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时安排：2课时
教学目的
1.了解国民党政权的内外政策、政权性质及其统治下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分析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和进步的。
2.认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价值。
3.了解长征的背景及历史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
2.中国革命战略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曲折过程及其原因。
3.“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以及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三次“左”倾错误表现及其根源。
5.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长征精神。
教学过程
“导入”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工农运动高潮迭起，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最终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敢不敢革命、怎样进行革命以及走什么革命道路的选择。本章将就这些内容一一讲述。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夺取了国民革命的成果。国民党新军阀在镇压共产党的基础上，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内部纷争和同旧军阀的争夺，到1928年底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1927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不久之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加紧了夺权活动。4月16日，他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的部分执、监委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否认武汉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南京、武汉、北京三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三个政权矛盾激烈，剑拔弩张。但是，汪精卫不久发动了“七·一五”政变，体现了汪蒋之间存在着同流合污的一面。经过几番周折，在一致同意反共政策的基础上，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合并，历史上称为“宁汉合流”。宁汉合流之后的政府，仍称为南京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其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北伐，于6月进入北京、天津一带。奉系军阀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死，其子张学良于12月9日冲破障碍，发出易帜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东北易帜，表明北洋军阀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已把它的统治扩展到了全国。
2.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和内外政策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不过，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然被这个反动集团所控制、所领导，但有一部分领导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受到这个集团的打击、排挤和歧视；它的不少党员、干部并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集团的领导；在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军政机关里，都有不少民主分子。就是这个反动集团本身，也不是严密的统一体，而是派系林立，不断进行着明争暗斗，直到兵戎相见。它的“统一”是表面的和不稳定的。即使在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之后，这个集团内部以及这个集团与其他集团尤其是与地方实力派之间，也仍然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在维护民族权利，但国民党政府不敢向列强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幻想，以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1928～1929年间，中国民族工业有过短暂的繁荣。1928年注册厂家就有250户，资本额达1.1784亿元。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等也在这段时间内有所发展。不过，在1927年反革命政变时附和过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民族工商业也并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其反动统治表现在：
一是国民党确立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以“政治会议行之”。这样，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二是国民党实行特务组织和封建法西斯制度。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据1929年3月的官方记录，当时全国的军队人数达200万，实际兵员数远不止于此。同时国民党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比如各县的保安队等。这样，广大人民被置于国民党武装的严密控制之下。
其次，为了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还建立了全国性的特务系统。国民党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一个是CC系及其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一个是“蓝衣社”及其以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法西斯化。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制止共党阴谋案》，规定属于共产党的理论、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3月，反动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刑法》。其中规定“意图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实行暴动者，要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6月，南京政府公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一项《民众运动案》，规定组织团体“必须受党部之指导与政府之监督”。这些反动法令和提案，把革命人民争得的民主权利完全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民，实行血腥的大屠杀。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3.7万多人被杀害，到1932年以前被杀害的达100万人以上。共产党的许多优秀领导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萧楚女、向警予、彭湃、恽代英等都先后牺牲。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摧残。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互相监视、互相告发。1932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一步严密控制和监视人民，加强镇压革命，颁布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组织。1934年更把这一法西斯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国民党政府把一县划为若干区，限期编组保甲。保甲之编组，是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组织依照所谓“管、教、养、卫”的法西斯原则进行活动。所谓“管”，即清查户口，稽查出入境的居民，监视居民言行；强制实行“连坐法”，各户之间相互监视，一户“犯罪”，株连各户；强行订立《保甲规约》，在规约中强制广大人民承担各种义务。所谓“教”，即进行反革命宣传和法西斯的“党化”教育，灌输反动思想，欺骗、麻痹人民。所谓“养”，即摊派各种苛捐杂税，进行公开地敲诈勒索。所谓“卫”，即组织反革命武装（民团），分区分期实行集训，搜查、缉捕革命者，镇压人民，并组织保甲内青壮年组成壮丁队，修筑碉堡、公路。此外，还要协助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强加给广大人民的一副沉重的枷锁。保甲长多是豪绅地主及其爪牙，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庇护下，私设公堂，鱼肉人民，勒索盘剥，无恶不作，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痛苦。总之，国民党各级政府，上自中央，下至基层，是一整套法西斯的统治工具。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甚至被枪杀。