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他魄力过人，也威严过人。他的儿子张敬修描述他：“遇事有执持”，“湛静沉默，声色不露”。自从出任首辅后，张居正更是老成持重，对客人往往不交一言，为人矜持，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但要发话，威势逼人。
张居正给小皇帝讲课，神宗把《论语》中的“色勃如也”，误读成“色背如也”，张居正一声“应当读勃！”使神宗顿然惊悚。他要一发话，能使“百僚皆惕息”，连大气也不敢出。主持内阁会议时，他气盖群臣；与客人交谈，不数语即行送客。对于同僚，他就是这样咄咄逼人，不屑一顾。
他凌厉的威力，是骄横、刚愎性格的反映。蒙汉和议成功，他恃功逞能，自命不凡，声称：“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豪杰所见，自与凡人殊也。”他多次自比为辅佐商王的伊尹、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因此给同僚留下“骄抗，轻弃天下士”的印象。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回乡安葬亡父，一路上摆出一副摄政大臣的显赫排场。有尚宝寺少卿和锦衣卫指挥护送，戚继光还派来铳手与箭手保镖；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其规模之大，被人形容为“如同斋阁”。它的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候，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要用三十二个人才能扛得动，比皇帝的出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代学者林潞认为，这是他自恃才高而溢于言表，重蹈韩信的覆辙；谈迁说这是犯了“威权震主”的大忌，因此贻祸于身后。
张居正执政时，朝中反对派也很强大，不时攻击他。攻击得最为厉害的是“夺情”事件。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必须辞官服孝二十七个月。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拘泥于“匹夫之小节”，而使改革中断，便与冯保联手策划，要皇帝出面“夺情”——不让他回乡守制，而要他“在官守制”，依然执掌朝廷大权。
此举激起了声势汹涌的反对声浪，指责张居正违背传统的伦理纲常，不配继续身居高位。反对得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就在张居正处境十分尴尬之时，皇帝再三强调“夺情起复”是他的旨意，冯保又和张居正密切配合，让张居正代替皇帝起草圣旨，对吴、赵、艾、沈四人实施严厉的廷杖。由此招来更多的非议。
毫无疑问，张居正树敌过多，和他日后遭到报复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