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
一、阶级与政党
马克思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工具是简单加工过的天然石块和小棒，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采集和渔猎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基本形式，人们没有单身同自然界或猛兽搏斗的能力，只能以集体的形式生产和生活在一起。这种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只能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平均分配产品，不可能产生剥削，因而也就不存在阶级。只是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才产生阶级。具体说，阶级产生必须具备以下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第一，金属工具的使用，使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从而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为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提供了可能。第二，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第三，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私有制也出现了，一部分人就可以把手中所持有的物质资料变成剥削他人的手段，从而使阶级的产生由可能转变成现实。于是人类社会便第一次出现了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奴隶和奴隶主阶级，人类社会便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阶级是历史地变化着的，阶级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经济结构是指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全部社会生活和其他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阶级结构的基础，历史上所经历的三种不同形态的阶级社会，其社会经济结构不同决定了社会阶级结构不同。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奴隶主阶级是基本阶级；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基本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基本阶级。每一社会形态除了两个基本阶级以外，还有一些非基本阶级的存在，其根源于该社会中存在着旧生产关系的残余和新生产关系的萌芽。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非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变化发展的。
阶级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也就是说阶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具有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无论它发展到哪个阶段，都与生产发展的程度有关，即依赖于生产发展的状况。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或特殊表现。阶级斗争是指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列宁说：“阶级斗争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就是广大无权者、被压迫者和劳动者反对特权者、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对立，是阶级斗争的深刻根源。
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从一定意义上说，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不仅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实现社会形态质变的直接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的同时，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也就是政治斗争，即都具有政治斗争的意义，虽然阶级斗争在具体形式上并不局限于政治斗争一种。但是在近现代社会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在社会生活、国家机关中开展广泛政治活动的政治组织，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它们的代表就是政党。
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宪法和代议制政府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政治组织。最早出现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自发阶段发展到自觉阶段才产生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政党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并为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由于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不同的阶级可以互相联合或者斗争，同一阶级内部各个阶层或集团也可以互相倾轧，因此政党的阶级性的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和多样的。政党既可以代表一定的阶级或阶层，也可以代表由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组成的联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政党的性质还可能发生变化。
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所谓资产阶级的两党制不过是一种游戏，因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所代表的仍旧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与资产阶级政党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这首先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完全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体现了它的阶级性质；其次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具有资产阶级政党不可比拟的先进性，不论是在它的指导思想还是队伍的构成上，资产阶级都与之无法相比；还有就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性，主要表现在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坚定性上。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还认为，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的基本条件。这不仅是无产阶级保持自己独立地位的首要条件，也是无产阶级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一个斗争最坚决的阶级，其他阶级很难把斗争进行到底，而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本阶级的领导权，革命事业才有可能成功。
二、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国家
国家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极为关注的问题。马克思首先是从研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开始，通过对黑格尔法的批判，形成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国家学说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极其重要。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产生的。这些经济利益彼此对立、互相冲突的阶级，使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斗争之中，这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的出现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时又是和社会职能的分化紧密联系的。随着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由于奴隶主对奴隶进行极端野蛮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而激起奴隶阶级的强烈反抗。当这种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到了不可调和而又无法摆脱的时候，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其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保护自己不至于在与奴隶的斗争中失败，就需要有专门从事镇压奴隶阶级的强力机构。于是国家就应运而生。
国家的产生还与社会管理职能的独立化密切相关。由于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在规模和复杂程度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又由于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脱离并成为某些人的专门职业，因此，使得建立一种权威的管理机构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已成为现实的可能，于是就出现了国家。这种权威的管理机构只能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手里。
从历史看，自从分工产生以后，生产活动及其产品交换在规模上和复杂程度上都有了很大发展，需要一个权威组织来保证生产和交换的顺利进行。社会公共职能的独立化和阶级的形成是交织进行的，社会分工同时造成社会集团的分离以及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当国家成为管理社会生活的独立机构时，它不可避免地同时成为统治阶级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事实上，社会公共管理也总是与暴力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职能的实施要以暴力为后盾，而社会公共职能本身又成为暴力机构能够维持的基础。因此，国家阶级本质也通过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表现出来。
