日晚后半夜，叛军首先占领石井兵工厂，随后包围了总统府，孙中山生命危在旦夕。陈策在东堤襟江楼闻讯，急从二楼跃下，火速奔返舰队，指挥宝壁舰驶近长堤天宇码头附近，准备接应孙中山。时总统府参军林树微秘书林直勉知情险恶，力劝孙中山撤离险区。
在他俩扶持下，孙中山离开粤秀楼，途中曾遭叛军两度盘查，但终于平安到达长堤天宇码头，乘坐小艇登上了早已升火起锚等候的宝壁舰。17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并发表讨陈电文。
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脱险记
1922年6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广州会晤。其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决心已不可动摇。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达林亦将离开广州。这时，孙中山特遣代言人陈友仁给达林转话：
“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惟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
孙中山另有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函件，亦由陈友仁面交达林。信文如次：
尊敬的契切林：谨以此短简答复您托达林转交给我的信。我正经受着陈炯明——一个完全受恩于我的人——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危机。达林将会转告您，在某种情况下我打算怎样做。向您和列宁致敬！
孙逸仙谨启
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第三国际”的驻华代表鲍罗廷来到中国。时在1923年，鲍罗廷还有如下两个头衔：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代表，中国国民党政治顾问。很显然，后一个职务是受广东政府之聘而产生的。
随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明朗化，当时的传媒一致认为，广州政府在孙中山思想的指导下，必会建立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政府。面对这些“看法”，孙中山予以了澄清，阐述了新生的国共合作政府形象。
孙中山于1925年3月因肝病去世。国民党内潜在的分歧公开化，反苏的行动，步步升级。孙中山早就预料到这点，故在临终前嘱陈友仁代撰《致苏俄遗书》，旨在：孙逝世后，中国将一如既往，实行三大政策。这些遗书由孙中山亲自签名，与《总理遗嘱》具有同等效力。可是反苏的国民党右派，只准发表《遗嘱》，不准发表《遗书》。到了1927年初夏，由武汉国民党出面，实际上是汪精卫指使，解除了由孙中山聘请的“中国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职务。接着，这些“总理信徒”对孙中山是背叛得很彻底了——连总理亲聘的顾问都要撵走，何谈对总理遗志的继承！但远远不止于此。国民党右派们一不做二不休，竟策划谋杀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
就在鲍罗廷被解除顾问后不到一月时间，孙中山的助手陈友仁接到孔祥熙一封密电。孔嘱陈一定“将这封密电立交宋子文”。陈友仁对密电非常重视，反复进行研究：
“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
所谓“商人”，无非是策划杀鲍的主谋蒋介石，所谓“出售的商品”即顾问鲍罗廷。
陈友仁心急如焚，如何让鲍罗廷逃过这一劫难，让其安全返回苏联呢？不然如何对得住孙中山对自己的信任，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呢？陈友仁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对国际友人，要做到仁至义尽。他想到的最可靠之法，莫过于让儿子陈丕士作鲍罗廷的保镖，化装护送鲍罗廷混入大智门上火车。上车关过了，更有郑州检查关，如何通过？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把守在此，谁也别想蒙混过站。怎么办？必须摸清冯玉祥的底细，不能让冯玉祥识破此中“机关”，但很难，为保鲍罗廷过关，陈友仁绞尽脑汁。
陈友仁知道冯玉祥出身贫苦，是顶着父亲名额（老兵）吃粮的。当初，招兵的官员为尽快上报冯玉祥而又不知其实名，便随意给他取玉祥之名充数，而实际上冯玉祥本名冯积善，这是冯父对儿子的期望：做个积善人家的儿郎。冯玉祥当上士官后，军纪严明，从不克扣士兵军饷，伙食开得好，颇得士兵拥护。因治军有方，名声在外，颇得上司信任，不断提升。然而，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违反孙中山遗教的做法，深表不满。正因为如此，陈友仁才有把握让儿子保护鲍罗廷出境。为了试探究竟，在动身前，陈友仁派心腹持密函到郑州向冯玉祥询探态度。心腹回汉后告知陈友仁：冯最近收到汪精卫从庐山发去的密电，通知冯玉祥，在苏俄代表鲍罗廷乘火车途经郑州时，必须扣留并秘决之。
冯玉祥对陈友仁的秘使表态说：“我绝对不做今日之黄祖。当然，苏俄代表鲍罗廷也绝对不是祢衡。倘若我冯某依了汪氏指示，加害苏俄代表，引起国际争端，那汪精卫不会拿我作替罪羊？冯某绝对不会糊涂到这般田地！”
陈友仁这才放心，让陈丕士携带武器，保护鲍罗廷，乘北上火车直驰郑州。在检查时，陈丕士看到了冯玉祥，他以大员身份，亲自上车“检查”。这时已是1927年7月。两个月前，鲍还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改组。
陈丕士护送鲍罗廷平安地回到莫斯科。
1926年的北伐是谁促成的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组成一个委员会，计划北伐。北伐这个历史事实众人皆知，但究竟是谁促成了北伐，其中的细节又是怎样的？或许这多是鲜为人知的故事了。
当时的湖南省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势力范围，也是吴佩孚欲武力统一中国的前哨。赵恒惕时任湖南省长，管辖省防军四个师，而唐生智所率第四师是实力最雄厚的一个师。唐生智兼任“湖南督办”，一直想取赵恒惕而代之，成为湖南一省的实际霸主。为确保对赵恒惕战争的胜利，唐生智约请李宗仁派出一个旅在两省交界处遥相呼应，这让李宗仁看到了北伐战机，于是将部队向桂林一带集结，并致电广州商促北伐事宜。唐生智于三月起兵驱赵，赵恒惕逃往上海，随后吴佩孚率兵剿唐，唐生智逃往广西边境，李宗仁部队赶到后，与吴佩孚军打了起来，双方在衡阳一带进入胶着状态。
