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五卅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军阀的怒潮席卷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快威胁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从1925年12月到1926年1月，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召开了三次反日讨张示威运动大会。每次示威大会都会有数万人参加，形成了浓厚的反日气氛。北京人民的反帝斗争不断深入，1926年2月27日，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反英、反军阀吴佩孚的国民示威大会。1926年初，日、英帝国主义指示张作霖和吴佩孚以“讨赤”为名，达成了“谅解”，组成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向进步势力联合进攻，帝国主义给予了直奉军阀大批武器的支持。严峻的政治局势表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军阀联合，更为疯狂地镇压人民群众及其革命运动。
1.积极参加群众集会并发表演说
1926年，军阀势力相互勾结，向革命势力发动进攻。为了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在这一时期积极应对复杂的严酷斗争形势，并参加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向广大工人、学生等分析革命形势，引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
1926年元旦，李大钊出席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市党部在翠花胡同8号举行的元旦升旗典礼，并在典礼上发表演说，明确提出当前“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的势力给我们的黑暗，只不过是过眼的云烟”，而“民众的革命精神，正如皎洁的青天白日一样”。为此，他号召“民众要团结起来……打破帝国主义及反革命的黑暗势力”。据李葆华回忆，这次升旗典礼是针对国民党右派另立伪北京市党部的分裂行为而举行的，升旗典礼和李大钊的演讲，是对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反击。
当时，北京国民反日大会定期敦请知名人士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民国大学等三校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演讲。1926年1月13日下午13时，李大钊出席北京国民反日大会在民国大学举行的演讲会。他在讲演中痛陈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历史，二千多听讲者为之动容。
1月21日下午15时，李大钊出席北京各界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的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与会者约五六百人。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内蒙古国民党执行委员郭道夫及韩国代表讲话，李大钊作最后演说。在演说中，李大钊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在理论上，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可以联合成一贯，策略上也是能联贯一致的。”在李大钊看来，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格的伟大，全无异点”。为此，李大钊号召：“不管是列宁主义信徒，中山主义信徒，应该紧紧的联合起来！”
2月7日，是二七大罢工三周年纪念日。李大钊出席了在天津南市第一舞台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与会的十八条铁路代表在会议上通过了《路工与政党》、《路工与农民》、《自卫军组织》等三十余项决议，并发表宣言，号召铁路工人继承“二七”传统。
3月1日，李大钊出席了北京学生总会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大礼堂举办的演讲会，作了题为《日本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比较观》的演讲。3月8日下午，应邀出席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召开的北京妇女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大会邀请李大钊等人发表演说。
3月12日，李大钊出席北京二十万人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盛大公祭活动，并撰文《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发表在是日出版的《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上。
3月13日上午，李大钊参加国立中俄大学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会，并作演讲。下午，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
3月14日，李大钊赶赴天津，指导中共天津党组织工作，并在天津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演说会上发表演讲。天津的孙中山逝世纪念活动，是由天津总工会和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联合举办的，为期五天。李大钊在演讲中进一步宣传了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及其倡导的国民革命的主张。这是李大钊最后一次到天津进行反帝爱国的演讲（遗憾的是，此次演讲的内容未得以保存）。
在中国共产党处于白色恐怖的秘密活动情况下，李大钊积极参加群众集会，走到广大民众中间，用坚定的革命信念鼓舞、影响着他们，用革命理论指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反帝的队伍中来。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李大钊身体力行，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及广大革命力量推动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直接威胁到了段祺瑞执政府的专制统治，与此同时，北京当局开始酝酿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2.参加示威游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
年3月7日，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冯玉祥领导的部队，正在对奉系军阀作战），发现奉系的军舰在大沽炮台附近活动，立即开炮将其击退，并于3月9日在大沽口设置水雷及封锁港口，以阻止奉舰侵犯。3月10日，英、法、日、美、意等国驻华使馆开会，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辛丑条约》，要求撤除一切入京障碍。3月12日，国民军被迫开放了大沽口岸。奉系军舰由两艘日军军舰护卫开进大沽口，炮轰大沽口国民军，国民军将两艘日舰驱逐出大沽口。3月16日，日本以中国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连同英、美等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工事、北京至出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等无理要求，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要以武力解决。
3月17日，八国军舰云集大沽口，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