国家的职能分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两类。对内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职能，即调整阶级关系，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二是经济职能，即组织、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组织经济和文化发展事宜；三是社会职能，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如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使社会尽可能协调地发展。国家的对外职能，主要是组织国防，保护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受外来侵犯，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坚持国家的阶级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国家的独立性存在。他看到，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国家有可能表现出一种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上的超然姿态，有可能具有自己的不同于任何一个阶级（包括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不同的社会阶级结构，依次形成奴隶主****的国家、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无产阶级的****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当阶级消灭了以后，国家也就自行消亡了。国家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国家消亡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国家消亡，是指无产阶级国家的自行消亡。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都不可能自行消亡，它们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被推翻。只有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之后，国家自身才开始踏上消亡的征程。而无产阶级国家的自行消亡过程是极其漫长的，需要经历一个从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再到国家完全消亡的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家产生与存在的经济基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来认识国家问题必然得出的结论。
（二）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概念，近20年以来，市民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纷纷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表达着不尽相同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切，特别是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的讨论已经在当代的政治哲学中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市民社会”的话语体系，在西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已引起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日益关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的总和概括为‘市民社会’。”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社会关系，特别是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以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如同业工会等）为形式，以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内容，体现着人们特定的物质交往关系，并决定着建立在其上的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的社会生活的领域，特别是经济活动的领域。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切入了市民社会的本质，深化了黑格尔所确立的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按照这一定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带来了人在本质上的二重化，即作为国家的公民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彼此分离，但实际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成员是同一个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是具有自我利益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作为政治国家成员的公民只是抽象的、虚幻的人。因此，两者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后者无法离开前者而存在。他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国家的前提条件。没有它们，政治国家就不复存在。同时，对于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而言，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于市民社会。这是由于家庭、市民社会向国家的发展不是观念推动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的现实运动。市民社会代表实在的私人利益，政治国家不过是实现市民社会的要求的手段，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来说是内容，而政治国家只是该时期市民社会的表现形式。
第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有巨大的进步，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通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在此之前的整个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时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高度统一，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国家把全部社会权力都占为己有，这并不利于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因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有着与政治活动根本不同的运行规律。政治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无限制干预不仅导致经济的萎缩，同时也限制了政治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以政治活动为内容的国家和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由此逐渐分化为两个主要的独立领域。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一分离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发展。在市民社会中，人的目的性体现为人权，即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各项权利；而在政治国家中，人的目的性则体现为公民权，即参加政治共同体成为国家成员的个人权利。
马克思在肯定资产阶级实现的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分离所带来的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揭露了这一分离所具有的阶级局限性。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实现了市民社会从政治中的解放，私人利益、私有财产在市民社会中得到了充分、自由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中所有成员都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实际上，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获得了自由，而对那些被统治阶级来讲，虽然他们享有政治上的平等，但却陷入了新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这就是马克思所看到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所带来的新矛盾，即政治形式上的平等和经济实际上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是，人不仅在思想意识中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即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和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前者，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看做平等的公民；在后者，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这样，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是不平等的，因而就决定了不可能在政治领域中真正地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
第三，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出发来把握社会的发展演变规律。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市民社会是同人类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相联系的，是以特殊的私人利益和普遍的公共利益的分离和对立作为自己的存在形式。正是这种分离促成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产生和相互独立。而这种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分离是随着阶级利益的分化而产生的。在阶级社会中，随着阶级利益之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而产生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也将一同消失。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和市民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旧式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的消灭而消亡，社会内部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的矛盾将不复存在，社会将收回它异化到国家中去的全部权力。作为超越市民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实现了社会解放，人类才能真正解放。
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同层面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论断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观点，它的提出与论证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正是从这一结论出发，马克思正确地把握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并由此迈向了通往科学历史观创立的新天地。