战事一开，李宗仁于5月10日赴广州与国民政府商讨北伐大计，却不料“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内部一团糟，汪精卫被逼出走，党内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军政要员人心惶惶，无心北伐大计。当时，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中心人物，说服蒋介石便成为促成北伐的关键。
5月11日下午，李宗仁去黄埔军校回拜蒋介石，在吃晚餐时，与蒋介石商谈了数小时，分析了时局，说明了如何策反唐生智参加革命，陈述了北伐的利害关系，却不料，蒋介石一句：“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就把他的北伐大计搁置了。
李宗仁拜会的第二个中央要人是党国元老、中央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张人杰。按李宗仁的说法，张人杰对其“恭维备至”，不过对于北伐之事也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并要他再去找蒋介石说说看。接着，李宗仁又去拜访苏联顾问鲍罗廷，北伐的事没谈成，到是接受了一番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
李济深时任第四军军长，是广东的实际主人，也是李宗仁的朋友，对李宗仁的北伐大计全面支持，并一再鼓励，不可放弃。两人在商谈北伐事宜时。李宗仁请求李济深派两个师出兵湖南，以和广西部队遥相呼应，当可促成其他部队跟进北伐，并决定由叶挺独立团先行，造成声势。
在政治会议上，李宗仁再次阐述北伐的利害关系，并得到李济深主动请缨及会议上慷慨陈词的相助，这样就有了1926年5月21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发表的“接受海内外请愿北伐”的宣言。李宗仁和李济深私下约定，为减少蒋介石的顾虑，北伐出师时，推荐蒋为北伐军总司令。
从历史的细节中看北伐成因，或许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如果没有李宗仁的极力促成以及桂军的作战，北伐的历史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了。
黄埔军校差点不叫黄埔军校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讨论校址时，国民党中央执委是定在“测绘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即现在的北教场路烈士陵园一带，广州人通称为“东山”。为此，还形成了文件。不过没多久就改了。否则，黄埔军校就叫“东山军校”了。
据说以黄埔岛做校址，是孙中山亲自选定的。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因为当时大小军阀随时可能发大王脾气，弄不好就会突然袭击军校。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孤岛，的确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黄埔军有了这么个大本营，在战略上占了大便宜。
192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开学的日子。这一天，广州军界要人起了个大早。孙中山坐军舰于7时40分抵达黄埔岛。9时30分，开学典礼在操场上举行。先由孙中山发表演讲。他的演讲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要失败。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成立革命军打基础。”“革命军必须富有革命的志愿，一生一世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以很通俗的语言说：“革命党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百个人就能打一万个人。有一支一万人的革命军，就可以打倒军阀。”孙中山演讲完毕，会场上掌声雷动，口号鹊起。接着由党代表廖仲恺主持开学仪式，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致祝词，最后是阅兵式和分列式。60年后的军校纪念活动中，李默庵、宋希濂等人回忆，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件是操场前头搭起了台子，台正中央挂着军校校训：“亲爱精诚。”两边还挂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孙中山那天穿着白色的中山服，戴一顶白通帽。宋庆龄很优雅地站在孙中山旁边，白衣黑裙，美如天仙。另一件是胡汉民用广东话宣读“总理训词”：“三位煮鸡，萝卜大葱。”硬是听不懂内容，事后看贴在墙上的训词，才恍然大悟：“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毕信毕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蒋介石主持北伐胜利祭灵大典
1928年7月6日，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祭灵大典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举行，蒋介石主祭。
蒋、桂、阎、冯四系联合北伐奉系取得胜利后，决定在北平举行四总司令祭灵盛典，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都到北平参加盛典。7月6日，蒋介石“未明起床，澄心静虑，迎接曙光”，显得非常虔诚。上午8时20分，祭典开始，由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与祭的还有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国民政府委员周震麟、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委蒋作宾、各集团军高级指挥官白崇禧、鹿钟麟、朱培德等，以及北平特别市市长何其巩，北平政治分会与工商学界代表共数百人。
灵堂布置庄严肃穆：上悬国旗与“精神不死”四字横匾，门口交叉悬挂国旗与党旗，灵柩前另置香案，上方挂放大到5尺的孙中山遗像，旁竖“天下为公”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联句。灵前并置有孔祥熙与吴木兰的挽联。
祭典开始，首先奏哀乐，由主祭献花，全体行三鞠躬礼。接着，由商震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祭文和蒋介石的祭文。然后司仪宣布主祭偕襄祭恭谒总理遗容，由守灵卫兵揭灵。蒋介石目睹孙中山遗容，忽然抚棺恸哭，冯玉祥、阎锡山也频频挥泪，全场气氛非常哀伤，惟独李宗仁在一旁肃立，没有掉一滴眼泪。蒋介石哭了很久还未停止，冯玉祥只好走上去劝了许久，蒋这才止住了哭声，将仪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