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陈公博寓居香港期间，曾根据他在1925年至1936年的经历，写成《苦笑录》一书。为何取这么个苦涩而尴尬的书名？陈公博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政治的内幕，太复杂而且太变幻莫测了，往往使得身当其事的人们，也难得知道它变幻的来由，也难得知道它演化的结果。”“只有像大风雨里的孤舟，听着它漂流，听着它簸荡，有时连生命也要听天由命让其浮沉。在当时遇到此种事情时，固然使你哭不得，笑不得，只有苦笑一下。即使在今日我把这段经历记载下来，虽然事情已隔了许多年，但还是感觉哭不得，笑不得，也只好苦笑一下。”
陈公博曾经在他的《少年时代的回忆》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活：“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以我为首组织十人团，其目的是制造新贵人，即抓着机会便要往上爬。”他抱着这种思想，先投机到共产党，再投机到国民党，最后投机到日本侵略者的营垒中。他苦笑，投机一生，却落得个如此身败名裂的下场！他苦笑，笑出了难言之隐，他何曾料到自己会死于同路人蒋介石之手呢！
石美瑜和苏健生走后，陈公博首先想到的是最高法院批复的“所谓证据纯系捏造”一句话，他决定分别给顾祝同和宋子文写信，究竟是不是捏造了。他坐在床上，用膝盖当桌子，展开一张十六开白纸，刚写了“墨三兄大鉴”，觉得顾祝同的影响没有宋子文大，自己在南京与他的交往也不及与宋子文频繁，就把写下的这五个字裁掉了。但是，当他写了“子文兄大鉴”之后，又觉得自己天真可笑，怀着不可名状的心情，在纸上写了五个鸡蛋大的字：“羊求狼开恩”，又摇头苦笑着，然后把它搓成一团，丢进马桶里。最后他决定写首诗留给家属，再由家属抄送给有关亲友。他整整花了四个小时，写了一首五言长诗。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少小从军行，单骑渡韶水。
亡命走山泽，校字隐鲛市。
恃此肝胆烈，愿为朋友死。
只求心所安，不计身之毁。
友谊泰山重，性命鸿毛比，
兆民欣有托，寸心喜无愧。
犹有忧不去，烽烟倏四起，
独有意难平，祸乱尚未已。
陈公博在诗中不仅为自己歌功颂德，而且还流露出对国内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强大的担忧，表示他至死也不忘“反共”。
接着一连三天陈公博失眠，他要求监狱给点安眠药，但未获得批准，只好在精神的极度折磨中等待着东方发白。黎明，在陈公博的生活里已失去了新生的含义，而成了阴阳交界的鬼门关，也许就在这一天，他就会走向另一个世界。
6月3日早饭后，苏健生不知是很欣赏陈公博那手遒劲的行书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把陈公博叫到他的办公室，手指桌子上的宣纸和笔墨，要陈公博为他写副对联。
“我愿意献丑，不知苏先生写什么内容？”陈公博说。
“写副处世为人的吧！”苏健生说，“内容由陈先生定。”
陈公博略加思索，说：“那就写‘大海有真能容是怀；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怎么样？”
“很好。”苏健生点点头。
当陈公博只差三个字未写时，突然发现有四个武装法警站在旁边。他知道，平时监狱中是不会有法警进入的，于是惊问道：“是不是来提我去执行死刑了？”四个法警不置可否地笑笑。
因此，这副对联的最后三个字的笔画有点打颤。陈公博强作镇静，对苏健生说：“这是一副在特殊情况下书写的对联，因为我是个臭名昭著的人，一个马上走向死亡的人，恕我不署名了。”
“署上，请陈先生署上你的大名。”苏健生说，“正因为如此，这副对联有着特殊意义，值得珍藏。”
“这实在使我感动！好，我署名。”陈公博又拿起笔，在对联的右上方写上“苏健生先生雅正”，在对联的左下方写上“陈公博敬书”。他放下笔，对苏健生说：“可惜没能盖上我的印鉴和闲章，很遗憾。”他顿了一会，“请典狱长先生给我半个小时回房间收拾一下，再请你批准我与在二楼的陈璧君先生、褚民谊先生见一面。”
“可以。”苏健生满足他的要求。