1930年12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对报纸、杂志、书籍及其他出版物的出版作了种种限制和规定，一切出版物均须交审，非经许可，不得印刷或发行，违反出版法的规定，处以罚款、扣押、停止发行和判刑等。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规定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凡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及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民主和抗日，直至对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的，一律严予禁止。1934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在付印前都必须将稿本送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不送审的要“予以处分”。审查委员会不但删削文章，而且“改”文章，如果不按削改的印刷，就“予以处分”。1935年，蒋介石命令特务机关军统局接管各邮电检查所，由军统局“统一全国邮电检查事宜”，并密令施行“邮电检查规则”。国民党以种种所谓罪名查禁进步书刊。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函上海党部，查禁149种文艺书籍，并令“连底版一并呈缴销毁，毋稍违误”。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到1935年，社会科学和文艺书刊被查禁押扣的达千余种。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制定了《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查禁文艺书籍364种。1936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查禁676种社会科学书刊。除了查禁书刊之外，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派遣特务、侦探，组织流氓、暴徒袭击和捣毁进步的文化机构、报馆、书店和电影院，投寄匿名恐吓信，绑架和暗杀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1931年1月，著名的优秀青年作家、共产党员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被捕，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1933年11月，国民党特务捣毁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同时发函警告上海各大小电影院，“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影片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同月，国民党特务袭击良友图书公司，并发信警告各书局各刊物，“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来对付，“决不宽假”。上海报业资本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为《申报》发表反对不抵抗政策和抨击国民党“剿共”政策的言论，抵制国民党控制舆论，于1934年11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35年5月，《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涉及了日本天皇。日本驻沪总领事提出抗议，说这是“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国民党政府立即禁售该刊，查封该周刊社，主编杜重远被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并有七个审查官因此被革职。
三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亲帝反苏外交政策。
国民党南京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建立以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1927年9月底至11月初，蒋介石由张群陪同前往日本访问，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蒋在东京发表声明，说中日两国要“实现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理论”。蒋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了会谈。田中表示支持蒋介石反共和统一江南，但不允许他立即北伐，统一全国。蒋介石声称：“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包含着中国及列强的利益目的。”日本如果援助他“早日完成革命”，“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排日运动会绝迹”。蒋介石的目的是通过对日本在满蒙特权的承认，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蒋回国后，12月13日发表谈话，声称“要联合各国共同对付共产国际”。表明他决心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1928年2月，南京政府开始同美英等国讨论解决南京事件。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残杀中国军民的事件，但南京政府却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诬指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林伯渠是“肇事祸首”，答应向各国道歉、赔偿和惩凶。南京事件的处理，表明了南京政府对帝国主义的顺从。
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北进，公然武装进攻济南。随即展开血腥的大屠杀。在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面前，蒋介石卑躬屈膝，严禁部队向日军还击，禁止人民举行反日运动。他命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日本侵略军从5月3日开始的大屠杀，持续了一周，中国军民死伤万人以上。1929年3月，南京政府同日本达成解决济案协议，日本答应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方面负责保护在华日本人的安全。至于中国所受严重损失问题，协议规定由双方“实地调查决定之”。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城市、杀害中国军民的罪行，被一笔勾销了。
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在所谓“北伐告成”之际，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同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接着，7月17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提出：中华民国与各国间的条约，已届期满者，废除旧约，另订新约；尚未期满者，以正当之手续解除另订；旧约已期满新约未订定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南京政府的“改订新约”，内容只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
关于关税自主问题，1928年7月美国首先与南京政府订立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但又规定缔约双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它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即美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随后南京政府陆续同德、挪、比、意、丹、葡、荷、瑞典、英、法、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关税条约”。到1930年5月，中日缔结了关税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在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同时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在中英条约中规定：对英国货物所课税率，应与1926年关税会议所议之税率相同，即只能依照货物的品类性质，除原定的值百抽五外，再征收不得超过5%～30%的附加税。根据最惠国待遇，这一规定当然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这就是说中国仍无权自定税率。同时，总税务司和各地海关仍为外人把持。所以中国的关税自主并没有实现。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更是毫无结果。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到1928年期满者有日、意、比、葡、丹、西六国，除日本外，其他五国都在新约中承认取消领事裁判权，但又作了如下保留：中国对此五国行使司法权的方式，须经双方同意，并须多数国家同意废除时始行废除。当时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共16个，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英、美、日、法等六国也未表示同意取消该项权利。南京政府曾于1931年初公布一个管理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但实施日期一再延缓，最后不了了之。
