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社会学是19世纪末自西方传入的学科，试图改变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况是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基本背景。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严复当推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第一人，但是社会学自西方传入中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尚未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直至30年代初，以孙本文、柯象峰、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开始注意从中国社会的社会整体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等角度出发进行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他们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中，较早从唯物史观出发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对于中国早期的应用社会学研究，则主要是以李景汉、陶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社会实地调查研究和部分社会学家的社会问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把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中国社会学派，主要有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其主张从改进农村入手，从而改进整个社会，对推进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事业的贡献功不可没；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较早对“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进行研究探索，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之后；社区学派也是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他们以社区实地研究为基础，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进行理论探索，在社会学中国化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法则，对社会结构的理论与实证马克思主义进行探索。本章不打算对中国社会学派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与讨论，而仅仅从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进行概略的考察。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界定及其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指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的通称。在世界社会学发展的两大传统中，它是与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相对而言的另一大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学说等。20世纪60-80年代，在苏联、东欧各国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带有各国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代表作有苏联的《社会学手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原理》等。在西方各国也有一些学者从他们各自的立场、观点出发，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和评述。英国学者博特莫尔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可看做这方面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历史唯物论，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基本点，对理解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向压迫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挑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因而一开始就与孔德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相对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开放性。我们一方面要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不同，避免全盘照搬西方社会学，实事求是地分析它实际包含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分析它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狭隘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全盘否定西方社会学，要实事求是地利用其中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东西，特别要注重借鉴西方社会学研究社会的方法和技术。只有采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态度看待西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才能在批判吸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基本形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两种不同的形态。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角度，把第一种形态概念称为“革命批判性形态的社会学”，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角度，把第二种形态概念称为“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性形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两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形态主要涉及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又指出它从根本上、总体上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的不合理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创立的主要就是“革命批判性形态的社会学”，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调查工作。
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社会经济形态”、“现实的人”等基本范畴，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揭露资本主义的恶性循环提供了理论武器。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的根源，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恶性循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揭露恶性循环不可避免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并提出了解决这种恶性循环的办法——社会革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在调查研究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和社会的运行机制及其必然灭亡的后果时，充分利用了各种调查材料。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则用长达21个月的实地调查所得的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恶性循环的种种具体情况。恩格斯在该书开头的《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说：“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知识，我愿意在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恩格斯重视实地调查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因为“工人阶级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这说明要真正揭露资本主义的恶性运行，必须抓住最能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灾难的工人阶级的状况。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性形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采取批判的否定的态度，而对社会主义社会则采取维护的、肯定的态度。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成果。郑杭生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角度，把社会学称之为“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这种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是以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以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特别是它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的社会学。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表明，建立这种形态的社会学是可能的。他们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阶级对立的观察和分析，对未来的新社会作了许多预测，并对这两种社会制度在理论上作了对比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既然“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能的，那么反映不断改善这一社会的社会学也是可能的。
从实质上说，维护建设性形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它与革命批判性形态的区别主要在于：革命批判性形态以“破”为主，维护建设性形态以“立”为主，二者不能混淆。当然，立中也有破。这两种形态只是不同而不是对立，二者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论，破是为了立，二者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革命批判性形态为建立社会主义扫清道路，间接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维护建设性形态则直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学。
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本国革命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所致力于建立的社会学。就中国的情况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认识的、历史的、理论的等原因，建立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任务直到1978年以后才被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以来的实际经验教训表明，建立这样的社会学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能够真正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做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如果搞不好，也可以长期处在有障碍的常态运行和发展即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甚至陷入像“**********”时期那样的全面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之中。这说明，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也不会自动到来，而要根据它的条件和机制，根据它的规律性去努力争取。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建设性是辩证统一的。虽然批判性和建设性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但是当马克思主义者以批判的原则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简单的消极否定，其目的是否定压抑人性、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设肯定人性、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建设性的原则面对社会主义社会时，也并不是放弃了批判性原则，而是在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正视各种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以积极态度批判各种消极因素，以有效的对策去克服各种障碍，进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基本形态的理论，我们在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学发展状况时，主要是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对其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因此主要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第一种形态，即批判革命性形态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社会学发展进行研究，则主要是要解决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因此就应该采用第二种形态即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研究模式。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不仅仅指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与革命的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初期传入