陈公博由两个法警押着回到囚房后，脱下身上的灰色长衫，换上干净的浅褐色东方呢长衫，又把皮鞋擦得锃亮，然后刮了胡须和梳理了头发，想给人留下整洁而从容不迫的形象。他一扫平日对这问囚房的憎恨和厌恶情绪，把它当成光怪陆离的人生缩影，慢慢转动着身子，用恋恋不舍的目光将囚房扫视一遍。他站在床铺前踌躇了一会，把自己吸了近十年的一只烟斗塞进裤口袋里，双手捧着一把自己用了五年的陶瓷小茶壶，离开伴随他渡过2个月又7天的囚房，缓步走下二楼，在204号囚房与陈璧君见面。
陈璧君正戴着老花镜在阅读报纸，一眼见到陈公博，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君姐！请恕我先走一步，甚望你多加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九泉了！”陈公博将茶壶递过去，“身居囚室，身边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君姐作个纪念吧！”
茶壶内壁已黑如锅底，没有茶叶时，冲半壶开水进去，也能浸出幽香。
陈璧君双手接过茶壶，失声痛哭，啜泣着说：“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都死在老蒋手里，死不瞑目啊！”
“君姐！这一切只有用我在《苦笑录》的《自序》中一句话来解释：‘只有像大风雨里的孤舟，听着它漂流，听着它簸荡，有时连生命也要听天由命让其浮沉。’这么一想，似乎一切都明白了。”陈公博还是苦笑着，“请君姐别过于悲伤！当局判你终身监禁，你的日子还长着呢，一定要多保重！好，我随汪先生去了！”他对她深深一鞠躬，然后走出门去，对站在门口的两个法警说：“请押送我去215号房间与褚民谊先生告别。”
褚民谊接过那只烟斗，痛哭流涕，与陈公博拥抱在一起。
陈公博说：“我先走了，保重保重。”
“4月22日，当局已判我死刑，我的日子也不多了。九泉见，九泉见！”褚民谊紧紧握着陈公博的手。
“重行兄的情况与我不一样，只要声请复判状的理由充分，当局会改判的。”陈公博说，“放风时，请代我向关押在这里的诸位先生致意，恕我不一一与他们告别了。”
“一定，一定。”褚民谊说得呜呜咽咽。
在监狱的监刑室，监刑检察官钟长鸣先向陈公博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之后，对他说：“已经接到法院命令，今天就对你执行处决，你还有什么遗言？”
“我要写两封信，一封是给家眷，一封留给蒋先生。”陈公博说。
“同意你的要求，不过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钟长鸣拿来纸笔墨，让他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写遗书。
陈公博在给李励庄的遗书中写道：“随信附上一首五言诗，请抄送给你认为该给的亲友。”“万望教育子女认真阅读《苦笑录》前的《自序》，让他们好好作学问，千万别从政，政治太可怕了。”
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虽然死，但我决不对先生有什么怨词。先生置我于死，自然有许多理由，或者因为我以前随汪先生反对过先生，或者因为我参加‘南京政府’，或者因为国际关系，或者因为国内政治的关系，甚至或者因为恐怕我将来对于国内的统一是一个障碍。凡此理由，先生都可以让我去死。而以上几种理由，我都愿意接受。”“悬悬放不下心的还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国民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我将死，不得不尽量和先生说，或者将死人之言可以使先生动听，也未可知。”
这封信写到一半时已近中午，陈公博对钟长鸣叹息道：“唉！当局自有成竹在胸，一个将死之人，说了也未必有用，不如不写了！快到中午，我不能耽误你们的用膳时间。”他又提笔在信上写道：“没时间了，信未完，言未尽。先生是个聪明绝顶之人，我的未尽之言想必能够明白。”
就因为陈公博信中有“没时间了”四个字，蒋介石很窝火，下令革了钟长鸣的职。
眼下，监狱送来一瓶老白干、一盘炒肉片和四个馒头，要陈公博进最后的午餐。
