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自从新闻学萌生后，在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术界关于“新闻是否有学”的争论不绝于耳。进入20世纪，随着各个大学新闻系的广泛设立，新闻无学论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们认为，新闻学从广义上来讲，指的就是新闻科学，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和新闻思想发展的历史。诸如中外新闻事业通史和断代史、报刊史、通讯社史、广播电视史、新闻界著名人物传、新闻学术史、新闻教育史等等都属于此。二是理论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学的原理。诸如新闻学一般原理、新闻思想研究等等都归于此。三是应用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业务活动的原理与技巧，诸如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新闻摄影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等等都涵盖于此。相应地，作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也应该包括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历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新闻业务研究。这样，本章所考察的对象，就可以确定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学的中国化及其相关问题。
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情况，我国学术界现在一般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这一术语来概括，表明了当今中国新闻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不过，也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这一表述，认为“江****新闻思想是以江****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闻工作领域的体现、延伸和展开，也是对******、******新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情况，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这一术语来表述。首先，因为这样的表述符合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不外乎两个途径：第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认识新闻学问题；第二，中国的学者和政治家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新闻思想予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比列宁、斯大林的新闻思想传入较迟，因此一直到1958年，我国新闻学界才开始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到1979年底，才开始对他们的新闻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列宁的党报学说传入始于20年代，在1978年才开始得到比较系统的研究。而我国新闻学界对斯大林新闻思想进行研究则已经到了1983年。可见，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萌生和发展，主要是经过第一个途径。不过，无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经过哪个途径产生、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情况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都是十分恰当、合适的。
其次，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这一术语也是现实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世纪之初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极为严峻的巨大挑战。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开拓，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步伐更加坚定、有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只有认真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优秀成果，才能顺应世界的变化，立足新的实践，建设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是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著作有：《******新闻理论研究》、《列宁与新闻事业》、《马克思主义新闻史稿》、《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等。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最具代表性。《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虽是一本“应教学急需而编写的教科书”，但却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梳理。这部书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位革命导师和******、******、江****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顺序，依次分析了他们新闻著作的写作背景、主要观点及其各自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该书的特色在于专门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哲学基础，便于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等导师们新闻思想的来源、形成和新闻观点所依托的理论基点有系统的了解。同时，这些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不同时代主要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新闻思想和宣传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该书不同于一些对领导人讲话或文章进行的“学习”和宣传，而是把革命导师和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闻、宣传思想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体系来研究。由于作者注重从时代背景和个人生活经历、性格特征等方面来考察每位革命导师或领导人的新闻和宣传思想，对经典的外文版进行了新译释和解读，因而分析和评价更符合实际、更准确。
另外，涉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的重要著作还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和《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等。
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性论文不少，但有学术深度的不多。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术范式试探》。这篇文章利用了“学术范式”这一概念，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的关系，比较新颖。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十月革命后的传入影响了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鉴于对马克思主义接受的程度不同，作者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范式与欧美范式的渐进关系描述为：欧美范式——萨空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张友渔（国统区以****文人面目出现的****党员）——恽逸群（有国统区民营报纸工作经验的解放区新闻工作负责人）——陆定一、胡乔木（解放区新闻宣传工作领导人）。由于各种范式的学术积淀和功用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也不一样。但是，作者认为新闻学术应该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这个认识，既是对历史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又是对新闻学学术研究规律的大胆探索，很有启发意义。
