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误说：
普宁县“保和堂”传人黄介生（已故）于1982年曾写过一份材料，讲述其先祖黄华珍当年诊治林则徐的经过。说林则徐途经揭阳，揭阳县令见其病情危重，为卸责任，藉言揭阳无名医，请其速往普宁。其先祖黄华珍的诊治结果是“风寒入里”，当即立下脉论、症论和方论。但因林则徐没有及时服药，才失去了最后医治的机会。而对于“星斗南”地方解释，林家后裔认为它不过是福州方言“心头痛”的误听罢了。
说林则徐是病死的人认为，林则徐当时已66岁高龄，身体虚弱，平时又患有痔疮病和心肺旧疾，加上在寒冷的冬天，日夜赶路，辛劳颠簸，一路上得不到休息，因此病情加重，虽经医生诊治，结果无法挽救而死。
两种说法，截然相反。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被洋人暗害而死的呢，还是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而死？至今还是一个谜。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功还是过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他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全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当然是罪行，但此罪行并不影响曾国藩成为值得肯定的人物，因为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到近代的林则徐等，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在同一原则上，对每个历史人物应一视同仁。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外还做了些什么。他们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过与太平天国本身的功过正相反，认为太平天国的功有三：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的这些功必须肯定，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是太平天国也有过，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上；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代表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它设计的平均主义的蓝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第三，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如果说，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那么，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待遇。很难讲这个政权会比清政权好。总而言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过也有功。
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吗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古来罕见。无论文治武功，他都有骄傲的资本；但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贫富悬殊，也是他抹不掉的污点，而他的风流韵事更给后世留下了说不尽的轶闻佳话。他与内务府大臣傅恒妻子“偷情”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传说，他俩偷情生下的儿子就是福康安。
福康安生于乾隆十八年（1754年），自幼乾隆即将他带到内廷，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乾隆更对其委以重任，生前封贝子，死后赠郡王，成为一代宠臣之最。
福康安19岁时，即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大将军温福征剿大金川，此后担任过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参加过平定大小金川、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等重大战役。
史载福康安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但生活豪奢，其统率的大兵所过，地方官都要供给巨额财物，“笙歌一片，彻旦通宵”，甚至在战场上也是这样：前线血肉横飞，而福康安的帅营仍歌舞吹弹，余音袅袅不绝。因而，福康安对清朝军队的腐败、对乾嘉之际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负有一定责任。但乾隆对福康安的信任却丝毫不减，他承认自己和福康安的感情有如家人父子。福康安去世，乾隆悲泪长流，赐谥文襄，追赠嘉勇郡王，配享太庙。
清朝自开国以来，除清初如吴三桂等为平定各地反抗势力立下赫赫战功的军功将领以及蒙古等少数民族领袖外，异姓封王者仅福康安一人。
所以不少人都惊叹乾隆对福康安的特殊恩宠，进而更加怀疑两者之间是否有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这就是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乾隆早就想封之为王，使他像诸皇子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只是碍于家法，不能如愿。于是令福康安率军作战，建立军功，以为封王的基础。所以福康安每次出征，乾隆均精心为其挑选将领，选派劲旅，使其必胜。而其他将领，也迎合乾隆旨意，有意不取胜争功，以归美于福康安。乾隆先封其为贝子，然福康安终究不及封王而终，于是以郡王赠之。
还有人做诗讽刺说：“家人燕儿重椒房（后宫），龙种无端降下方；单阐（后族）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然而，说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毕竟缺乏第一手证据（也不可能找到第一手证据），不过，有人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福康安的两个哥哥福灵安、福隆安都娶皇室之女，成为额驸，福康安既然自幼就被乾隆喜爱，为什么乾隆偏偏不将公主下嫁给他，使之成为地位显赫的额驸？是不是因福康安本系龙种，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缘故？
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在乾隆朝位极人臣，官至大学士，参与机密。长子福灵安，为多罗额驸，后官至正白旗满洲副都统。次子福隆安，与乾隆之女和嘉公主结婚，官至兵部尚书。幼子福长安官至户部尚书。在乾隆晚年，福长安与和珅一道，把持朝政，为正人君子所不屑，傅恒诸子得到乾隆赏识，且大富大责其中是有历史渊源的。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傅恒率军攻缅，染瘴而还，不久病死。乾隆亲自到傅恒府上悼念，想到他为孝贤皇后之兄，对自己忠心耿耿，率师远征，不辞劳苦，悲痛万分，称其为“社稷之臣”，在悼亡诗中意味深长地表示：“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