早在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从19世纪末起，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于英美传教士在我国创办的《万国公报》月刊4月号上，发表了李提摩太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马克思在我国的较早译名。维新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在《新民丛报》18号上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也提到，“今天德国有最占势力的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这里的麦喀士即是马克思，尼志埃即尼采。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陌生了。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非常零碎的，不成体系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十月革命以前，陈独秀等人进行的反对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早期新文化运动，解放了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在客观上准备了思想条件。陈独秀1915年于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种形态即革命批判形态对现存旧制度采取了无情批判与否定的态度，以彻底打碎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新制度为最终目的。这种形态的社会学与孔德系西方社会学对旧制度修修补补的改良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批判形态的社会学的广泛传入与传播，激起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的不满与恐慌。曾经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并建立功勋的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中他讲到他为什么主张“少谈些主义”。“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最后我说，主义的最大危险是能使人心满意足的，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在他看来，“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因此，他提出“请你们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的所谓“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貌似关心中国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实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反对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让人们只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以达到一点一滴的改良。显然，如果不对胡适的上述文章及其论点加以批驳，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难以在中国生根开花，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为此，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观点加以批驳。他认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离的。实际的问题固然应当研究并加以解决，然而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一个伟大的运动。只有通过这种运动，使社会问题的解决变成多数人的共同活动，实际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而要造就一个多数人支持的伟大的运动，就必须宣传理想的主义，并使之变成一个多数人共同趋向的理想。
马克思主义经过李大钊等人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起到了播种、催芽的作用。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代表人物的艰辛探索
（一）李大钊把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学研究法则的思想
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对社会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等人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注意对孔德系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学的雏形。
李大钊在1920年前后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史观》等文章中，首次提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研究的法则的思想。他说，“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出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世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因此，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根本法则。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李大钊是在与历史学的比照中得出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亦是社会；社会学的起源，实亦起于历史上理论的考察，是由欲于历史导出理法的动机自然发生出来的东西”。社会学和历史学是有共同点的。然而二者亦有不同。“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的理论的研究，以导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学既有共同点，又相互区别，所以“可把历史与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
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的起源及其变化发展的原因，亦是李大钊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不过，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前后变化比较大，反映了他在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其思想从不太成熟至逐步成熟的过程，最初李大钊是以人类的“社会本能”来解释社会的起源的。他说：“有几种社会本能，确是社会生活存续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本能，社会生活，无论如何，不能存续。”后来，他的思想起了变化，认为人类的生存是社会之所以形成的条件。社会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社会变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受地理决定论的影响，详细分析了东西方地理条件的差异及对东西方文明在生产上、家族上、物质生活上、思想上、宗教上、政治上等各方面的影响。不过后来，他的思想发生变化后，认识到地理条件等非经济因素固然对社会现象与人类社会的进程有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小。他主张并一再强调经济因素是社会变迁的最根本原因：“唯物史观的要领，在于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现象是最重要的。”“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
（二）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探索
瞿秋白的有关社会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书中。在《现代社会学》中，瞿秋白对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学是自孔德开始的。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及内容已经非常复杂，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体系完整的科学”从根本上来研究社会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学不是别的，“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并研究社会形式的变迁，各种社会现象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瞿秋白关于社会学对象的思想是贯穿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同时又受到社会学初始人孔德有关“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思想的影响的。
瞿秋白还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有规律的，不论人们承认与否，这种规律都客观存在。他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他看来，发现各种现象的规律性是科学的第一天职。但在承认规律存在的前提下，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目的论”认为一切规律都是有目的的，这种观点恰好与规律相违背，因为目的是人按照规律确定的，而不是相反。“原因论”的方法在研究时，不问为着什么，只问为什么，寻求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是研究各种现象的科学方法。瞿秋白对“目的论”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仅以因果关系的探求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三）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1930年起先后在上海政法学院、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教，讲授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李达在社会学方面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中。《现代社会学》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系统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原理的著作。
关于社会的本质，在李达看来，“社会非由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之完全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人类为生计，要取得生活资料，便加入社会的生产，共同生产生活资料，则在此生产过程中，必须通过共同劳动或相互工作，而发生种种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加入这种生产关系中的一切个人便构成一个社会。对此李达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的历程，即物质的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指出，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由此他概括了唯物史观的社会本质。以社会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其使命“在于发见社会组织之核心，探求社会进化之方向，明示社会改造之方针而已”。以为社会学在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组织及变化，而推求其真理，促进社会之改良。苟谈及社会之改造，便含有破坏性质，逸出科学范围，即不能称之为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社会所得之真理，可以促进社会之改良，亦可以促进社会之改造。为了论证社会学的使命，他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作了明确界定。他认为科学有说明学与规范学之分。前者根据一假设的原理说明诸现象的因果关系；后者研究人类行为的标准，指示其理想之所在。在论述作为社会学性质之一的规范学特征时，李达实际上提出了该学科的一个重要功能，即预测功能。在“社会之将来”一章中，他对社会学的预测功能作了进一步阐述。李达认为，“凡科学皆有前知性。前知性云者，即就吾人研究科学所得之知识，发见支配科学现象之理法，推知其推移进化之趋势，暗示其变革之规范与方法之谓也”。不仅自然科学具有预测功能，社会科学亦有预测功能。李达根据社会学的预测功能，并综合其他社会学家的看法，指出“社会必由强制乱暴不正义之状态进至自由平等博爱之状态……唯此种自由平等博爱之未来社会状态，非经济进于最高阶段不能实现，故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之社会实即共产社会也。社会进化之极致必达于共产社会。”
上述社会学的使命与任务是孔德系资产阶级社会学所不能实现的，因此应当对之加以清理与改造。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学派别一是生物学社会学，一是心理学社会学。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对这两派社会学分别进行了清理。李达从唯物史观出发而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其贡献之大，在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界，无有超出其上者，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