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当初轮船上的司炉雅科夫一样,奥西普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他以自己的身影遮住了我的视线,遮住了所有的人。他身上有些地方很像司炉,但同时又使我想起外祖父,想起文物鉴定人彼得·瓦里西伊奇和厨师斯穆雷。他一方面使我想起那些牢牢留在我记忆中的人,另一方面又在我的脑海里刻上深深的印痕,把它融入了记忆,就像铜钟上的绿锈。不难发现,他有两种思维方式:白天,干活儿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他那活跃、单纯的思想讲求实际,比较容易理解;而那些让人难以捉摸的想法则出现在休息的时候,或是傍晚,再不就是夜里他失眠的时候。夜晚他常有些奇特的想法,像灯火一样,投射到四面八方。这些思想使人心明眼亮,但是它们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这种想法或那种想法的哪一个方面更接近奥西普的本意,因而更加受到他的重视呢?
我觉得,与我以前见过的所有人相比,他要精明得多。我常常在他身边转来转去,跟过去围着司炉雅科夫兜圈子时的心情一样,渴望透彻地了解这个人,然而他却狡猾得很,总是绕来绕去,让你抓也抓不住。他的本来面目隐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言谈举止哪些是可信赖的呢?
我想起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你自己猜一猜,看我隐藏在什么地方,好,你猜吧!”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其实,受到伤害的又何止是自尊心呢!对于我来说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就必须了解这个老人。
他虽然让人难以捉摸,意志却一向坚定。似乎再活上一百年,他仍然是这种样子,在那些朝三暮四、变化层出不穷的人们中间,他毫不动摇地保持着自己的本性。文物鉴定人的坚定不移也曾给我留下过类似的印象,不过,那种印象让我觉得并不痛快,奥西普的坚定则属于另外一种类型,能使人心情豁亮。
人间的动摇不定、三心二意,太多太强烈地映入眼帘,他们变戏法似的从一种态度变为另一种态度,让人出乎意料。对于这种出尔反尔难以理解的变化,我已经司空见惯不再惊讶,这种现象在不知不觉中打消了我对于人们的强烈兴趣,削弱了我对人们的爱。
6月初的一天,一辆摇摇晃晃的四轮马车飞快地驶近了我们的工地。赶车的座位上坐着个醉醺醺的马车夫,阴沉着脸,不停地打饱嗝,留着大胡子,没戴帽子,嘴唇上还带着伤。马车里四仰八叉地躺着喝醉了酒的戈里高利·施什林,一个红脸蛋戴草帽的姑娘挽着他的一条胳膊,草帽上有鲜红的绸带,点缀着樱桃形状的玻璃珠子,她手里撑着一把阳伞,光脚穿着双胶皮套鞋。
姑娘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双脚乱蹬,把套鞋都弄掉了,马车夫皱着眉头叫嚷:
“咱们快点儿走吧!哈尔拉梅,走吧,马不肯再停在这里啦!”
戈里高利手下的那些工人看着他们的工头,看着他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和呆头呆脑的马车夫,一个个笑个没完没了。直到福马招呼了一声,大家才开始干活儿。显然,他看到戈里高利那种可笑的样子心里很不好受。
“这也叫工头!”他喃喃地说,“不到一个月就快完工了,然后就回乡下……可他却忍不住了……”
我为戈里高利感到遗憾,他跟这个佩戴樱桃玻璃珠的姑娘搅在一起实在荒唐,让人看了觉得很不是滋味。
我多次在心里想:为什么戈里高利·施什林当工头,而福马却当工人呢?
他为人沉静,说话不多却很认真。因为识字,他为工头掌管账目,编造预算。他还能督促同伴们好好干活儿,虽说自己干活儿并不怎么卖力。但是,别人聊天时他都能认真听,如果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会刨根追底问个仔细。他总是想着自己的什么心事,衡量一切都有他自己的尺度。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他应该当工头。他懒祥洋地回答:
“不,我不喜砍那样的生活,我还是等一等,有机会时到奥兰基去。进修道院。我长得漂亮,身子骨壮实,说不定会被哪个守寡的老板娘相中呢!”
这个主意是他早就想好的。
我相信,他迟早会进修道院的。
市场开业了,出乎大家的意外,福马去一家小饭馆当了跑堂的。很难说这件事让他的伙伴有多么惊讶,从此以后,他们都取笑和挖苦他。逢到节日准备去喝茶,他们彼此之间就笑着说:
“走哇,找我们跑堂的去!”
