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时安排：3学时
教学目的
1.了解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充分认识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了解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反清革命斗争的过程，掌握三民主义学说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3.了解武昌首义的经过与中华民国政权的建立，正确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4.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局限性，全面地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2.资产阶级改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3.理解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说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教学过程
“导入”前面我们学习了在民族危机和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先后对国家出路进行了探索，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中国人对国家民族出路的探索并没有停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他们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以暴力推翻了腐朽没落的封建清王朝，实现了近代中国第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评价辛亥革命时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现在我们就学习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辛丑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由以往公开倡言瓜分和采取军事入侵咄咄逼人的方式，转而变为鼓吹“保存主义”和推行较为“温和”的“以华治华”政策，即通过利用清政府作为自己统治中国驯服的工具，加紧对中国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20世纪初，中国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形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1902年9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通商航行条约》，其中规定华商在各处设厂制造须与洋商在通商口岸设厂一样，由海关征收“出厂税”；英商可以加入中国股份公司；扩大内河航行权，整顿长江水道和增开商埠。次年，美、日也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同样的条约，获得了同等的侵略权益。这些新的侵略权益，大大方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掠夺。
这时期，中国矿山、铁路等利权是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而铁路利权尤为帝国主义所垂涎。因为攫取铁路利权，不仅是帝国主义对华输出“过剩”资本、榨取巨额利润的极好途径，而且是它们伸展势力范围，扩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重要杠杆。大利所在，引起了帝国主义各国间的激烈争夺。20世纪初，英、俄、日三国在退还山海关内外铁路的交涉中进行了激烈的争斗。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加紧建造滇越铁路，并企图夺取两广路权；英国阴谋展筑滇缅铁路，染指粤汉铁路，并夺取江浙路权，英、德两国加紧侵夺津镇铁路；日、美、德等国为攫取福建、浙江、江西路权展开了各种阴谋活动。1902～1903年间，正太、汴洛、沪宁三路分别落入俄、比、英等国的掌握。日俄战争后，美、英等国为动摇日、俄在我国东三省的垄断地位，曾经策划过收买南满铁路、建造新法铁路、锦瑷铁路以及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等，因日、俄抵制而搁浅。1909年6月，清政府和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订立《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因美国强烈要求参加，改组为四国银行团，企图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并垄断对清政府的贷款。
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使中国陷入百业凋敝、国衰民穷的悲惨境地。1903年《湖北学生界》第3期上有人撰文尖锐地指出：“今外人之对我中国，曰势力范围，曰特别利益，为各国独营之政策；曰商务，曰开矿筑路，曰内河航行，为各国公同之政策。美其名曰交通利益，输入文明。从表面观之，一似平和无事，依然锦绣之山河，而不知夺我主权、灰我民气之狡谋，其毒不知几千万倍于枪林弹雨也。夫岂必待屠鼎、易器、改正朔、易服色而始谓之亡国哉”？“无形之瓜分，更惨于有形之瓜分，而外人遂亡我四万万同胞于此保全领土、开放门户政策之下”。
沙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趁机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辛丑条约》签订后，仍拒不撤兵，妄图变我国东北为“黄俄罗斯”。但这与同样觊觎我国东北领土的日本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1904年2月6日，日本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一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清政府却置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竟划辽河以东为“交战区”，宣称“彼此均系友邦”，当信守“局外中立”，完全暴露了其无耻卖国的嘴脸。日、俄双方在海上和陆上展开了历时一年多的激烈火并，终以俄国的失败结束。1905年9月5日，在美国调停下，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其中规定，俄国将租自中国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12月，日本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除承认《朴茨茅斯条约》有关中国的条款外，还同意增开长春、吉林、哈尔滨等16处商埠，在营口、安东、沈阳等地划定日本租界等特权。从此，沙俄势力退守东北北部，南部则归日本势力控制。
2.清末“新政”与统治危机
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颁布了一些改革措施，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新政只是洋务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慈禧太后强调要“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强调新政的原则是“三纲五常”。新政并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新政不新”。当时有报纸评论道：“新政”是“以貌不以心新，以浮不以实新，以外不以内新，以伪不以真新”，各种不满之声日益增多。而财政的困难也限制着“新政”的推行，甚至借机摊牌加重人民的负担。
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的结局使中国国内很多人认为这是立宪国对专制国的胜利，加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一些立宪派要求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于内外各种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1911年5月，清政府被迫成立责任内阁，但13名内阁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7人，该内阁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3.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
20世纪头10年，伴随着新政、预备立宪的进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群众的反抗此起彼伏。1907年的上谕说：“时势多艰，人心浮动”，“近年各省时有匪徒啸聚……事起一隅，动关全局”。
新政大大增加了财政支出，清政府将各种新政费用转嫁到人民身上，各种“捐税”、“摊派”多如牛毛。加上官吏豪绅借此谋私勒索，使下层民众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加重了负担，各种抗捐抗税的民变风起云涌。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为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1910年则达到266次。参加这些斗争的主要是农民和城镇下层群众，他们有的以罢市、抗交捐税为斗争手段；有的还发展成武装暴动。1910年山东莱阳人民的抗捐税斗争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次斗争中，群众冲进县衙，提出悉免杂捐、清查积谷、革除劣绅和不许巡警出城鱼肉乡里等要求，官府不仅拒绝，还派兵前来镇压。愤怒的群众聚集起来，与官兵发生冲突。在这一斗争中被杀的乡民千余人。
20世纪初，收回铁路、矿山利权的运动开展起来。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1905年，美国迫于压力，于9月6日同清政府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清政府付出675万美元的赎款将粤汉铁路赎回。之后，三省人民分别成立铁路公司，筹集资金，分段修筑铁路。接着，浙江、江苏人民要求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进入高潮。迫于苏浙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于1911年与英国银行公司协议，将苏杭甬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江浙人民终于争得了商办苏杭甬铁路的胜利。同时，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四川人民于1907年争得了商办川汉铁路的胜利；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争取自办津镇铁路和云南人民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也先后开展起来。
与收回路权斗争遥相呼应，收回矿权的斗争于1905年以后也日益高涨起来。
