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得寸进尺、步步逼进的情况下，汪精卫在1935年年初还大谈什么对日亲善外交，居然说什么中日两国之间“现今所发生的纠纷，终归是可以用双方的诚亲来解决的”，表示“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之间的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一天的消除。”汪精卫硬把中日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敌对斗争，说成是两国之间的纠纷，而且是由于互相猜忌、互相排挤而产生的，只要双方抱诚意就可以解决了。与其说是汪精卫痴人说梦，不如说是由于他的软骨病而发出的胡话。
就在汪精卫、蒋介石大谈对日亲善，联名通令禁止排日活动的时候，日本却加快了入侵华北的步伐，继大滩口挑衅之后，日军飞机竟在北平上空“自由行动”起来了。5月2日至3日，日本人又在天津制造事端，反诬中国杀害了两名亲日报人。29日，日军天津参谋长酒井隆和日使馆武官高桥坦又以中国义勇军孙永勤部进驻滦东“非武装区”为借口，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口头“通告”，声称今后如有排日及扰乱“中‘满’交界地区”的“治安之事”，日本军队将采取“自由行动”，“或扩大战区，包括平津在内”。同时还提出将中国宪兵第三团、蓝衣社、军分会政训处、河北省市党部及中央军调离河北，并迅速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蛮横无理的要求。6月9日，酒井又向何应钦提出：取消河北省内国民党一切党部、撤退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并将撤离日期告知日方；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排日之行为。声称上述三项要求“系决定之件，绝无让步可言”。并要何应钦于12日午前答复。如此狂妄要挟，等于逼中国投降的最后通牒。蒋介石、汪精卫竟然答应日方要求，除中央军暂时不撤外，其余各项一一照办。由何应钦口头通知日方，但口方不满足中国政府的口头承诺，还要签订一份书面协议。7月14日，何应钦将日本人代拟的书面承诺稿电告汪精卫。次日，汪电复同意，并由何应钦与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书面协议，史称《何梅协定》。这份协定实际上让日军控制了河北省，而中国只剩下了形式上的治理权，名义上仍属中国，处处却受制于日本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河北谈判还未定，察哈尔问题又发生了。6月11日，日军借口其特务机关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的盘查，而向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求：惩办直接负责人；二十九军军长亲自道歉；保证将来不发生同类事件。并限5日内答复，否则B军又将采取“自由行动”。本来中国军队的盘查是直该的，是合乎职责的，日本人却提出了狂妄无理的要求。汪精卫为此于18日召开行政院会议，竟决定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府主席职，以秦德纯继任。秦上任后即与军谈判，同意察东为非武装区；驻该区第二十九军全部撤退；解散该省一切国民党机关。1935年6月27日，在蒋汪南京政府同意下，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土肥原签订了丧权失地的《秦土协定》。
自从1932年1月至1935年11月，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后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四年间，批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四项丧权辱国的条约，特别是后两项协定，是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签订的。汪精卫口口声声要奉行“一面抵抗，一面谈判”的方针，而这几年中，日本侵略者却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热河，并取得了察哈尔和河北两省的部分控制权。这种城下之盟，日本要怎么办，中国就一一照办，哪还谈什么“抵抗”，哪还有什么“谈判”呢？汪精卫的亲日、恐日、媚日的心态已充分暴露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谴责。
二义士刺汪，震惊天下