到了小饭馆,他们就摆出顾客的派头叫嚷:
“喂,跑堂的!卷头发的那一个,过来!”
我问福马,本来打算进修道院,却当了仆役,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不想去修道院了,”他回答,“当仆役,也并不打算干多久……”
大约4年以后,我在察里津遇见了他,他还是在饭馆里当跑堂的。后来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福马·图奇科夫因撬锁偷盗未遂罪被捕,这太令我震惊了。
而使我更震惊的是石匠阿尔达里昂的经历。在彼得手下那班工匠当中数他年龄最大,手艺最好。这个40岁的黑胡子汉子,性情快活,工作也很卖力,这常常引起我的疑问:为什么当工头的不是他,却是彼得呢?他很少喝酒,几乎从来没有喝醉过。他精通自己那一行,干起活儿来很专注,他对大家说,明年春天他要去托木斯克,他姐夫在那里包下了一项大工程,要修一座教堂,让他到那里去当监工。“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盖教堂——我喜欢干!”
不料他后来却迷上了妓院的一个女人,花光了所有的钱,再也没有从那里摆脱出来,不久就没了踪影,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等春天我遇见他时,他已经沦落为流浪汉,正在河湾里凿碎驳船四周的冰。我们见了面都很高兴,就一起到小饭馆去喝酒。每逢节日,我便出城,到流浪汉聚居的百万街去,在那里我亲眼看到阿尔达里昂多么迅速地成了“江湖汉子”队伍中的一员。一年之前,他还是个又快活又认真的人,现在却动不动就大声叫嚷,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显得很特别,看人的时候目光蛮横,好像有意挑起争吵或要打架似的,还一个劲儿地吹牛:
“你瞧,人家怎么看待我,我在这儿简直像个头领!”
他请流浪汉们吃喝,从不吝惜挣来的钱,打架的时候,往往站在弱者一边,就这样人们送他个外号叫“正派人”,看得出这称呼让他挺开心。
我用心地观察这条街上的人们,他们拥挤地住在街上的木棚里或是鸽子窝似的小砖屋里。这些全都是被生活抛弃的人,他们无牵无挂,敢作敢为,使我不由得联想起外祖父讲的故事,想起那些落草为寇或是出家当苦行僧的纤夫。当没有活儿可干的时候,他们不惜冒险到驳船或轮船上去偷点儿东西,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我的反感,我发现整个生活中偷盗是最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像破旧衣服上缝补丁的灰线一样显眼。同时我看到这些人有时候干活热情很高,不惜气力。比如往船上紧急装卸货物,火灾时灭火救险,或是河面解冻砸开冰层的季节,他们干活儿都不辞劳苦。大体说来,他们比其他人过的日子都更快活。
但奥西普见我跟阿尔达里昂保持来往,就用父辈的口吻告诫我说:
“听我说,我的宝贝儿,苦命的孩子,你为什么要和百万街那帮人搅在一起呢?当心给你自己招灾惹祸……”
我尽力向他说明我喜欢这些人,他们不干活儿,还挺快活。
“这么辛苦地做工又能怎么样呢?俗话说得好:规规矩矩苦干,挣不来砖房宅院!”
我很随意地说出这样的话,因为类似的谚语我听到得太多了,而且觉察出其中似乎包含着某些真理。但奥西普冲我大发脾气,叫嚷着说:
“这是谁说的?你呀你!说这种话的都是那些嫉妒成性的人,倒霉的人。你该先让羽毛长丰满,然后再飞!你和那些人结交的事我要是告诉你的主人,你可别怪我!”
他真的告诉了,主人当着他的面对我说:
“彼什科夫,你以后不要再去百万街了。那地方净是小偷和妓女,那儿的路是通往监狱或医院的。千万别再去啦!”