第二，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几个特点：
1.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些研究多集中于革命导师和主要领导人的新闻、宣传思想。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只是对这些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进行了简单概述，忽略了他们新闻思想与其整体思想体系关系的探讨，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新闻思想与同时代及身边新闻学学者思想的关系。
2.从研究角度来看，已有的研究多侧重于按政治史的思维顺序来进行线索勾勒，没有能够立足于新闻学视角，用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来分析、研究问题。所以，这些研究，宣传的意味过浓，学术性有待加强。
3.这些研究虽然对于中国领导人的新闻思想进行了充分的个案研究，但是没有对他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背景仔细挖掘，更没有将这些思想的变化放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很多研究只是依据文本分析，推理演绎多，历史分析少，缺乏应有的历史感，很难回到相应的真实历史情境中。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关系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要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这一课题，首先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只有掌握了这些基本原理，才能更深入地探讨它们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新闻学领域中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反映在新闻学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重视人们进行精神交往，重视思想自由，捍卫新闻信息传授的自由权利。马克思、恩格斯从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规律出发，提出新闻传播的本源是物质性的东西，是事实。同时，他们重视新闻传媒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对立统一法则。这一法则应用于新闻活动中，就要求新闻传播要坚持发展变化的眼光，全面地观察事物，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关系，具体地分析，实事求是地反映和指导实际工作。当然，这些基本原理是由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和领导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并不是某个人一己完成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是一个实在的历史过程。从时间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建国前、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三个阶段。其间，有过曲折，但最终逐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目前，我国正在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这一伟大进程。
我们将以新闻学的视角，从新闻本体和新闻事业两方面来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并尽可能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深入地理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的关系。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作为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学科，其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基点。它成长、完善得如此迅速和这些理论基点密不可分。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学基本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时代，以英国为首的世界市场体系日渐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不再局限于相对闭塞落后的普鲁士，而是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形成了超越特定国家或特定民族的“世界”眼光。正是这种眼光，使他们构建的理论体系大气磅礴，他们阐发的新闻思想可谓高屋建瓴。
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极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杰出的才华。有人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思：“马克思博士——他可以说是我所崇拜的偶像——还是个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二十四岁左右）。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机智。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末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实际上，这个评价用在恩格斯身上也并不过分。
当然，仅仅有较高天分还不足以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学科奠基人的历史地位。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非常勤奋刻苦的。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了那个时代人类最杰出的智慧成果——空想社会主义、法国启蒙思想和德国的古典哲学。在仔细甄别精粗真伪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其中的精华和营养，并予以创新和发展，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庞大体系。从此，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被确定下来。
除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方面的成就如此卓著，还与他们长期的新闻实践分不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一生都在与新闻工作打交道。恩格斯年仅17岁时已经开始向报刊投稿了。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莱茵报》的创办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努力下，《莱茵报》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成为德国和欧洲十分有影响力的报纸。马克思一生参与的报刊还有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等等。恩格斯则是《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编辑，是《德意志电讯》、《知识界晨报》等报刊的撰稿人，是《莱茵报》、《北极星报》的通讯员，是《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雅典娜神殿》等报刊的记者，是《派尔——麦尔新闻》、《军事总汇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是各国社会主义报刊和党报的指导者。在这些新闻工作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熟悉了新闻行业的运作惯例和规律，为他们的新闻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新闻起源观
新闻从何而来，如何产生，这是新闻学的一个基础问题。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坚定信仰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因此，信息或新闻的产生、传播、交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就绝不是凭空的、无条件的，而是依附于人类最根本的活动——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实践。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新闻（或信息）传播才可能逐渐独立出来。