三、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及其走向
马克思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他不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而且把无产阶级也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行为主体，这对我们观察和分析今天的国际问题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继续向前推进的当今时代，我们当然要高度重视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但也要尊重别的民族的利益，反对霸权主义，使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在全球和平交往中共赢。
（一）马克思的世界体系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分工、交往发展的结果。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国家是松散的、静止的国家，这是由当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出现的前夕，西欧社会的主要生产单位小农是在国家机器的包容下一盘散沙地独自存在着。经济活动的自给自足、简单重复、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决定了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特征是分散的、停滞的和保守的，没有什么动力促使小生产者的经营活动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把彼此联系起来，把世界融合起来。传统国家的松散性和静止性决定了国际社会也是隔绝的、静态的，国家之间不存在不可或缺的交往关系。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商业和生产的分离，特殊的商人阶级形成。商人阶级的出现，就产生了同其他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新的商品被商人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的分工随即引起各城市间的生产上的新分工，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占比较优势的特殊工业部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生产。商人积聚起来的资本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它以追求价值增值为目的，它向前进的下一步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之间开始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商业竞争。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刺激工场手工业巨大的高涨。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使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目的是追求交换价值，追求剩余价值，这一目的为商品交换、不断开拓交换市场提供了永恒的动力。而市场的开拓，反过来又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无限扩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制度是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和人身等级制度的对立物。在经济政策上反映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灭了封建阶级的特权。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发展，以法令为武器，消灭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和扩大。随着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扩大，不分种族的人们在一个统一的经济地区中生活，形成统一的语言，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心理因素，由这样的人群构成的共同体，就再也不是由血统构成的了，它就成为现代民族。在形成民族的基础上，以民族生活地区为基础，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便产生了，这就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国际社会空前地融合起来。资本主义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传统的国家组织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国际分工的确立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产生了一个囊括全球的国际关系体系。民族国家的形成，标志着古代国际政治社会发育不良的国际关系过渡到现代国际政治社会的发达的国际关系。
（二）国际格局的划分及其不平衡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格局从根本上说是按阶级划分的，而不是按民族国家划分的，因为阶级的划分比按民族国家的划分更深刻。在资本主义国家，随着阶级关系的日益简化，民族国家的阶级性也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使阶级成为国际社会新的更有决定意义的行为单位。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阶级社会之间的冲突，都不是整个民族与整个民族之间的冲突，而往往是在各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在阶级关系日益明朗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明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两国资产阶级间的冲突。当然，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冲突都是由两国资产阶级利益冲突尖锐化所致，有的是由于某国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尖锐化引起的。此外，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一国岌岌可危或者资产阶级政权被推翻时，各国资产阶级会进行暂时的合作，共同扼杀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把世界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特点。垄断产生帝国主义，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导致宗主国与殖民地和附属国在政治上联在一起，组成殖民帝国。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几个殖民帝国把全世界每个地区都包括进去。全世界以殖民帝国的形式首次在政治上联结在一起，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每个殖民帝国都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中心和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外围构成的，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更有意义的是，民族运动此时取得了新的积极的阶级含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被压迫民族革命表面上是要推翻压迫民族的统治，实际上是要推翻压迫民族中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这样，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要打击的目标都是资产阶级，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的力量。
在国际格局受阶级划分的影响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国际格局划分的不平衡性的特点。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存在于所有历史时期。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上表现的强度不同，产生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后果也不同。在资本主义之前国际经济政治就是不平衡地发展，但是这种差距并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后果。因为当时国际关系相对独立、隔绝，国家之间没有大量经常的有机联系，一国内部的经济政治活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很小。虽然各国发展有快有慢，但这并不影响各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步伐生存下去。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扩张的需求，使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大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它们不惜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取本国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的过渡，国际间的不平衡态势愈演愈烈。
（三）马克思的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理论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与资本分离，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甚至经常处于失业的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竞争的关系。而资本主义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所以共产主义作为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实现的可能。否则，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工人阶级必然该反对利用民族偏见实行对外掠夺的政策。无产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要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总斗争胜利的一部分。马克思严厉鞭挞殖民政策，揭露殖民者的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揭穿资产阶级文明的真实面目。“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通过考察波兰问题、爱尔兰问题，阐述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指出，一个国家里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总是联合起来对付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对付所有的无产阶级。所以，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不过当时他强调的是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对于一切被压迫民族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