我开始偷偷地去百万街,但过了不久我就不得不同那些人断绝了来往。
有一次,在一家开夜店的院子里,我和阿尔达里昂还有他的伙伴罗宾诺克坐在饭棚的屋顶上聊天。
这时院子里来了一个卖裙子的女人,我立刻认出地竟然是洗衣工娜达利娅。“你好啊。”我跑出大门追上了她,高兴地和她打招呼。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她用眼角瞥着我问道。突然她站住了,生气地叫嚷:
“天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那惊恐的叫声让我感动又惭愧。我明白她是替我担心。她那张伶俐的面孔明显地流露出恐惧和惊讶的神情。我连忙对她解释说,我不是住在这条街上,只不过偶尔过来看看。
“看看?!”她用嘲讽的口吻生气地叫道,“你究竟想看什么又往哪儿看呢?是看行人的口袋还是娘儿们家的胸脯?”
她的脸色憔悴,眼睛底下有一圈儿浓重的黑影,嘴唇松弛地耷拉着。
在一家小饭馆门边收住脚步,她说:
“进去喝点儿茶吧!你穿得干干净净的,倒也不像这里的人,不过我对你总有几分信不过……”
我可怜她,在她面前很不自在,不由得想问她的女儿在哪里。她喝了伏特加酒,又喝了热茶,说起话来又像往常一样活泼了,也像这条街上所有的女人一样粗鲁。但是当我问起她的女儿时,她立刻清醒了。
“女儿跟我断绝关系了。我算什么人?洗衣女工。我怎么配做她的母亲呢?她受了教育,有学问了。她丢下我到有钱的女朋友家里去住了,好像在当教师……”
沉默了一会儿,她小声问:
“就这么回事!洗衣女工您不感兴趣吧?放荡的娘儿们喜欢么?”
她就够放荡的了,这一点我立刻就看了出来,因为此时在这条街上再没有别的女人,但是当她亲口说出了这句话时,由于羞愧和对她的怜悯,我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她的直言不讳像火一样烧灼着我,而不久以前,她还是那么勇敢、有主见,那么聪明的一个女人!
“唉,你呀,”她看了我一眼,叹口气说,“你快离开这里吧!我求求你,我劝你千万别再往这里钻了,不然你就毁啦!”
她不再说话了,久久地想着心事,嘴唇无声地蠕着,看来好像把我给忘了。她的脸带着孩子气,流露出受委屈的表情。一绺头发从头巾里滑落下来,在面颊上打了一个弯儿,悄悄地绕到小小的耳朵后面去了。一滴泪水落到了凉茶杯里,她发觉了这一点,就把茶杯推开,用力闭上眼睛,挤出了两滴眼泪,然后用手帕擦了擦脸。
我没有耐心再陪她多坐一会儿,就轻轻地起身走了。
我回到院子里来找阿尔达里昂,但是他和罗宾诺克已经都不在棚子顶上了。我正在乱糟糟的院子里四处找他们,街道上传来了吵架的叫骂声,这种吵闹在这里经常发生,屡见不鲜。
我走出大门,看见阿尔达里昂和罗宾诺克正在欺侮娜达利娅。
“不准你碰她。”我好不容易才对他说道。他哈哈大笑。用肮脏的下流话长时间地羞辱我,这让我非常难受。娜达利娅走掉了,最后,我忍无可忍,用头朝罗宾诺克的胸口猛地一撞,把他撞了个跟头就跑了。
从那天以后,我很长时间再没有去过百万街,不过,跟阿尔达里昂倒是见过一次面,我是在渡船上遇到他的。
“你跑到哪儿去了呢?”他兴冲冲地问。
我告诉他,一想起他殴打娜达利娅,还用下流话辱骂我,我就非常反感,阿尔达里昂和气地笑了。
“难道这能当真吗?我们不过是开玩笑逗逗你!人们连自己老婆都打,这种娘儿们就更不必可怜了!这些都不过是开心取乐!其实我也知道,靠拳头教训不了人!”
“可是你能教她点什么呢?你哪一点儿比她强?”
他搂住我的肩膀摇了摇,用嘲笑的口气说:
“我们糟就糟在谁也不比谁强……老弟,我什么都明白,里里外外都明白!我又不是乡巴佬……”
他带着几分醉意,高高兴兴的,有时候我也能遇见帕什卡·奥金佐夫。他变得更加活泼了,穿得也很讲究,跟我说话带着一种屈尊俯就的神气,老是责备我说:
“你找的算什么营生啊——这样下去你就完啦!这些乡下人……”
然后就闷闷不乐地讲起圣像作坊里的新闻,我听着也笑了起来,但是我觉得圣像作坊连同我在那里的种种经历,都已经离我很遥远了。想到这些我不免有几分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