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李大钊和稳健派的关系，则主要表现为和章士钊的关系及其所受影响。早在章士钊创办《独立周报》时，李大钊就对章氏怀有敬慕之情，并深受其影响。当时，章士钊是一个激进的反袁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二次革命”宣言书的起草者。“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因与孙中山有不同意见，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转而加入了黄兴、李根源等组织的欧事研究会，并任书记，主编《甲寅》杂志。此时，章士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调和思想。这一思想形成于民国三年（1914）以后袁世凯踢开政党、解散国会之时。当时国内的情况是，专制政府依靠武力推行强权政治，对异己势力进行打压；多数国民党人逃亡海外重建革命组织，以图东山再起；其他党派要么归顺于专制政府，要么在“不党主义”思潮之下，从事研究。而放眼国际，1914年正是欧洲列强点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火势蔓延之时。在章士钊看来，国内纷争不已的政治现状极易被重新瓜分世界的各列强所侵入，最好的办法是团结一致，避免新的亡国危机。很显然，章士钊提出的这种政治调和主张的直接对象是袁世凯专制政府势力、旧官僚及其旧政治派别和“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他希望这几种政治势力停止争斗，解除纷争，在平和的政治气氛中解决政治问题，以达到实现治国的目的。他呼吁各种政治力量切勿“专擅太过”，应以“相感相召相磋相切之精神”，“收合各派之聪明才力冶于一炉”，使共和国体筑于调和之上，否则，政治主体间的融合关系一旦被打破，不仅各种政治主体不能就国家大事磋商妥协，达成共识，尤其是失去了政党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环境，专制政治必将出现，暴力革命也将再次发生。政治调和在实质上是国家实现善治的理想境界，但却不是现代民主国家都能达到的政治目标。因而，章士钊的调和论，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尽管未能达到初衷，但由于其思想深刻，故对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士钊和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他们共同创办了《甲寅》日刊，李大钊在该刊上发表了《调和之美》、《爱国之反对党》、《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等七十余篇文章，与章士钊一起，奉行调和精神，对于府院之争、对德宣战等重大政治问题采取调和、折中的态度。
从近代中国政治史及政党史演变历程来看，章士钊力主调和思想，李大钊接受调和思想，并不足为怪。因为在清末民初之际，严复已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调和”观念正式介绍给国人。此后，调和思想经章士钊、张东荪、李剑农、杜亚泉等人的大力提倡，成为五四运动前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前，章士钊、李剑农曾留学英国，对西方国家政治思想有着直接的接触和研究。张东荪留学日本，直接或间接接触到这一西方的政治理念。他们之所以引进并宣扬西方的调和理念，其用意旨在调和当时尖锐而复杂的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特别是试图调和政治领域里新旧势力对抗、党派之争以及附势倾轧、各执一端等不符合或违背近代政治理念或法理观念的做法及种种现象。“调和”一词，是西方近代文化语境中的含义。其英文为Compromise，现代汉语翻译过来就是“妥协”、“和解”、“折中”、“让步”。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政治活动中最重要的政治原则，是法治主义下政治活动中最常见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李大钊所接受和阐释的“调和”观念，也正是这一思潮与时代精神的体现。从李大钊调和思想的来源看，主要是受章士钊的影响。
李大钊所说的调和，就是要形成新旧之间的对等之势力，并通过相互妥协、相互调和，达到以新代旧，对旧进行改造的目的。李大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面临的种种矛盾现象，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和方法，这主要体现在对府院之争上。
总之，李大钊在民国初期与这些政党或多或少的接触、交往、联系，对其思想乃至其以后的政治道路都有很大影响。以此而论，李大钊之所以能够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有诸多主客观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民初政治激变的格局下，“他与旧党派的接触、交往与联系，以及对他们的希望和失望、追求和摒弃等，对他创建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察李大钊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及其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尤须分析李大钊的政党观。政党观是由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对此，有学者深刻指出：“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的政党观最为独特。这种独特表现在他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并且结合着现实政治斗争实际，主要从政治理性上、国家利益上考虑政党建设问题。他的政党观与孙中山的政党观有其吻合之处，因而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6.对民初政党问题的关注