“皇族内阁”成立后，清廷以“上谕”形式宣布铁路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接着和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原来由各省铁路公司商办的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激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
在反抗中外势力的斗争中，各地会党也纷纷起义，其中声势较大的有1903年广西各地的会党起义。清政府调集湖北等省兵力，历时两年，耗费300余万白银，才把起义镇压下去。此外，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义和团余众继续坚持斗争。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发动罢工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05～1911年，规模较大的罢工斗争有55次，显示了自身的力量。
此起彼伏的民众斗争表达了人们对清王朝的不满和愤怒，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不断增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设厂热潮的到来；原因之二是这一时期清政府也调整了经济政策，允许和奖励民间设厂，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据统计，1895～1911年间，新设立的资本额超过万元的民族资本厂矿达800家，资本额超过1.6亿元。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它们仍然存在着资金少、规模小、设备不全、技术落后等弱点。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人接受了西方教育，因而具有了与封建士大夫完全不同的特点。他们观察世界的世界观是进化观；在价值取向上，他们以美、法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许多人以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自许，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他们的眼界比较开阔，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民族危机存有深刻的体会，对前途充满信心。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社会地位较低，因此，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慨和不满。正因为有这些特点，使他们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1.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孙中山（1866～192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包括孙中山在内许多中国革命先驱者早年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希望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发展工业、教育等等当作“治国之大径”，“富强之根本”。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他在北上京津的过程中，也发现清朝更严重的腐败状况。于是，他决心以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的统治。同年11月，他到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第二年，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写了《革命军》一书，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公举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即民族革命，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排满，不是针对一切满人，而是“要将满洲政府所有压制人民之手段、专制不平之政治、暴虐残忍之刑罚、勒派加抽之苛捐与及满洲政府所纵容之虎狼官吏，一切扫除”。也就是要结束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及其媚外政策。
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当时的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害怕帝国主义干涉，甚至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自己的支持。同时，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了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民权主义即政治革命，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国。《军政府宣言》指出：“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强调，政治革命应当与民族革命并行。民族革命是扫除“现在的恶劣政治”，而政治革命则是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从而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集国内民族压迫与封建专制统治于一身的清政府。
不过，民权主义归根到底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是很难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指的是“平均地权”，即通过核定地价，按价收税，将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收归国有，“为国民所共享”，“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孙中山认为，欧美各国所以出现贫富不均的社会弊端，积重难返，原因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中国社会文明程度尚不高，当未雨绸缪。他参考美国亨利·乔治的学说提出民生主义就是想避免此一社会隐患。其具体办法在实施“单一税”：由地主估报地价，政府照其报价征收地价税。将来国家征用土地时，照价收买，原价归地主，增价归国家，以此实现土地国有、地权平均享有的目的。由于征用土地在将来未定之日，照价收税一条，自可防止地主“以少报多”的流弊。孙中山对此十分自信，他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列宁评论过孙中山的这种主张。他指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他又指出，孙中山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带有民粹主义的特色，因为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是小资产阶级空想，列宁称这种空想是“反动的”，即违反历史的发展潮流的。
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1905～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双方论战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
1.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革命派还进一步驳斥了改良派关于革命要“杀人流血”、“破坏一切”而不可革命的说法。他们指出：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免除痛苦和牺牲吗？相反，这样做恰恰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地遭受难堪的痛苦和作出更大的牺牲。“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由于害怕流血牺牲就否定革命，“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世救人”，是疗治社会的捷径。第二，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作出的牺牲，是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孙中山说：“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这就是说，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2.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下”，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非亡国不可。因此，只能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甚至宣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只有劝告清政府主动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推行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出路。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拯救中国与建设中国都必须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而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搞君主立宪甚或开明专制。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3.要不要社会革命
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社会革命只会导致中国的大动乱。他们还攻击“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宁死不让”。
革命派强调，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而“救治之法为何？则惟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这场论战，《新民丛报》在1907年作出如下的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立宪党人则“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
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在回答改良派攻击土地国有乃“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时，反复申明，革命派政策非“损富者以益贫”，而是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也”，也无疑反映了他们对地主阶级的妥协态度。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封建帝制的覆灭