国民党政府改订新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制造国家独立自主的形象，借以缓和革命人民反帝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以此取得各国的承认。国民党政府吹嘘改订新约是“外交新纪元”的意义就在于此。南京政府一面投靠帝国主义，一面反对社会主义苏联。1927年12月14日，南京政府撤销对驻在关内各省的苏联领事的承认，关闭各省的苏联银行、轮船公司及商业机构。1929年5月，张学良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7月10日，蒋介石、张学良指使中东铁路中方负责人以武力接收中东路，逮捕和遣送苏方高级职员59人，制造了中东路事件。7月18日中苏断交。8月，在中苏边境爆发武装冲突。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乘机进行干涉，实现中东路的国际共管。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苏联红军打败。1929年12月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事件以前的状态。南京政府亲帝反苏，正是它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性质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
3.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艰难发展
南京政府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由于经常中断的国内交通基本得到恢复，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交流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关税自主、废除厘金等措施，加上白银价格下降，刺激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减少了外国商品的进口。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有所发展。以民族工业为例，据中国银行1930年度的营业报告统计，卷烟、棉织、制帽、制皂、化妆品、造纸、机器、针织、调味品、搪瓷、橡胶11个行业的总营业额，比1929年度平均增长20%。再据中国银行1931年度的营业报告统计，上述各行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橡胶业1930年增长率为250%，1931年增长率为200%；棉织业1930年增长率为120%，1931年增长率为128%；卷烟业1930年度增长率为130%，1931年增长率为115%。1928年，新设工厂的注册数和资本额也有所增加，分别为250家和1.17多亿元。民族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一度发展。
但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一是民族资本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以纺织业为例，1930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14万余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40万～50万枚。1931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6万余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10万余枚。
二是民族资本的资金不如买办资本雄厚，不如买办资本那样能得到外国的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保护。
三是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广大农民购买力极低的情况下，国内商品市场的逐渐萎缩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极大的束缚。
四是南京政府建立后，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军费开支激增，另外还宣布承担北洋军阀政府欠下的全部外债，这样，用于发展经济的费用就微乎其微。而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主要在大城市之间和铁路线上进行，给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环境。
五是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千方百计地向民族资本家勒索，如采取开征新税，采用绑架等恐怖手段或以其他罪名逼迫“捐款”和交纳“赎金”等，使他们常常陷于困境。
六是南京政府变动关税税率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增加其财政收入，并非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民族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原料和设备的关税往往很高，这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利的。由于上述原因，从南京政府建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几年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某些发展，但发展的速度愈来愈缓慢，有些行业甚至出现急剧衰退的现象。以新注册工厂数为例，1929年已从1928年的250家下降为180家，1930年和1931年更分别下降为119家、113家，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是复杂的。其中一部分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由于国民党曾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蒋介石等人在背叛革命后仍然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它做过某些让步，一时给人们造成国民党政权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印象；加上这个政权在形式上暂时地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并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采取了个别有力的措施，这些情况，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产生过在国民党政权下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事实上，这种希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国民党在建立政权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财政上的支持，因此极力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拉拢和利用。然而，一旦政权稍有稳定时，便培植和发展一种新的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其个别代表人物虽然参加了南京政府，但只是被拉拢和作为点缀，并不能起多大作用，而且很快被踢开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阶级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同国民党政权的裂痕日渐扩大。
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企业科学管理的先驱穆藕初（1876—1943）说：“我国国营企业，大抵腐败不堪，号曰国营，实则大都操于官僚之手。其用人行政，一无计划，且率皆毫无企业常识，徒以侵蚀公帑中饱私囊为能事。故举凡国营企业内容之糟，都不堪问。至于民营企业，又（一）以苦干资本之微薄；（二）以苦于捐税之繁重；（三）苦于战争之纷扰；（四）以苦于外国资本势力之高压，亦甚少比较规模宏伟、组织严密，足以有为者”。民族工商业“凋敝已达极度，且过去政府目击此种危境，非唯不事设法救济，且反加重苛捐杂税之剥削，而其利润建筑于工商业繁荣之国内金融业，亦复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瘦，苛无利润之可图，从未肯一加援手”。这反映了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现实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不满。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困境