“不必了，不必了！”陈公博摇摇手，“我急于要去了！”他与钟长鸣和在场的法官和法警一一握手告别。
刑场就设在监狱内。刑场四周布满了手持驳壳枪的法警，陈公博缓步进入刑场，脸色惨白地对左右和身后的执行法警说：“朋友！请多帮忙，为我作得干净些。”他说罢刚走了三步，身后的那个法警乘他不在意时，就对准他的背部开了一枪。
陈公博俯倒在地，经过两分钟的抽搐，气绝身亡。
四“老蒋”卖个人情
1946年9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毛人凤来到重庆嘉陵江畔的白公馆，也就是周佛海待了半年的新的幽禁地二楼206号房间通知周佛海，要他收拾行李去南京接受审判。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周佛海故作镇静，“我有思想准备，毛先生！”
戴笠一死，周佛海就预料到会有今天。一年前，当他从报纸上得知戴笠的死讯时，感到失去了一位最能够为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得起话的真诚朋友，失去了唯一可靠的保护伞而失声痛哭。他对从上海前来照顾他生活的妻子杨淑慧说：“雨农死了，我也完了！”然后挥泪写了一首题为《羁渝感事》的七言诗。他在诗的前半首写道：巫峡云垂雾气横，闭门独坐倍伤情。惊心旧友成新鬼，彻耳呼声变怨声。
他想到自己必死无疑，就装出一副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又在《怀公博思平二首》的第一首上阙写道：
水流花谢太匆匆，往事如烟梦亦空。
地下相逢应共笑，成仁毕竟是成功。
“是不是现在就去南京？毛先生！”周佛海表情平静，心胸里诚惶诚恐。
“别那么急，明天吧！”毛人凤说，“与你一道从上海来重庆的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四位也与你一道去南京，等会我去通知他们。噢！家眷是否还住在这里？”
“在，在。”周佛海手往里面的卧室一指。“她还住在这里。内人是否可以与我同去南京，她然后回上海？”
“可以。”毛人凤点点头，“大家乘坐飞机去，我也同去。”
毛人凤刚走出门去，杨淑慧泪流满面地从卧室里走出来。她心中涌动着生离死别的悲怆，掏出手帕边抹眼泪边说：“这恐怕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天了，佛海！”
“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周佛海也两眼噙着泪水，“上个月，我读了《文汇报》上海版上的那篇文章之后我想，即使戴先生不死，恐怕他也救不了我！”
这篇署名文章的题目是：《如果不处死大汉奸周佛海，我就为沦陷区同胞大哭一场》。文章说：“惩办汉奸，是大众的迫切要求。当局虽然也如此高喊，但实际上这工作却做得如此缓慢，实在令人失望。试问对罪大恶极的周佛海，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发落，还把他保护在重庆白公馆，由其妻陪伴着过着优厚的生活？像他这样的人，难道罪证不确凿？别的不说，只要看看他发行的那一张张中储券，给沦陷人民带来的重重灾难，就可以定他一百个死罪！即使他在抗战胜利以前，这样那样的向重庆输过诚；即使日本投降后，他尽力维持过上海一带的治安，但也只能减去一百死罪中的一个。”“由于中储券的泛滥，沦陷区冻毙饿毙者累累。周佛海，你这魔鬼！几万万人要夜寝你的皮，日食你的肉，方可解心头恨！”“政府对周佛海，今日不提，明日不审，延宕再延宕，究竟安的什么心肠？如果政府认为他是好人而不明正典刑，那么中国根本无汉奸，中国根本无叛逆。若如此，我只好为沦陷区的同胞痛哭一场！”
“舆论压力太大，蒋先生也很为难啊！”周佛海的泪水在眼眶里噙不住，扑簌簌掉下来。
“依我看，如果蒋先生真心袒护你，再大的舆论他也不怕。”杨淑慧说，“他反共，舆论那么大，包括孙夫人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元老，赞成共产党主张的知名人士都反对，几乎是群起而攻之，他害怕了么！他还不是仍然稳稳当当的当总裁，当委员长，当国家主席么！”