大沽口事件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4日，国共两党在北京召开会议，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3月16日晚，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一院召集会议，李大钊作政治报告，指出：“所谓‘最后通牒’，事实上是与段政府心心相印的，是第二个‘八国联军’，也是用来抗拒进步力量的”，以后的任务“就是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3月17日，国共两党在北京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帝国主义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1926年3月18日上午，李大钊与赵世炎等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会议，讨论眼下局势及斗争策略等，会后即参加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六十多个团体与八十多所学校十万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通过了驳回八国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等提案。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李大钊参加国民大会请愿队伍的游行，并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进入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死群众四十七人，重伤二百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游行中，李大钊的头部和双手负伤，也曾被军警抓住讯问，但他机智地脱险。
3月18日晚上，李大钊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地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斗争坚持到底，组织对死者的抚恤，对伤者的慰问。为死难者召开追悼会，以此进一步揭露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本质。3月18日夜间，段祺瑞执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通缉李大钊等人，“著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此后，李大钊被迫率领国共两党党部迁入驻华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领导中共北方区委继续开展秘密工作。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师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三一八”运动以群众的力量和鲜血，推动了冯玉祥国民军更加倾向革命。冯玉祥很快加入了国民党，表示要努力于国民革命。1926年9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开赴北伐战场。
3.建立反奉统一战线，策应北伐
1926年5月20日，叶挺独立团入湘作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广东革命政府北伐的大规模攻势全面展开。此时，由于北方革命形势日益严峻，李大钊身在苏联使馆西的旧兵营中，却一直关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策应北伐军的作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时期，配合国民政府的北伐成为李大钊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了迎接北伐高潮，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党组织决定抽调许多北京的同志。此后，北京国共两党的领导责任均落在李大钊一人身上。
7月4日，国民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7月12-18日，李大钊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扩大会议。同时，李大钊派人去莫斯科请冯玉祥回国，在北方进行国民革命，以策应北伐。1927年2月，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建议，发布讨奉檄文，南方国民革命军“正以五十万大兵，长驱北上”，北方“本司令亲率二十万兵力，东出潼关，会师郑汴”，本军“乃为民众利益而战，乃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
在领导北方地区反奉统一战线过程中，李大钊不仅注意团结改造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策略思想。在争取阎锡山参加反奉作战中，李大钊的分化瓦解敌人的策略思想有着充分的体现。阎锡山部是一支有实力的军阀部队，如果其参加革命，将会使陕甘晋绥连成一片，有利于北伐军的壮大；如果其与张作霖结盟，国民军将会两面受敌。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阎锡山在现时战争中的关系十分重要，奉军与北伐军谁取得与阎锡山的同盟，就是谁胜”。为此，争取阎锡山，成为李大钊及其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的一项重要工作。
李大钊对阎锡山的政治态度以及当时的革命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分析，由此确定争取阎锡山的可行性和必要性。1926年11月中旬，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阎锡山被任命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尽管如此，阎锡山为了个人在山西的利益，他既不敢得罪张作霖，也不敢小视节节取胜的国民军。为此，他并没有宣誓就职，而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这就表明他有倒向国民革命一方的可能。李大钊在做争取阎锡山的工作时，多次通过阎锡山驻北京的代表温寿泉传话或发电文，运用灵活的策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实现阎锡山参加反奉统一战线的目的。正在阎锡山动摇不定之时，李大钊的电文恰如及时雨，促使阎锡山早下决心作决定。在电文中，李大钊指出：“晋阎自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阎锡山字——引者注）而外宁复几人？然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若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
在李大钊及其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在争取阎锡山的同时，张作霖也在不断地逼迫阎锡山尽快出兵。阎锡山在此情势逼迫下，再三权衡利弊，深感李大钊的电文不仅晓明大义，而且充满真情，于国于民族于他本人之命运前途所系，言之凿凿，遂立即回电表示与国民党合作同行，并计划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联系。但是，争取阎锡山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1月24日李大钊在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关于晋阎之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国共两党为争取阎锡山参加反奉作战的整个经过。1927年4月，阎锡山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职，并下令讨奉。事实证明，阎锡山参加反奉统一战线基本上得以实现，对国民军的北伐起到了支持作用。
此外，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为了建立北方的反奉统一战线，还大规模地发动农民加入到反奉队伍中来，并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武装建设，只要有所可能，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力量来建立广泛的北方反奉统一战线，为北伐的顺利进军，提供一切有利的条件。
4.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
1927年8月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胜利，这时一些革命人士开始讨论在中国政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国民革命政府是否有必要迁都的问题。当时关于国民政府是否迁都武汉，不单纯是一个迁都的问题，其中蕴涵着更深层的含义，即向世人表明国民革命政府北伐的决心，也标志着国民革命势力在不断由南向北推进。
为此，李大钊在1926年9月提出：“武汉局势稍固，把政府迁到武汉来，不但意义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三个利益：一以塞武汉之地位，免野心者别谋树立；一以空北京政府，使之丧失中国政府的位置；一以树革命政府北进之声威。”其后，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充分证明李大钊在迁都武汉问题上强调“此策所关甚巨”，颇富远见卓识。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军队，两湖战场作战即告结束。此时，叶挺领导的部队负责武汉的卫戍工作，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掌握着武汉政权，武汉的群众运动正在高涨，武汉地处要地，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此时迁都武汉，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