土地革命战争是共产党人在艰难环境下对中国革命的艰苦探索。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所面临的艰难环境，具体来说，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城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先后牺牲。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了，他们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共青团；有的甚至公开“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阵营。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种境况下，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人民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前赴后继的投入了战斗。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其周围逐步聚集起来。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自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2.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书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会议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他们的斗争勇气。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工农武装革命的新阶段，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革命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以左派国民党为旗号，继续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义。起义当天占领了南昌城，成立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随后，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由于缺乏新形势下斗争的经验，起义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就地在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而是挥兵南下，计划到广东后重整旗鼓，再行北伐。因此，10月初，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至粤北。
秋收起义：1927年9月，毛泽东、卢德铭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队伍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鄂南、湘东、赣西一带的工农武装组成，总计约5000人。部队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义，而称工农革命军。原计划兵分三路，会攻长沙。但起义爆发后很快遭受挫折，占领城市没有可能，于是在各路起义军会师浏阳文家市后，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南转移。9月底，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缩小建制，建立部队中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同时实行军内民主，连以上设立各级士兵委员会。10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的古城，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月底，部队进入井冈山的茨坪。毛泽东领导的向井冈山的进军，为国民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斗争、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广州起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反击。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被迫的、必要的、进步的。毛泽东本人曾经说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对中国新革命道路的探索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才能使中国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中国的革命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够回答。而解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能不能真正认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特殊规律。在经历了许多次痛苦的失败和艰难的探索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首先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习惯性思维。他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一条相反的道路，即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适合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特殊革命道路，毛泽东等人在其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革命的重点总是放在城市，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几乎都是在大城市发生，如英、法、德、俄等国。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来看，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达，城市在政治经济上的决定性地位和城市人口的众多并占绝对优势，工人阶级人数的众多，无产阶级革命便必然发生在工业集中的中心大城市。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一举夺取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心——城市比夺取分散的农村更具把握，并更能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比如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三大工人运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等，即是如此。这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所以，在当时，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是全党的共同认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无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还是广州起义，也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但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失败的现实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反动统治阶级相当牢固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同样是一条走不通的革命道路。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初步提出了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为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说，中国革命似乎很难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可能。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鲜明地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周子敬的信，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取得胜利。
这些事实证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同时，他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了盲动主义倾向，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障碍，一定要消灭之，因而使本来处于低潮的革命势力又丧失了一部分革命力量。同时，因受传统的城市中心论的长期影响，党和红军内部仍有不少人认为农村根据地的意义只限于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为了克服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寻找革命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的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的上山主张遭到了共产国际和党内大多数的反对。1928年2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中共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指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当时党内一些人也质疑，在偏僻的山村、物力财力缺乏、革命势力弱小的情况下，红旗能打多久？针对这些批评和疑问，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充分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回答了农村根据地可以不依靠城市而独立存在和发展。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坚持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当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中央）、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1930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在刊登介绍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向这些经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