“我毕竟不是他的心腹啊！”周佛海还有点自知之明。
杨淑慧说：“既然如此，那就把你跟随汪先生到南京之后，通过戴先生与蒋先生的秘密往来说出来，如果他在关键问题上装聋作哑的话。”
“蒋先生写给我的那些信件，你不是都交给戴先生了吗？”周佛海感到茫然。
“原件是交了，但我还留有一手。”杨淑慧说，“我都拍成照片，转移在上海表姐姬玉兰家里。”
周佛海沉思一会说：“我想那也不一定起作用。即使还保留他的信件复制件，但信的落款都没有写上他的姓名，法院能给你去鉴定笔迹！”
也许是蒋介石也留有一手，近几年他写给周佛海的信落款都只写上“知名不具”四个字。
“从蒋先生这样署名看，他不愧为政治老手。”周佛海很悲观，“我是作了一死百了的打算的。”他皱了一会眉头，“不说这些了。今天是我最后一个自由的日子，你允许我，也陪同我喝次酒。你从上海带来的茅台酒不是还有一瓶吗？”
“还有一瓶。”杨淑慧还在哭泣，“好，我陪你喝。但你的血压一直过高，你的心脏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千万不能多喝。”
杨淑慧不准丈夫喝酒，也不准丈夫吸烟，因为他有支气管炎；但她又想方设法为丈夫买高级酒和高级香烟，大概这也是真正爱情的一种自觉又不自觉的表现吧！
“你喜欢吃什么菜咽酒？我去买。”杨淑慧擦着眼泪问。
“就买红辣椒炒肚丝和麻辣子鸡吧。”周佛海说，“我们湖南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一般敢于闯新路，这大概与喜欢吃辣的有关。我就吃了这个亏，但我不后悔，我还是喜欢吃辣的。至于闯新路，今生没有机会了。好！你去买菜吧，快去快回。”
酒，一杯杯，全是辛酸泪。当用佛海喝了两杯时，杨淑慧把酒杯夺过来，不准他喝了。他用惨败赌场那样的红眼睛望了妻子一眼，就拿起酒瓶直往喉咙里灌。妻子劝不住，也抢不着，很快，一斤茅台酒除了杨淑慧喝了不足一两之外，全部灌下肚去。
“痛快！”周佛海已酩酊大醉，“我最大的痛快，是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命运！你听我说，淑慧。我19岁，在湖南沅陵老家读中学那年，袁世凯死了，政府派系倾轧，今天这个组织内阁，明天那个登场主政，我就立志将来当内阁总理。后来到了东京留学，正是巴黎和会前后，各国外交家大出风头，我羡慕极了，又立志将来做一名驰骋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家。两年以后，我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想做领导广大民众闹革命的列宁那样的领袖。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你看你，哭成这个样子。我在总结人生啦，你得好好听呀！”
杨淑慧双手捂住脸，泪水从指缝中渗出来。她听丈夫这么一说，让手脸分开，用泪眼望着他。
周佛海继续说：“因此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可是，我很快发觉共产党的那套主张很难在中国实现，又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就投到国民党来了；但只当了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代理部长，仍然当不了领袖。所以，就随汪先生离开重庆到了南京。”他说得淋漓尽致，“我想，汪先生身上那颗子弹头一直没有取出来他活不了多久，一旦日本得胜，汪先生过世，陈公博先生又不是我的对手，我青少年时代的愿望就会实现。”他大彻大悟，“明天，我将去南京接受审判，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是命运。”
透明的酒液，是一个精灵，它可以使酒醉者暴露出平时被理智控制，而掩藏得很深的内心世界。所谓酒后失态，正是因酒的洗涤而恢复了本性。也许一个从未酒醉过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做心灵的彻底解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