李大钊很早即对政党问题比较关注，认识到政党及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较为系统地学习政法知识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学习，更为全面系统地学习了现代政治理论体系，由此深受近代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的影响，并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模式颇为欣赏，因此在其早期思想中表现出明显的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体制的崇仰。
李大钊是近代中国较早确立现代国家观念的代表性人物，他非常重视政党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于1912年6月时即指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凡立宪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
他主张，一个政党，如果恰到好处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可以变为国家能够倚赖的政党，从而造福于国家。反之，则必将祸国无疑。可见，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显然，此时的李大钊已把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并主张以立宪精神指导政党活动。实质上，这也是近代政党观与封建党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李大钊在确立民国政党制度向何处演变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关键性环节。
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立志于以理想的政党政治观来评判民初时的政党现象，并以民主共和的精神来审视当时的政党活动情况，由此自然对当时中国的政党现状颇不满意，尤其对当时的党争、党德更是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政治良善之国，必有两大政党各抒其政见，以关注竞争。此兴彼伏，此仆彼兴，故常以一方立于执行地位，一方立于监督地位。”而宋教仁也认为政党之间进行竞争，或“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下政党内阁”以实现政见，或“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二者的观点非常相似，就是都鼓励政党之间展开公平竞争，这种党争，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以政见政纲吸引国民，得到国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则通过政见政纲战胜政党，从而取得议会多数，控制政权，贯彻己党的主义与政纲；而从在野党的角度看，则是行使监督权。他们所倡导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政党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准则。争政见，不争意气之见，这是良性的政党竞争，是激励政党进行民众动员的最有效和最持久的动力源泉。无论哪一党派在斗争中获胜，另一党派将充当忠实之反动派，积极动员更多的支持。而获胜的一方在这种压力下，也会始终保持积极的态势。这种党争，使政治日益向上，而政党本身也在这种斗争中得到发展，形成“己党发达”、“反对党亦发达”的良性运行民主政治局面。
实际上，有关政党的党德，是民初政治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对于刚刚创建了民主共和政体的中国社会来讲，事关重大——轻则亡党，重则失国政。为此，孙中山主张，政党之间有党争是正当的，但正当的党争必须遵循一定的党德。为此，须注意以下问题：一要避免意见之争；二要以平和心态度对待他党的监督与反对；三要以国利民福为前提进行竞争。但是，民初的党争是怎样的呢？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李大钊尖锐指出：
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
今之以言论号召天下者，多挟其党见之私，黄忠瓦缶，杂然并作，望风捕影，各阿所私。上焉者或无成见存于其间，只以同异之党伐，而正直之灵明，深蔽牢锢，遂不自知其失当，伺瑕蹈隙，抗辩攻讨；下焉者则如桀门之犬，嗷嗷吠尧，不惜出违心之论，肆口罗织，国体之荣辱，人格之保丧，外界之非笑，均所罔顾，惟以博其主人私党之快意。
党私有所蔽，执见有所拘，具同党神圣、异党盗贼之眼光，挟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气焰，以观人论事，而于民生疾苦、国势阽危之实状，未尝有所经心寓目者也。
