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9—1910年的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的政治声浪中，又涌现出一批立宪团体，主要有汉口宪政同志会、八旗宪政研究会、八旗宪政会、八旗期成公民会、顺天宪政公会等，其主要宗旨是养成公民资格、保证公民权利、推动国会尽早召开和宪法的早日颁布。从晚清立宪团体的发展来看，组织水平不断提高，领导和策略也逐渐完备，运动规模向群众阶层扩展，政治主旨明晰化，这些都为政党的组建准备了一定条件。尤其在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设立之后，为立宪团体的活动提供了规范的舞台，成为政党产生的早期演练的场所。
1911年5—6月间，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开会，十四省谘议局正、副议长参加会议。会议除要求取消皇族内阁外，主要是商讨组织政党，议决成立宪友会。1911年6月14日举行成立大会，雷奋、徐佛苏、孙洪伊等三人为常务干事。其基本纲领是“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宪友会是以谘议局为基础的全国性立宪政党，吸引了大多数立宪派知名人士参加，也有不少革命派加入，是立宪党中的激进派。这是辛亥革命前夕，第一个“形式上成为公开的政党”的组织。立宪派通过请愿使政党在中国合法化，“但政党的合法化突破了了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敌视，从而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推动了政党的发展”。在此后的政局中，宪友会继续分化，成为民初政党分化组合的源头。作为晚清在资政院产生的中国议会内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宪友会对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尤其是立宪派政党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最初，李大钊对立宪派持支持态度，表现为他积极参加了立宪派发动的政治斗争。1909年10月中旬，天津立宪派重要人物温世霖和议员王法勤、孙洪伊等发起成立直隶实业研究会，李大钊任书记员。“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
在第四次请愿活动中，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推选李大钊和白见五（后改名白坚武）、胡宪等八名代表，带领全校学生参加天津市学生集会游行。李大钊在《十八年来之回顾》一文中对此事作了回忆：“立宪派打算全体往北京请愿，要求政府开国会。本校同学在东大讲堂（现改为图书馆）开会，同学秦学礼断指写血书，激扬民气。同学孙可君断肘，大家非常激烈。孙君断肘之后，全身为血所染，许多同学鼓掌叫唤，都以泪相见。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由李大钊主持翻译并加以驳斥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中对此事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是日，在西马路宣讲所开学生同志大会，得以备聆东省之危状。于是青年学生热血沸腾，愤不可遏，发电全国，相约同时罢课，以与满政府为难。”这是李大钊在校期间的一次重要政治活动，也是他倾向“革命派”的前奏。“这次风潮，算立宪派运动失败，而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派……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上海的《克复报》、福建的《民心报》、香港的《中国报》，对于革命思想，充量绍介。同学订阅该报不少，大家都抢着看报”。此后，李大钊开始了对爱国、排满、立宪思潮的深入考量。
辛亥革命以后，李大钊未加入立宪组织的任何党派，然其与立宪派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联系和交往仍很密切。如李大钊参加了由立宪党人授意成立的北洋法政学会，任学会编辑主任，主编《言治》月刊，他最初发表政见都是以此作为阵地的。他在学术上虽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但在许多问题上与立宪党人的看法基本相同，其思想和观点具有明显的立宪派倾向。这既表现在当时他对革命派的政治偏见和责难上，也表现在他一段时间内的拥袁态度上。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由于没有看清袁世凯的本来面目，李大钊把拥护袁世凯政府等同于拥护民主共和制度。因而，他当时的认识是偏袒总统政府，指责国会，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分权，反对都督。
汤化龙和孙洪伊系由立宪派转而成为民初政界的重要人物，其政治思想和观点相互较为接近，个人关系较为密切，对李大钊的才干颇为欣赏，于是二人共同资助李大钊留学日本。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袁世凯蠢蠢欲动，称帝之心，昭然若揭。立宪党人由拥袁变为反袁。受立宪党人的影响，李大钊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在日本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和神州学会，并创办《民彝》杂志，积极开展反袁活动。李大钊从日本归国后，汤化龙让他负责筹办和主编《晨钟报》。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研究系内部开始分化，汤化龙迅速投入北洋军阀政府的怀抱，追随段祺瑞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分歧，李大钊离开《晨钟报》，与汤化龙在政治上分道扬镳。