汪精卫和蒋介石在日本军队步步进逼面前，一退再退，从东北三省退到热河，又从热河退到察哈尔、河北，再从长城外，退到了长城内。冀察局势岌岌可危，民众忧愤难平，台起救亡，国民党政府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南京监察院对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当事人提出了弹劾，虽然没有点到汪精卫的名，但汪的罪责难逃，感到很丢脸，便甩手不干了。他以养病为名跑到了上海，住进了德国人诺尔办的医院里。后来又由于经汪同意的中日航空协定遭到蒋介石的否决，汪得悉后即电孔祥熙代理其行政院政务，自己跑到青岛疗养去了。后听说有人对他提出不信任案，于是他便向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和外交部部长职务。接着，在行政院任要职的汪派骨干陈公博、顾孟馀、褚民谊、陈树人、彭学沛、唐有乇等也相继提出辞职，表示与汪同进退，造成了一次政府危机。蒋急忙派蔡元培、叶楚伧去青岛劝汪复职，林森也派魏怀带了他的亲笔信前去劝汪，汪却不答允。过了两天，蒋介石义派湖北省主席张群持亲笔信去见汪，劝他回南京商议，汪精卫遂趁此转圜，返回南京，和蒋谈了几次后便宣告复职。因为，当时蒋还真不愿意汪走，而汪也没有决心洗手不干。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除粤派和桂系中央委员没有出席外，其余各派要人如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都到会了。那天上午9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并宣读开幕词。仪式结束后，全体中委步出礼堂，前往第一会议厅前摄影。蒋介石因事未到场；还有一说法是蒋介石看到秩序不好怕出事（也可能得到手下发出的某种不安全的暗示），不想去，还劝汪精卫也别去。汪认为自己也不去，就不好收场，只好与张继、阎锡山、张学良、林森等站在前排，张静江因行动不便坐在藤椅上。摄影过后，大家正转身回会场时，突然记者群中闪出一人，拔枪朝汪精卫连发三枪，击中了汗的左颊、左臂和背肋。汪应声倒地。
枪声响后，大家四散奔逃，张静江从椅上滚落地上，人们以为他中弹负伤；孔祥熙情急钻进了旁边的汽车底下，因为长得胖，事后爬不出来，随从把他拖出来时，马褂被撕破了。还有跌伤的，鞋子跑掉的，颇为狼狈。唯有张继沉着敏捷，拦腰抱住刺客，张学良机警地从旁飞起一脚，将刺客的枪踢掉，同时将刺客打倒。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当枪响时，陈璧君正想拉汪精卫往里跑，只见汪身体一晃倒在地上，血流满脸。陈璧君惊呆了，她左腿蹲下，伸手把汪精卫头部托起，查看汪的伤势。汪精卫从剧痛的昏迷中苏醒过来，见陈璧君泪流满脸，强忍伤痛说：“我为革命，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悲咽地说：“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似乎在和汪精卫作最后的诀别。
蒋介石闻声匆匆赶来，见汪精卫倒在地上，急忙屈下左腿，用手把着汪精卫的一只手，汪见蒋介石来了，喘着气说：“蒋先生，今天你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完全负责了。”蒋安慰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他看到陈璧君那挑衅的眼光，几次欲言又止，此时此景，他能说些什么呢？而至关紧要的是马上把汪精卫送进医院抢救。
当救护车来到后，陈璧君与蒋介石护送汪精卫到鼓楼中央医院去了。
第二天，各报都以头版头条或显要的位置刊登了汪精卫被刺的消息，引起全国轰动。由于蒋汪矛盾，许多人怀疑这是蒋介石指使特务干的。又由于蒋介石昨天不出席摄影，陈璧君更坚信是蒋介石策划的，起码蒋事先是知情的。她怒气冲冲地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指责蒋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又何必下此毒手！”当时，可能蒋介石也弄不清刺汪之事是什么人干的，只好声声答应：“汪夫人，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过后，他召来了特务队负责人戴笠，训斥了一番，说：“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令在三天之内将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头！”
清查的结果表明，刺杀汪精卫并不是蒋介石指使干的。
刺客孙凤呜，江苏徐州人，32岁。他早年跟随父母赴东北经商，并在东北成家，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全家毁于战火，因为不愿当亡国奴，入关投军，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关枪连连长。刺汪前的身份是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刺汪后，他身负重伤，卫兵从他身上只搜出毫洋六角，还有可作为自杀用的鸦片烟泡一枚（一枚已在行动前服下）。孔风鸣由于负伤过重，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医生奉命每小时为他注射强心针10次左右，因而在检尸时竟发现他身上的针孔一百几十处。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破案线索。
同时，蒋介石派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代理部部长陶履谦轮番在孔凤鸣的病榻旁审讯。当时被指定参加审理此案的俞钟骆先生，解放后向有关方面提供了当时的审讯记录档案，内容为：
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
孙答：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问：为什么到现在才行刺？
孙答：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指华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问：行刺的目标是哪几个中央要人？
孙答：我是专为刺汪的。