就具体的新闻（而非新闻产业）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事实的变动对新闻能否产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新闻事实的多少，直接影响新闻的多少，即所谓新闻有淡季和旺季之分。1842年，恩格斯向《莱茵报》的编辑报告：由于大学放假，“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报道的。上帝可以作证，现在，正如这里的人们所说的，已经进入了通讯员的淡季。什么新闻也没有，确实没有。”马克思在1859年也因类似原因向他供职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解释：“你们当然知道德国有句谚语：‘如果周围空无一物，皇帝也失去自己的权力。’既然连皇帝这样的大人物都受这条空无一物的规律的支配，本报通讯员当然更无法逃避这条规律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那迫使我好几个星期停止从‘精神之都’、从这个即使不是世界力量的中心至少也是‘世界精神’的中心寄发通讯的极重要的原因。”这样的论述，谈的都是关于新闻起源的问题。
新闻业产生后，如何发展，动力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自己的“交往”观念时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世界，（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货币制度）、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交往”超越局部、走向世界的关键因素。同时，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交往观念，是和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等概念联系起来的。例如，在《资本论》第二卷有一段话：“交往工业，它或是真正的客货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这里的“交往工业”一词明显含有两方面内涵，即物质运输和精神传递。因此，作为“交往”一部分的精神交往即信息传递（包括新闻业发展），也是依赖于商品经济和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十分精辟。众所周知，欧美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产生最早，发展最快，而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产业恰恰也是在欧美产生最早，发展最为迅猛。
当然，新闻业或媒介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也就是说，媒介不仅有赖于社会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而发展，反过来，媒介自身获得相应发展后，就会对社会生产和世界市场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电报的巨大作用。例如，他们曾有过“电讯立即闪电般地传遍整个大不列颠”、“各种电报像雪片一般飞来”等等描写。在1855年，马克思更是明确指出：“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足见他们对电报作用的异常重视。
马克思还提到：“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媒介的实质是知识的力量，是人类智慧发展的结果。这种论述已经明显含有现代新闻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等思想的影子。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洞察到了未来信息社会的某些特征，而这也正是他们的新闻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二）新闻与政治宣传的关系
新闻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也有所思考。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一章书中，他们从“世界交往”的角度来论述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交往”概念含有新闻发展的意蕴，所以，这段论述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他们对于新闻和政治宣传统一性的肯定，即新闻承担起政治宣传的任务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新闻媒体主要是指报刊，所以他们的论述多集中在报刊上）。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在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交织中考察某个具体报刊的党派倾向。从政治角度分析报刊的活动和报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新闻与政治宣传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因为报刊虽然总受其背后的阶级利益影响，但是阶级利益与报刊的自身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等）并不总是完全切合。这样，报刊就很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刊发一些符合市场需求，但又代表其他阶级、阶层声音的内容。作为社会化媒介的报刊与“人民”、与“无产阶级”便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
（三）舆论监督观
作为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本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特别重视和强调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从学理上看，新闻的监督职责是新闻出版自由政策的必然结果，但是当权者却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否认。恩格斯曾经说：“自从获得出版自由时起，官员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举世周知的事情”，表明他是坚持媒体的监督权利的。马克思则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普鲁士政府重建书报检查制度的企图：“唯一有效的监督——报纸将变成为无效的东西。”他认为报刊的基本职责就应当是“陈述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见解，都从学理的视角论证了新闻的舆论监督权利和职责，十分透彻。
在具体考察媒体的监督活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以新闻出版自由政策为参照，坚持把自由报道、讨论问题（包括监督当权者）看成是在民主国家推动社会发展和完善的一种机制。马克思说：“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在法律的不协调，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有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可见，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报刊在履行监督职责时，会受到报刊的阶级和党派属性以及自身利益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媒体应该具有这样的职责。这一点在他们对当权者（如普鲁士政府）书报检查令的批评上已经体现得很明显。
（四）新闻自由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处于实行（如英国）或争取实行（如德国）自由主义新闻出版政策的阶段。因而，“论证新闻出版政策，推进自由主义新闻出版政策的实现，是与他们整体上促进世界交往的进程、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相辅相成的另一个侧面。”针对德国书报检查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恩格斯把这种政策称为“用外部的极不相称的标准丑化我的精神创造物的警察刽子手”。对于英法等国的知识税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揭露其阻碍新闻自由本质（“物质方面的检查”）；另一方面极力支持废除知识税的正义斗争。
