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因而是错误的。1929年4月，毛泽东在赣南发布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这就确立了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目标和任务。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这样就大大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巩固了根据地政权。
在根据地军民进行军事上反“围剿”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界人士也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反“围剿”斗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始终把文化斗争的统一战线置于革命的重要位置上。国民党新军阀掌握政权后，在对工农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的同时，发动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禁止出版进步书刊，破坏进步文化团体，疯狂迫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大力宣传封建专制和法西斯文化，欲使中国变成无声的文化沙漠。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传播了进步思想，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正确选择。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民族独立，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毛泽东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
第二，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农民革命，军队实际上穿起军装的农民。因此，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关键。
第三，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强大的敌人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薄弱的环节。因此，无产阶级为了避免在力量不足时与敌人决战，就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把农村建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革命阵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音频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中共在前所未有的困难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出路，并通过武装起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又遇到很多挫折，中国革命就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1.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关键是必须长期地在农村发展和积聚革命力量，即“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这就要求根据各个革命战争时期敌我矛盾的实际情况，对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全面的建设。
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根据地人口一度达到1000万人。如何进行根据地的建设，使之巩固壮大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政权建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由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召开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逐级召开区、县、省和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1931年11月至1934年1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的80%以上，有的达到90%。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这个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在苏维埃领域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容许驻扎”。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妇女法等，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经济建设：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许多青壮年参军参战的情况下，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群众自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合理调节人力、物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努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农作物产量。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增长，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关，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
文化教育事业：文盲众多，是旧社会广大农村的共同特点。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或识字班。中央根据地还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苏区的出版事业发展很快，中央苏区在1934年已有各种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额从3000份增到4万～5万份。刊物方面，《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仅在江西每期至少要销2.7万多份，《红星》1.7万多份。此外还大量出版了《土地问题讲授大纲》、《红军军事摘要》、《阶级斗争讲义》、《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书籍，以及《工农读本》、《青年平民》、《列宁小学读本》等教科书。
苏区的文艺工作也得到普遍的开展。剧社、歌舞团、农村俱乐部都有广泛的发展，创造了许多革命的话剧、歌舞剧，并改造了地方戏，编了许多革命歌谣和歌曲。
农村根据地通过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它使陷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2.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由于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中国革命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进行游击战争，推翻新军阀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工农政纲。但是，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提出了许多错误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形成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并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会议给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给中共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并将毛泽东、彭公达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另外以工农分子新干部替换知识分子旧干部，实行大换班。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认为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因此反对退却，盲目要求一些地区继续举行暴动。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起义，命令条件不成熟的农村举行农民暴动。同时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犯了盲目的暴动、烧杀主义等错误。
第二次是1930年6～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从1929～1930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在国内，一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1929年三四月间，爆发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的蒋桂战争。此后，又爆发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派之间的剧烈斗争；张发奎、俞作柏联盟的反蒋斗争；唐生智、石友三联盟的反蒋斗争。反蒋势力的这些斗争失败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从1930年1月开始磋商，于3月达成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并着手做反蒋战争的准备。5月上旬，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个战场，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这次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100万人以上，总耗资达5亿元，波及中原和华南广大地区。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从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明显的好转，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更没有形成中国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它们对革命势力的防范还很严密。
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经济危机，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国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迅速增长。但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并未临近崩溃，也没有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本应正确认识形势，抓住有利时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这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提出的。因此，这次“左”倾错误，史称“立三路线”。1929年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争论无法解决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1930年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在这期间，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
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于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一样，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也在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基本政策等问题上，做了错误分析和规定。一是反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主张城市中心论。他认为中国革命决不会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但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二是实行冒险的进攻方针。1930年6月政治局会议后，李立三等人制定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先后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易造成全国革命的高潮。为了实现这一冒险计划，李立三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正常工作陷于停顿。三是在党内强调反对右倾，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在一些农村，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少数人发动的军事冒险暴动都失败了。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他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地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1930年6月，红一军团按照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开进，当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8月初，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为援助红三军团，8月20日，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又一个营，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并经总前委多数同志同意，于9月再度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部队到达袁州（今宜春）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取得他的支持，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月4日，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30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4万人。