一方既以道义相号召，则嬖幸之流，恐不见容，遂而荧惑诽谤，以泄其私举，正人义士，排挤倾轧于无余。私心党见之足以祸国，讵以时之今古而殊耶？
一年以来，由党见之故，诬蔑轧倾，不遗余力。此党戴为魁者，彼党将视为盗贼；彼党倚为柱石，此党将目为公敌；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一念心私，雌黄百口，莽莽神州，至竟无一完人，遂至激成二种势力相冲相荡，以有今日之乱。
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李大钊是从维护共和政体、实行责任内阁制的目的出发，其本意在于促使民国政党活动走上他理想中的轨道，即实现“政治良善之国”。从他对于“党私”、“党见”问题、“党德问题”的论述来看，李大钊对当时的政党现状是理性的分析。而民初的政党格局下，出现了以党为私，把政党当成了升官发财、猎取利禄的工具，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与民主共和精神大相径庭。李大钊痛责：“此辈华美衣食，日摇曳于街衢，酒地花天，以资其结纳挥霍者”；“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各党之支分部，因选举耗用者，动辄数万金，此其所需，要皆仰给于其党魁俊之踞要津享大名者”。从这些人的党德党风来看，他们“只争意见不争政见”，相互诬蔑倾轧，争权夺利；党同伐异，手段卑劣。李大钊甚至无奈地表示：
“所谓政党者……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君民无噍类矣。此非过言也。”
显然，这些政党的目的，无一不集中在“权”字。正如李大钊深刻剖析的：“其叱咤眦裂，以攻其所谓政敌者，本于良知正义，犹或为境位所移，矧原以劫夺政权为标的者也。”民初党争的这种混乱无序状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人们对现代民主政治认识的不成熟及对政党运作机制的不了解，同时也说明资产阶级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政治素养均尚不足以应对这种内涵深刻、全新的政治运行机制的社会转型。这样就把由农业社会传统政治观念延续下来的自私、保守、眼光狭小、急功近利、缺乏良好互利合作机制的落后性都一概集中体现到党争之中。
应该指出，民国之初政党之活跃，不管各政党的目的如何、组织形式如何，乃是中国政治文明现代化的一大进步，虽然其中不乏有一些旧党人混水摸鱼，一些旧官僚不明现代社会政党政治之真谛，但总体上讲，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各个社会阶层从来没有的巨大的政治热情。李大钊对当时政党活动状况颇为不满意而提出严肃的批评，是与当时刚刚兴起的政党活动实际存在的问题相联系的。他对政党的评判，主要是从学理、政理出发的，一些认识尽管缺乏实践体会，但其党德思想对于政党建设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7.对中国政党建设的思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于1916年6月7日代理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袁世凯的继承人段祺瑞手中。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执政不久，就与总统黎元洪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形成了“府院之争”。黎元洪得到了英、美的支持，段祺瑞以日本为后台。1916年8月1日国会重开后，国会议员也围绕“府院之争”形成两大派别，即以原进步党人士为主体的研究系政团和以原国民党人士为主体的商榷系政团。研究系拥段反黎，投靠北洋势力；商榷系拥黎反段，代表一般资产阶级和南方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商榷系议员为抵制段祺瑞的独裁专断和北洋督军的跋扈，主张将省制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扩大国会权限；研究系议员则反对将省制列入宪法，主张缩小国会权限，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段祺瑞和北洋督军的需要。由于原国民党人议员占居国会多数，研究系的主张遭到抵制，北洋军阀便由后台跳到前台，公开出面干涉。所以说，此时恢复的国会仍然是徒具形式，约法仍然是一纸空文。
“府院之争”的激化，终于导致了国会的再一次倾覆。1917年2月，段祺瑞在日本的唆使下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企图以参战为名取得日本借款，扩大皖系势力。黎元洪在美国的支持下坚决抵制段祺瑞，并寻找合适时机，罢免了段祺瑞。段祺瑞退居天津，开始策动皖系督军“独立”，准备武力倒黎。黎元洪没有军事依靠，遂同意张勋入京调停。张勋先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而后，在北京拉出废帝溥仪，宣布清室“复辟”。这一闹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乘机带领“讨逆军”入京，“复辟”闹剧收场。张勋“复辟”垮台后，冯国璋代理了大总统，段祺瑞重新出任国务总理，再次控制了北京政府。他加紧推行独裁政策，拒不恢复约法和国会，并与研究系政客勾结，准备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进行国会选举，欲建立由他一手操纵的傀儡国会。
而在李大钊看来，这时的整个中国政治的格局当中，中心势力是不可少的，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