总之，在乾隆朝，孝贤皇后富察氏一门确实是当时最为显赫的官宦人家之一。追究其原因，不少人认为是由于乾隆对孝贤皇后去世极为悲伤，进而情及外戚的缘故，至于乾隆与傅恒夫人之间有无暧昧关系，则成为一大历史之谜。
曾国藩因何不自己称帝
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个书生入京赴考，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待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一生功过，让人争论不休。他曾被人推举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先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但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可谓毁誉参半。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
然令后人产生疑问的是：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手握重兵，掌握地方大权，他有没有过推翻清王朝并取而代之的想法？他不但自己不做皇帝，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主动解散了湘军，并强迫曾国荃离职回家。
曾国藩为何要这么做？一般认为有三点理由：
一是他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使然，他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起兵的目的相当明确：一是保卫明教，二是保卫地主阶级利益，三是保卫清朝。其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之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曾国藩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浸淫。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曾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
尽管部将王闿运、曾国荃等屡次劝进，均被他严词拒绝。
二是称帝条件不具备。南有曾国藩，北有僧格林沁，这两人被清王朝倚为股肱之臣。当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最受器重，拥有一支以强大的骑兵为主的庞大队伍，不同于八旗兵，战斗力很强，而且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虎视东南，也使曾国藩不能轻举妄动。
而曾国藩起兵是以保卫明教和忠君保国相号召，一旦称帝，实属不忠不义、大逆不道，人心必失。就湘军内部而言，左宗棠名下者为楚军，李鸿章名下者为淮军，湘、楚、淮虽有关联，但湘军实已分裂。此外，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在华势力已决定扶持清政府。这些因素，曾国藩不会考虑不到。因此，尽管曾国荃等一再劝其取清王朝而代之，曾国藩却打定主意不为所动。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驾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这些是他成为清朝中兴名臣的思想基础。曾国藩从外表而言，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曾国藩没有称帝野心，只做中兴之臣，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强侵略起到积极作用。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陷后，尚有余部30万人活动于各地，北方的东西捻军方兴未艾。国内动乱频仍，外国列强环伺中华，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中，如果曾国藩趁机称帝，战乱又起，中国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人民更会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也算是国家民族的有功之臣。
石达开生死之谜
1863年5月，石达开遭清兵围追，率军抵大渡河畔，欲渡河谋求发展。不料山洪暴发，贻误了渡河时机，使清兵得到了调兵合围的时机。石达开多次组织强渡，都没有成功，将士死伤者数以万计。太平军进退失据，又弹尽粮绝，陷入绝境。面临全军覆没的险恶处境，石达开不禁悲观失望。这个讲义气的农民军领袖，决定一死以尽忠尽义，成全余部。清军将领周歧源、杨应刚等似乎摸透了石达开的心思，通过种种途径劝他“牺牲一切，保存部下生命”，并“贻书约誓，待以不死”。于是，石达开“视死如归，毅然许之”。6月12日，他先叫王妃五人，怀抱两幼子投河以殉，然后携5岁的儿子石定忠偕同宰辅曾仕和等，前往清营。18日，清军将石达开一行押送至成都。第二天晚上，就对石达开的余部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两千多太平军将士，除极少数拼死突围外，全都悲壮地牺牲了。
在敌人的公堂上，石达开昂首怒目，侃侃而谈，使负责审讯的清军将领“气沮语塞”，只能以死来威胁他。石达开大笑，毅然答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汝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汝耳？”6月26日，清兵以残酷的凌迟大刑，秘密杀害了石达开和曾仕和等人。据《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刀，先剜额头皮，下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刃，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幻想舍命救全军的石达开，终至丧师身死，年仅33岁。
然而，在四川一带。始终流传着一种美好的传说，即石达开并没有死，当时忍受酷刑、凛然就死的是他的义女的丈夫——马德良。
据说，石达开出征时，曾替一名叫韩宝英的少女报了家仇，少女为报恩愿委身事之，石达开仗义不纳，收为义女，让她掌军中文书，人称“四姑娘”。后有马德良来投军，四姑娘见他容貌酷似石达开，即嫁之。当石达开被困大渡河，决定自赴清营，舍命救全军的时候，四姑娘走进后帐，问马德良说：“父王待你如何？”马回答说：“父王与小姐待我恩重如山。”四姑娘又问：“大军被困绝地，全军事大，还是保全尔我性命事大？”马德良慨然答曰：“能使父王及全军脱难，万死不辞。”于是马德良化装成石达开，入清营受缚，最终被害，四姑娘自己则抱着幼子沉河。而真正的石达开，已经混在乱军中突出重围，隐迹于山林了。此事源出王稻的笔记，又经《太平天国野史》等书籍的渲染，在四川地区家喻户晓，川中至今还在上演川剧《四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