为了从根本上维护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约翰·弥尔顿（著有《论出版自由》）的新闻出版自由理念，并深入分析了新闻自由的问题。首先，他们认为新闻自由观念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则在观念和社会领域的反映或折射，而不是天赋的。其次，他们在比较中确定了现代出版自由的基本内涵，驳斥了自由“无限制”、“无条件”的论调。再次，他们把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监督职责和法律联系起来，并认为没有出版自由便没有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不仅对于新闻业的发展，而且对于人类解放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二、列宁关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列宁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代表，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发展史上更是居功至伟。他在其3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从未与革命的新闻事业完全分开过。早年，他领导社会民主工党骨干分子于1900年在德国莱比锡创办了《火星报》，为重建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火星报》领导权后，列宁又积极创办了《前进报》以“捍卫党性”。他还认真总结了《真理报》的工作，批评了庸俗的《自由》杂志，悉心指导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更加重视报刊的宣传鼓动和舆论监督作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思想的文字，散见于《为〈工人报〉写的文章：我们的纲领》、《统计学和社会学》、《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关于出版自由〉》、《〈苏维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和《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等等。这些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通过党报建党的思想
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名存实亡的现实，列宁为了保证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提出创办全党的机关报，在思想统一基础上重建党的主张。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他指出：“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我们的实际行动口号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学习，宣传，组织，而能够并应当成为这些活动的中心的，只有党的机关报。”为了阐明党报的马克思主义办报方针，列宁特意于1900年起草了两稿《〈火星报〉编辑部声明》：“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为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列宁反对党内同志式的讨论。他指出：“那么机关刊物就必须反映出一切不同的观点，一切地区的特点，一切多种多样的实际做法。”这个见解，确实很深刻。此外，列宁还看到了党报的联系、宣传鼓动作用，提出了适合当时俄国国情的“灌输理论”，对于俄国革命党的建立和健康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关于党报的性质问题
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重建后暴露了派别意识、小组习气等弊病，列宁因此特别强调了党报的党性问题。他认为衡量党性的标准，就是看对党的纲领、策略规定和组织经验遵循的如何。具体而言，应在观念上，把党报视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在组织上，党报与其他写作事业和著作家个人，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在实际作用上，党的中央机关报应当成为全党思想上的中心；必须进行反“左”反“右”两方面的斗争。
（三）论党内“行动一致，批评自由”的原则
列宁虽然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但却不是机械死板地执行。他总是考虑得更为全面。“行动一致，批评自由”，就是列宁对党的组织原则的一个补充。为了保证少数人的观点可以交流但又不影响大局，列宁主张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意见可以流通的权利。同时，他又写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首先概括出“行动一致，批评自由”的原则：“应该努力做到对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最广泛的讨论，应该要求全体党员以十分自觉的、批评的态度对待这些决定。……但是，在统一的党内的这种思想斗争，不应该分裂组织，不应该破坏无产阶级行动的一致。这在我党的实践上还是一个新的原则，因此，要正确地加以贯彻还要做很多工作。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除了行动一致之外，还必须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谴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只有这样进行讨论，通过决议，提出异议，才能形成我们党的真正公众舆论。……在还没有号召采取行动的时候，可以对决议及其根据和各条规定进行最广泛的、自由的讨论和评价。”十月革命后，这一原则对于党内讨论问题传统的形成，影响巨大，而且主张党公开出版争论专刊，更是列宁“批判自由”原则在实际行动中的落实。这些在实践中都促进了党的光辉形象的树立和党组织的健康发展。
（四）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
列宁十分向往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政治自由。他在十月革命前，就曾多次赞扬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十月革命后，鉴于西方媒体对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恶意造谣，列宁曾严厉地批评过西方出版自由政策。但实际上，他并不反对出版自由，甚至提出的出版自由比西方的更彻底——摆脱资本的控制和限制。他设想让苏维埃国家垄断全国的报纸，并把所有的印刷所和纸张公平地分配。在这个设想中，保障人民的实际自由是其重点。他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列宁就把他的出版自由理论付诸实践。苏维埃政府没收了一切反政府的报纸，颁布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按各社会主义政党所得到的支持率的比例分配印刷所和纸张。
当然，列宁的这些关于出版自由的设想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了（比如消灭商品经济就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再加上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条件的限制，使它们并没有变成现实。但是这些设想，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十分具有启示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进程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
（一）建国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马克思学说传入虽然较早，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却迟迟未被引入。20世纪20年代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学说主要是指列宁的党报学说。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是共产国际所属的一个组织，所以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党报思想学说对中国共产党影响较大。
瞿秋白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同时又是党的革命新闻事业的伟大先驱。他曾经先后创办、主编和领导过《新社会》、《人道》、《新青年》、《前锋》、《向导》、《热血日报》、《布尔什维克》和《红色中华》等10余种革命报刊。1920年秋到1922年底，他受聘为《晨报》驻俄特派记者。这样丰富的新闻实践经历，使他既能够深刻领会列宁党报思想学说的精华，又能够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充分展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一些思考。这样一来，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发展的贡献就不难理解了。例如他主张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报刊，党的报刊应该做党的“喉舌”和“代言人”，党的机关报刊应该充分发挥评论和社论的作用，做革命前进的号角；党的报刊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办报，努力为群众服务。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上，瞿秋白还总结了一些新闻采访经验：采访应该坚持通过耳闻目睹来掌握第一手资料，注重调查研究，报道忠实于事实，忠实于真理；报道讲究时效性，包括报道的及时性和适时性；坚持客观具体报道，但反对“纯客观主义”，胸怀崇高的使命，勤奋工作，刻苦钻研，有着较强的事业心和使命感。