4.参与政党活动的实践
中国社会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于1911年11月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江亢虎。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原名绍，号洪水、亢庐，出生官僚地主家庭。1901—1902年赴日本考察，结识日本早期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等人，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影响。
1910年，他游历了英、法、德、俄等国，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一些考察。1911年回国后即开始倡导社会主义，并于同年7月10日在上海发起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5日旋改名为“社会党”。社会党的政纲是：“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人权；破除财产世袭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翼龙参加了由江亢虎等人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并成为中国社会党的骨干力量。1912年，他在北京建立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任总干事，他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创立平民学校，建立世界语学会，推行女子教育，办报刊，搞各种宣传活动等等，一时非常活跃。“或许是陈翼龙的这些有声有色、颇有新鲜味道的活动，引起了密切关注社会政治、思想、生活变革，对时局充满‘隐忧’的李大钊的注意，他逐渐产生了同陈翼龙一见的渴望”。据早年是中国社会党员的顾颉刚和曾任中国社会党支部北京支部干事的曹绥之、曹嘉荫合写的回忆录记载：“1912年冬天，由曹孝先介绍李大钊与陈翼龙会面，畅谈终夜。李大钊对陈翼龙的艰苦奋斗精神深深佩服，当即宣誓入党。”陈翼龙发展李大钊加入中国社会党后，由李大钊担任总务干事，负责在天津建立中国社会党支部，与郭须静一起负责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事宜。
1912年7月，内务部以中国社会党党章中有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等语，经核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章第三款，人民有保财产自由之规定相抵触等借口，不准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立案成立。天津中国社会党组织活动受挫，陈翼龙于是年岁末带曹嘉荫赴天津，找李大钊等人联系，重新筹备建立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1913年1月26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拟在李公祠召开成立大会，天津警察当局奉直奉都督冯国璋令横加阻拦。陈翼龙立即上呈内务部，陈述组建中国社会党组织的种种理由，要求天津巡警不得干涉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召开成立大会，并决定成立大会于2月2日举行。2月2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大会如期举行，选举李大钊为总务干事，郭须静等为干事。1913年7月23日，陈翼龙被捕。8月6日，被枪杀于北京宣武门外。陈翼龙之死，事实上并非源于中国社会党在北京的活动，主要是因他参与了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活动，为袁世凯政府所不容。宋教仁被刺，对陈翼龙刺激很大。与此同时，孙中山等人筹备发动“二次革命”，而江亢虎代表中国社会党发表了反对“二次革命”的宣言，陈翼龙极力反对，为此，他与江亢虎分道扬镳，将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改名为“万国社会党北京总部”。这一时期，陈翼龙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来往密切，准备组织敢死队，在京、津等地发动起义。8月7日，在陈翼龙牺牲的第二天，袁世凯便以大总统令通令全国，解散中国社会党。全国各地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社会党的总部、支部一律查禁，追查与陈翼龙有往来的人。为此，李大钊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乐亭避居。这就是李大钊加入中国社会党的短暂经历。由此，李大钊自离开中国社会党后直到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前，未再参加任何政党，虽然曾有一段时间与进步党、研究系关系密切，但始终没有加入。对于他正式加入了中国社会党的原因，历来有不同说法。杨洪章从李大钊与旧党派的关系考察入手，分析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党自身的状况比较接近于当时李大钊的现代政党观念和理想的政党模式。虽然该党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所标榜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从其党员成分、党的纲领和党风党德等方面看，与其他党派相比，却独具风格，特色鲜明。这对于像李大钊这样政治阅历尚浅但又救国救民心情急切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显然，这段经历对李大钊的政党观及政党政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并对他最终选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为奋斗目标，至关重要。
