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时安排：3学时
教学目的
1.认识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2.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2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主要成就。
3.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教学重点和难点
1.1956～1976年这20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2.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犯错误的性质、原因，以及错误性质和原因的具体分析。
3.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教学过程
“导入”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发生过重大失误。党对这些失误曾经有过纠正，但并不彻底，甚至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这10年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应当牢牢记取。当然，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也同“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苦斗争，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20年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最为复杂的20年，也是最需要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的20年。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的20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艰难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其中既有伟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挫折，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一、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背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历史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在实践中进行经济探索的新课题。
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没有经验，我们只得学习苏联，有的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经过“一五”计划的实践，中国积累了初步的建设经验。这就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可能。
同时，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特别是苏共20大不仅暴露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就更加坚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揭开了盖子，说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为了避免重走苏联的弯路，我们不能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提出实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首先是毛泽东提出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实行“第二次结合”的命题。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了，怎样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呢？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先提出：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实行第二次结合。他说：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已开始考虑。现在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给我们的最大教益就是独立思考，“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
那么如何进行结合呢？针对苏共20大后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特别是反对十月革命的恶浪，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两条原则：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实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前提。而十月革命道路则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俄国创造性运用的结果，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因此，党中央指出：“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强调：谁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是实行“第二次结合”的当然要求。中共中央指出：鉴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过去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我们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更要引以为戒。
这样，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开始，毛泽东就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实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提出了基本指导原则。
毛泽东这时提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为苏联的挫折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其次，它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以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同时，他也在告诫人们，既然是探索，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准备着犯错误。毛泽东说：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所以，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调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为此，中共中央首先公布了拟定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积极性，在刚刚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广大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当然，搞建设更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因此，至关重要又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公开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要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兄弟般的联盟，并向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向知识分子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又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就成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指导方针，后来也成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之一。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向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空白或尖端的攻关课题。这又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就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没有满足实践上的轰轰烈烈，而是积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认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努力从理论上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956年2～4月，为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毛泽东为主，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间或参加，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期间，毛泽东总结我国的经验，借鉴苏联的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逐渐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并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十大关系是：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4）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7）党和非党的关系；
（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9）是非关系；
（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其中，前5个是经济方面的，后5个是政治方面的。毛泽东说：他“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也成了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大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毛泽东强调，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必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还应当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他并且提出，要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毛泽东指出，在把重工业作为国内建设重点的同时，要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并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他还开始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而应当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应当使各个生产单位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不能一切照搬。同年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后作总结讲话，进一步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确立，适应了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成为党和国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科学进步的指导方针，后来也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后来，毛泽东回顾说：“前八年照搬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2.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八大文献的起草，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决议，成为突破传统观念、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历史背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与此同时，国际上出现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各级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事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等，系统地阐明了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他强调，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总之，从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到《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到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再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就集中体现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初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
4.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后，针对1956年以来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了扩大民主，克服执政后党内产生的问题，解决出现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避免中国出现类似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更需要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这次整风应当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运动，通过发动群众向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来纠正官僚主义等问题。
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毛泽东曾经肯定开门整风取得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他在1957年7月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通称“六又”政治局面）。进行整风和提出建设“六又”政治局面等思想，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竭力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还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这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同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多党的干部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严重损失。而在运动中采取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错误斗争方式，也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10月1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1.发动“大跃进”的原因
毛泽东以及党中央发动大跃进的原因是：第一，“一五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期内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信心。第二，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
此外，国内整风运动中，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的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更使许多人认为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比“一五计划”高得多的速度进行建设；国际上，受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鼓舞和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超过美国的启发，毛泽东也提出了中国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于是，为了探索如何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及党中央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2.“大跃进”的过程
1957年10～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该年冬季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有效地提高了农业抗灾的能力，为农业增产增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这些做法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他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重点转移同错误地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联系在一起，偏离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正确轨道。
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大跃进”的发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有利于国内和平建设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创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局面。但是，实践的结果证明，由于错误地批判“反冒进”，实际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又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至1964年，国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有2/3是在这个时期动工的，后来形成了一大批生产能力。这个时期，原子能利用等一些尖端技术开始被突破，农田水利建设得到显著发展，并长期发挥作用。但是，由于“大跃进”中片面地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在各项高指标中又特别突出地强调钢铁指标和粮食指标，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在“大跃进”的同时，还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的思想指导下，1958年7、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它严重地脱离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社员和大多数小集体的利益。
3.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指出当时大有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发展下去势必会重犯苏联剥夺农民的历史性错误。这次会议对于正在急剧膨胀的“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从这时起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初步纠“左”的努力。但是，这种纠“左”是在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在武昌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同年3、4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并开始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进一步巩固了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纠“左”成果。
4.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8月2～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斗争，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尤其是使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由于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粮食和棉花产量均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许多地方因饥荒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加上出生率大幅度降低，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人。
5.国民经济的调整
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毛泽东在1960年6月撰写的《十年总结》一文和同年1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都讲到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
1961年1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到农村基层做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又几经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停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由于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6.“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2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三年调整时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时，调整初见成效，但困难依然很大，党内的高级干部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还很不一致。为了统一思想，会议采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做法。来自中央、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七千人余人，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1月27日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962～1965年，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上，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这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率先节衣缩食，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施加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更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1963～196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为此作过多次尝试。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上述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并被他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国内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被江青等人把持，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随后，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对于鼓动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踢开党委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
同年8月1～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2.全面内乱的形成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在夺权过程中，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普遍形成两大对立面，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趁机煽动，在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他们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际上，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运动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在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领导岗位。
同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和打击。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估计，“全面夺权”在1967年2～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然而，同年6～8月，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揪刘（少奇）火线”，聚集上万人围困中南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公安系统）检（检察院系统）法（法院系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此后，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地步。
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如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等。经过1967年初至1968年10月历时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错误地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1969年4月1～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