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1930年9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的有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其他代表20人。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七八月间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决议，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又因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审查委员。这次补选，把毛泽东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把朱德等选入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这些组织措施，不仅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批评李立三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和革命力量的现状作了过高的估量，对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观察不清，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忽视对大城市和产业中心区更广大群众的发展与组织。决议指出，“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是错误的，应立即恢复党、共青团、工会的组织和日常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组织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积极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和国民党军队的哗变，并努力准备武装暴动；白区同苏区的斗争，要互相联系，为在苏区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从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4年。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给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这次会议，没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它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王明等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他们认为，立三路线是在“左”的词句下掩盖着右的实质，宣称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由于得到米夫支持，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上述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193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人运动工作的刘少奇也多次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随声附和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这就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的复兴遭受严重挫折，使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他们不了解工人、农民，不懂得打仗、打土豪分田地，甚至不了解“路是要人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这样简单的道理。他们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1.遵义会议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进一步地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著名的遵义会议，是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表现在：
第一，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并逐步走向胜利。关于这一点，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作了高度评价。大家知道，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引导党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展开了农村中的斗争。经过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同志的努力，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的道路。由于指导思想符合实际，各地红军、游击队和他们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欣欣向荣，在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整个革命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者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支持而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排除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在几年中，错误地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局面破坏掉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直至造成红军被迫退出南方革命根据地，并在行军中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灭的危机。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红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干部，使大家觉悟和团结起来，积极要求纠正“左”倾错误。主要由于毛泽东的推动，党中央在紧急关头召开遵义会议，坚决纠正了当务之急的党在军事上的错误，这就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的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极其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次会议，就不可能在国民党军队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很难设想后来能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曾深情地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第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在这以后，中国革命摆脱了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应当指出的是，遵义会议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自己顺利地解决问题，在客观上有一个特殊情况，即在红军长征前夕的紧急情况下，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中断，这反而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创造了客观条件。遵义会议解除了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在中国红军中指手画脚的李德的兵权，批判他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这是中共党史上在排除了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果断举措。
在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渐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种认识在遵义会议前对全党来说是没有的，当时党内流行的倒是与此相反的倾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限于绝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迷信“本本”，不照搬外国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弄清楚了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实践表明，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是采取非科学的、窒息创造活力的“本本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遵义会议后，我们党之所以充满活力，就是因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和决议，“远方”来的任何意见，是否适用于中国，如何应用于中国，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固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为解决革命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不是从原理演绎出结论，而是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具体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党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提供了新的观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比过去的革命时期任务更艰巨，情况更复杂，因此更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拓、务实的科学创造精神。
第三，遵义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遵义会议以前，党在组织生活上流行着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党内的思想斗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它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正像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所指出，既要弄清思想，分清原则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以后，曾在长时期清理30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但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工作，积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与改正错误，并耐心地等待其觉悟。这为后来党的建设特别是坚持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自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遵义会议在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从此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所说：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上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党中，没有正确的领导，是干不好任何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2.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合，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取得长征胜利后的一次报告时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尽管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不足3万人。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骨干，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毛泽东说过：“重要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3万人作基干，使革命力量逐步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全国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为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做了以下主要工作。
第一，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第二，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第三，1937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这样，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从理论上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战争。
本章小结
南京国民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代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革命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遇到一些挫折和曲折，在中央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其中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危害最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省红军被迫长征。经过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生死攸关的转折。
基本概念
南京国民政府 八七会议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 土地革命 农村革命根据地 长征 遵义会议《实践论》《矛盾论》
复习思考题
1.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
2.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探索革命道路的？
3.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出现“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其原因是什么？
4.遵义会议及其历史地位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