5.与“革命派”政党的关系
民初，“革命派”政党系指由中国同盟会及其改组后的国民党，以及由国民党改组、分化而成的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由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组合而成的宪政商榷会，由宪政商榷会分化而成的客庐系、丙辰俱乐部、韬园系，等等。当时，“革命派”几经分化与组合，派系越来越多，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急进、温和两派”，且在坚持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专制等重大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斗争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一定分歧。激进派主张采取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方法，而温和派则主张采取合法的、缓进的、稳健的、调和折中之策。激进派主要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稳健派主要指章士钊等人。
李大钊对中国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缔造中华民国的伟大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夫孙氏倡革命于举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无所寄，流离海表，辛苦备尝。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数党人连翩而起，言孙之言，行孙之行，以与人道蟊贼穷凶极恶之专制政体抗。停辛伫苦，踏白刃而不辞，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华民国乃见于东亚大陆。”同时，更为孙中山的“义举”欢欣鼓舞。认为孙中山能够“荐大政治家、大经世家之袁世凯于国民，而飘然解组去”，“其浩然之气，真挚之诚，高洁之怀，缠绵悱恻之心，可敬可钦，可歌可泣，与日月争光可也”民国建立以后，李大钊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共和创业已成，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完善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因此，李大钊一度曾反对坚持用革命暴力推翻袁世凯政府的国民党人，甚至把民初政权混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暴党”，认为民国创建伊始，隐忧潜伏，“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而隐忧中所言“党私”，矛头实际上是指向革命派的；而他所言“省私”，主要是武昌起义后各省（主要是南方革命派所掌握的省份）所形成的在行政、军事、财政等方面的自主权。民国初年，南方各省，尤其是江西、安徽、广东等省的军政大权，基本上掌握在革命派都督手中，因此，关于省长民选还是总统委任、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军民分治等问题，成为“革命派”与袁世凯集团的主要斗争焦点。所以，李大钊所谓的“省私”，“正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反映，它迎合了立宪派和袁系集团企图削弱南方各省军事、财政行政权力的需要”。他对“革命派”在南方各省与袁世凯集团的政治、军事对抗作了直接抨击：“至于江南各省，远在南服，中央之威信不灵，内外之猜嫌纷启。皖赣湘粵，岸傲自雄，不待宋案发生，借款事起，始有离异之迹也。”李大钊对革命派指责最为刻薄的，莫过于“都督专制”，都督跋扈，各据一方，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泱泱禹甸，宁复成国？
吾民又将何以制之也！他认为，要做到解除军法、拥护宪法、巩固国权、伸张民权、整顿吏治，必须要尽快尽早裁撤都督，“倘复迁延姑息，不肯决然行之，则跋扈骄横之武夫，日以激动政潮、煽起兵争为能事，政潮高涨之会，即干戈四起之时，宪法尊严，扫地以尽，狐鼠纵横，神州将终于割裂之局。国脉民生，于以俱斩”。显然，青年李大钊在政治上还处于幼稚阶段，他从朴素的爱国情感出发，对威胁到袁世凯政府、对民主共和国“不利之举”皆进行批判，从根本上否定都督存在的价值。而且对那些他认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豪横骄喧之暴党”，亦大加挞伐。甚至到“二次革命”时期，李大钊对“革命派”政党的态度都没什么改变。
到了袁世凯称帝时期，李大钊对国民党激进派的态度有所变化，并对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告诫北洋军阀政府不要依仗自己的势力对异派势力过于摧残，警告进步党人不要与革命党人水火不容。进而与革命党人张继等人有了很深的接触和交往，这对他以后投身革命生涯具有深远关系。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后，正是李大钊通过张继，多次会见了孙中山，并率先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才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