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还有另一条途径，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观察新闻现象，进行理论探索。李大钊是杰出代表之一。作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不仅活跃于政界，而且是新闻界的一名杰出工作者。李大钊从1913年开始报刊宣传活动，到1927年被捕遇害的14年间，他先后主编参与的报刊近20种。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中，李大钊逐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评判新闻媒体的活动，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他认为报纸应该“持真理以发言立义之气”，主张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提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和“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等观点，在业界很有影响。同时，他还大胆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罪行。他说：“而我们看中国遍地尽是外国通讯社的宣传机关，如东方、路透、中美等，挟资本雄厚的优势，在内地时时操纵新闻，传播于己有利之消息，暴露华人之弱点，以图引起国际公管；表彰外人在内地之言论及其事业，以坚华人对西人之崇拜。有时造谣惑众，如此次硬诬中山先生逝世，图乱广州时局。”这些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闻学领域的运用。李大钊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家，在事实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起到奠基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出现第一次高潮。这次高潮是随着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的改版和党对新闻工作的整顿与改革而出现的。经过党中央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努力，我国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具体表现为：确定了党报是党的喉舌而不同于其他普通报纸的理念，树立了全党办报的思想；指明了党报应该具有理论与实践结合、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和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四大特征；理顺了党报和群众、实际的关系。同时，理论界还就新闻的定义、采访路线、新闻写作要求、方法，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与修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达到了较为广泛的一致。经过这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高潮，资产阶级新闻思想被逐渐清除，全党办报的路线得以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开始初步形成。这一理论在从抗日战争到争取全国解放时期，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战争时期的优良新闻工作传统得以继续发扬。同时，配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新闻事业开始被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形成了以党报为主的格局，逐渐向苏联的新闻体制靠拢。这样，学习社会主义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就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随着大批苏联相关著作的翻译出版，我国新闻理论界逐渐吸收了苏联新闻学的许多成果。这些理论应用到新闻实践中，对于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56年，****中央决定进行新闻工作改革，强调新闻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考虑读者的需要。《人民日报》的改版全面体现了这一思路。通过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等措施，《人民日报》带动了全国报纸、通讯社、电台等新闻事业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开辟了道路。但也由于忽视国情，盲目照搬，因而出现了新闻机构单一化、新闻宣传公式化，教条主义、党八股等不良趋势，严重阻碍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1957年，反****运动开始，全国绝大多数新闻媒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助长了反右扩大化。接下来宣传“******”运动的过程中，全国的媒体又再次扮演了“假大空”的不光彩角色。1966年到1976年的“**********”中，中国新闻界更是为这场民族的大劫难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一度堕落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在这近二十年间里，理论界的正常学术研究完全被打断，一些来自西方新闻学界的观点如新闻的价值，新闻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读者的需要等观点均被冠之以“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帽子，相关研究人员甚至被批成“****”。广大新闻工作者一时间噤若寒蝉，而“阶级****工具论”、“事实为政治服务”等理论疯狂肆虐，严重阻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正常成长。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一扫笼罩在我国新闻学界的阴霾，为理论探索创造了宽松、正常的大环境。在不断推进新闻实践的过程中，广大新闻理论工作者大胆借鉴西方新闻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的学科知识，打破了阶级斗争“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为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正了名。所有这些努力，活跃了我国新闻理论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在新时期的健康发展。
90年代以后，中国新闻传播的境遇发生了巨大变化，传播技术不断更新，新的传播介质不断涌现。这就使新闻工作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强烈。新的新闻实践和社会形势呼吁新闻学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1989年以来，江****先后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等等多篇指导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这些专题讲话和2001年“七一”讲话、2002年“5·31”讲话以及******报告，共同构成了江****新闻思想的理论体系。江****新闻思想包括：坚持正确的舆论观；坚持党性原则第一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新闻真实性；坚持新闻自由和宣传纪律相结合；建设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新闻事业要改革创新；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等内容。这些观点新颖、深刻，是对******、******新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新闻学领域中的体现、延伸或展开，是指导新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正确理论，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2003年3月，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著名的“三贴近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把它作为我国新时期新闻工作的长期方向。“三贴近论”同“喉舌论”、“导向论”一起构成了我国现阶段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观的三大理论支柱，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的新境界，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这一伟大进程的又一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