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
孙答：我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
问：汪对国家有什么不对？
孙答：现在的华北还有吗？还有那些条约呢？（昏迷过去）
后来又问：你是受什么组织、什么人指使？
孙答：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凌晨，孙凤鸣因负伤过重，壮烈牺牲，时年32岁。
组织这次行动的是抗日反蒋志士王亚樵、华克之（胡之卿）等。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1908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冬组织上海劳工总会，掌握沪西、沪东工人群众10万余众，自成一派，专门对付其他帮会和欺压工人的富商，一时名震上海滩。1926年去广州，经胡汉民、柏文蔚举荐，任安徽慰副使，返上海，鼓动北伐。1927年，他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分不满，开始了他的反蒋活动。他在上海、南京、庐山等地密设联络点，伺机刺杀蒋介石，进行四次而未成功。华克之是江苏宝应人，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担任过南京学联理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部长，后来，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遭到囚禁。他被保释出狱后先到苏北，拟组织抗日反蒋游击队，未成。以后又到上海活动，在打浦椿法政学院东边新新南里232号租了一幢危楼，作为活动据点。
1933年冬，王亚樵参加福建事变后，避难香港，与帮会重要成员商议今后如何行动。王亚樵认为，锄奸要锄头，要想成功，必须设法接近蒋介石。华克之建议在南京办一家通讯社，取得记者身份后，寻机刺蒋。于是王亚樵取得胡汉民的支持，在南京申请创办通讯社。
华克之在上海设立据点后，先后赴该处活动的有爱国志士陈惘子、张四明（玉华）、孙凤鸣、李怀诚等。他们经常相聚一起，议论国事，对蒋介石、汪精卫的不抵抗主义深恶痛绝，立志要锄奸以挽救危亡。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开始酝酿“搏浪一击”的行动计划，他们的目标是“拼一死以诛元凶蒋介石”。孙凤鸣曾慷慨地表示：为什么忍心让千百万人一天一天地被杀害呢？为什么不能我一个人和他拼一拼呢？一枪把他打死后，对于祖国命运的安排，不是要顺利得多吗？老同盟会会员，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表示支持孙凤鸣的看法，并对他说：“这五步流血的一击，只能由你们负担起来了。”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王亚樵支援了少量活动经费，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也支援了一部分经费（拿出5000元港币作为晨光礼的开办费用），但没有向华克之派出任何人员。华克之于1934年11月在南京筹设掩护暗杀的机构——晨光通讯社，由华克之任社长，张四明任经理兼编辑主任，贺坡光任采访主任，孙风呜当采访记者。1935年10月初，他们得到国民党即将召开六中全会的消息，华克之等便积极行动。他们通过关系，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人员郭智谋、吴璜和周希龄处，领得入场采访证一张。孙凤鸣表示愿入虎穴，誓死锄奸。
10月31日深夜，华克之、张四明、贺坡光等设宴送别孙凤鸣，孙举杯吟唱“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气氛十分悲壮。
11月1日晨7时，孙风鸣持入场证进人中央党部，执行行刺计划。
“搏浪一击”计划原打算刺杀蒋介石，可是蒋介石未出场，孙凤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刺杀汪精卫（行动前孙已服烟泡，抱着誓死不求生还的决心，在一定时间内，毒发身亡，所以无法更改行动计划）。孙风呜牺牲后，华克之在香港散发的《为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说道：“刺蒋不成，击伤了第二国贼汪精卫。”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不出场，造成孙凤鸣误打误中呢？
蒋介石之所以未出场摄影，完全是出于蒋介石多疑诡诈的本性。据1935年11月2日的《大公报》报道，“在参谒孙中山陵墓时”，蒋之卫士见到三男一女徘徊蒋前后，形迹可疑，遂加注意”。同时，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国民党“大团结”的大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陈济棠等各路将领云集京华，随身均带马弁二名，蒋介石心怀鬼胎，恐其中有“异动者”，因此决定不出场留影。当时汪精卫久候蒋不至，就去休息室促蒋下楼。蒋介石对汪说：今天秩序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有难色，表示：各中委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果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我一定要去。结果替代蒋介石被狙击，而蒋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