1.武装起义与保路风潮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广州起义。是日，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大部在激战中牺牲。其中七十二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为最烈。清政府在铁路利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反抗，加速了革命的爆发。立宪派本来主张把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内，但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在同盟会会员的参与下，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2.武昌首义与各地响应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革命军在3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在1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在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现出了革命性和勇敢精神，又暴露出了软弱性和妥协态度。在一些地方，开始是由革命派发动新军或会党举行武装起义、宣布“独立”的。可是当反动势力反扑时，他们却不敢发动群众保卫已经夺得的政权，致使政权落到了立宪派或旧官僚、旧军官的手里。例如湖北革命党人起义后，认为非找一个有地位的人物出来主持政务不可，于是把原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硬拉出来当了都督。结果，黎元洪与立宪派结合起来把持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又如湖南革命党人起义夺取政权后，最初由革命派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部分立宪派与旧军官发动政变，将焦、陈杀害，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为都督。在一些省份，旧官僚和立宪派实际上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有的地方虽是革命党人掌权，但这些人很快蜕变为新军阀、新官僚。这就意味着，革命是很快地发展了，但它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它的内部和外部都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百年中国》辛亥革命部分视频
二、中华民国的建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主要表现在：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除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拥有统治全国和统率海、陆军之权外，陆军、外交等重要部的总长和所有各部的次长全由革命党人担任。在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会员也占多数。南京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9名国务员（各部总长）组成。9名国务员名单由孙中山和黄兴提出，1912年1月3日在各省代表联合会议上通过。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为江浙立宪派首领，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为旧官僚，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财政总长陈锦涛是当时的所谓“理财专家”，曾在清政府任职。根据同盟会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人没有到南京就职，各部几乎都由次长代理，当时有“次长内阁”之称。所以，实权是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作为立法机关，40余名临时参议员中，同盟会30人，立宪派不足10人。从汉口各省代表联合会、南京各省代表联合会到临时参议院的成立，短短一个月内，出现了很大变化。立宪派代表锐减（主要是北方未起义各省咨议局的代表），革命派代表激增，反映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同盟会在建立政权的角逐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第二，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例如：扫除种种封建弊端，保护人权；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倡兴办工厂、矿山、银行、垦殖事业等；宣布禁止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等；宣布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否定忠君尊孔教育，废止小学读经，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等。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第三，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临时约法》规定，增设国务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内阁辅佐临时大总统，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增设法院，行使司法权；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参议院还有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的权利。
《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
这样，《临时约法》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2000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毛泽东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南京临时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告友邦书》中，就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去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财产。
三、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梁启超于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
第三，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来，皇帝被看做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革命政府还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的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1.袁世凯窃国，辛亥革命流产
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并命其党羽联名通电，宣称“若国民会议竟决议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为袁世凯助威，并攻击孙中山“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在革命高潮中附从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等则从内部施加压力，大造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的舆论，力主袁世凯上台，以便早日结束革命。一些革命党人甚至也主张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应该让他当大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即加紧“逼宫”。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同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但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让步。革命派再次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随后，临时参议院议决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2.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首先，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袁世凯加强独裁统治，复辟帝制的最大障碍有两个，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掌握着部分军队；二是国会和临时约法。民国初年，从形式上看，有了约法，有了国会，有了众多的公开活动的政党，当时的中国似乎有点像民主共和国的样子了。实际上，全部政权都操纵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手里，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不能容忍的。1912年8月，宋教仁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几个政党，组成国民党，并在随后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希望由此组织以他为首的责任内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心腹收买刺客暗杀了宋教仁。7～9月，又以武力镇压了南方七省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同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之间的一次大较量。这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根据临时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政府和临时总统，正式的宪法才能选举正式的总统。但是，袁世凯迫不及待地要当正式大总统，因此，他等不得“先定宪法，后举总统”的安排，指使党羽“先选总统，后定宪法”。1913年，他先制定宪法中关于选举总统的部分，名为《大总统选举法》。同年10月，在总统选举中，袁世凯指使军警、流氓包围国会，强迫议员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他又撕下“拥护共和”的假面目，攻击国会是“暴民专制”，妨碍国家统一，于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国会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他又停止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员的职务，遣散议员。5月，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根据这部约法的规定，总统享有外交、军事、财政、制定宪法、任免官吏等一切权力。国会没有弹劾总统的权力。同时，也取消了责任内阁制。这样，根据这部宪法，总统的权力实际上等同于皇帝。不久，袁世凯又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根据新的办法，总统的任期为10年，可以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的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还可以推荐自己的子孙为总统候选人。至此，袁世凯已经集中了全部权力，为复辟帝制扫清了道路。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
袁世凯统治时期，出卖路权、矿权，大肆借款，并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他未经国会同意，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用盐税作抵押，使列强实现了控制和监督中国财政的愿望。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复辟帝制，他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也投靠日本，向日本借款扩充自己的势力，准备武力统一中国，其中“西原借款”前后共8项，总数达1.45亿日元。这些借款以东北金矿、森林，东北、山东铁路，国家烟酒专卖利润等为担保，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和其他原料。
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军阀们公然进行帝制复辟活动。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表接受帝位申令。第二天，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举行登极大典。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举国反对，袁世凯从1月1日到3月23日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和洪宪年号。1917年6月，前清官僚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废帝溥仪复辟。这一次复辟的时间更短，仅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破产了。
其次，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军阀、官僚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还以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县占有的土地就有4万多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许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陷入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境地，变成佃农和雇农。北洋政府还通过“清丈地亩”、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等手段，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地压榨。
军阀与官僚还借助于政治势力，组成官僚买办资本集团，操纵、垄断财政金融和工业、运输业。如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集团，控制了铁路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具有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为北洋政府经理外债、内债和税收，还直接控制了一些工矿企业。有些军阀拥有数百万元乃至数千万元的财产。
最后，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1913年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不久，又命令全国恢复祀孔、祭孔典礼，恢复跪拜礼节，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一些清朝遗老遗少、保守分子纷纷组织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等尊孔复古团体，发行《不忍》杂志、《孔教会杂志》等尊孔刊物。他们攻击民主共和，宣传封建伦常，甚至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只有尊孔才能避免“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本人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1.挽救共和的努力及其受挫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许多革命党人以为，推翻封建帝制、建成共和政体，革命大功告成，从而丧失了革命意志。他们中有的人热衷于追逐个人的官职和利禄，甚至投靠军阀，迅速蜕化为新的官僚、政客。有的人埋头经营实业，为自身牟取经济利益。有的人热心于搞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甚至主张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还有的人在革命受到挫折时，意志消沉，隐遁山林，或者移居海外，以逃避国内的政治斗争。
孙中山起初也一度受到袁世凯的欺骗，表示“十年不预政治”，以修铁路、发展实业为己任。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毅然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由于北洋军阀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国民党方面缺乏兵力和财力，内部意见又不一致，结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失败了。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武装斗争。由于中华革命党提不出能够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入党者又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带有强烈的宗派性，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参加的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
1915年12月25日，即袁世凯准备“登极”前一周，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次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惧而死。
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这种局面下，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帜。但“护法”的口号在群众中缺少号召力。由于孙中山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也不掌握军队，遂不得不依靠与皖系军阀有矛盾的西南军阀。而西南军阀则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对抗北洋军阀，扩大自己的实力。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并出师北伐。不久，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擅自实行停战，并且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想依靠南方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不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始终坚持奋斗，不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是20世纪初期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主要代表。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找到中国的真正出路。应当说，护法运动的失败不仅是孙中山个人的失败，也标志着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它表明，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了。
2.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尽管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帝国主义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的对象。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因此，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这个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
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单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本章小结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政府统治极端腐朽的情况下爆发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武昌起义是革命爆发的标志，中华民国的建立把革命推向高潮。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它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颁布了《临时约法》，实现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然而由于革命派的软弱妥协致使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由此说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都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重任自然落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基本概念
清末“新政”三民主义 保路风潮 武昌起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 袁世凯
国会请愿运动 章炳麟 邹容 陈天华 兴中会 中国同盟会“二次革命”护法运动 中华革命党
复习思考题
1.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2.清末新政的性质与内容。
3.清末关于革命与改良论战的具体内容与意义。
4.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与经验教训。
5.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