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汪案发生后，戴笠从入场证中得知孙凤鸣系“晨光”通讯社的记者，立即派人到陆家巷23号围捕。但华克之早已布置通讯社成员撤退，办公室空无一人，桌上留下一信，封面写着“留给来人们”，信笺的内容为：“本社之事与郭智谋、吴璜、周希龄三君毫无关系，特此声明。”可是戴笠通过对郭、吴、周三人的审讯，发现了贺坡光的踪迹，终于把贺捕到。贺坡光在酷刑的逼供下全部招认。戴笠又根据贺坡光提供的线索，逮捕了张四光，又通过其他线索，了解到王亚樵给过“晨光”通讯社经费，陈璧君和汪精卫这才相信不是蒋介石干的。同时，戴笠又以此为借口逮捕了王亚樵手下与此案毫无关系的余立奎（前十九路补充团团长）、周世平（海员）、胡大海（炊事员）等人。不久，南京地方法院判处余立奎（当作主犯）、张四光、贺坡光三人死刑，其他六人判有期徒刑。据杨玉清回忆说：“1936年3月，他到巴黎探望赴欧治伤的汪精卫，汪精卫亲口对他说：‘凶手的目的，是刺蒋先生的，因蒋先生有事还没有到，所以打着了我。现在背后还有两颗子弹没有取出来。据医生说，不取也无碍，费力大，还有生命危险，所以还是以不取为好。凶手的动机也并不坏，所以我还为凶手向主管部门讲过话，要他们从轻处理，不要判处死刑。’汪精卫这段虚伪的表白，可能是导致余立奎、张四光、贺坡光三人被判死刑而未执行的原因。抗日战争爆发后，余、张、贺三人被移解贵州。汪精卫叛国后，余等仍囚禁在狱中。而对屡次刺蒋未成的王亚樵，蒋介石悬赏100万元，予以缉拿。1936年10月21日夜，王亚樵在广西梧州为戴笠手下的特务用乱刀捅死。而华克之，戴笠悬赏10万重金缉拿，沈醉还亲自出马追捕，都没有追到他。1937年，华克之进入延安，翌年由廖承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为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出色的成绩。
1939年元旦，汪精卫投敌叛国后，冯玉祥将军在国民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曾感慨万分地表示：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可是，我们却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副总裁；到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汪精卫经过医院抢救，脱离危险。他左臂中弹伤势较轻，消毒后即可缝合，左颊中弹伤及骨头，经三次手术始将弹头取出；背部一枪伤势最重，弹头夹于五、六两肋骨问，伤及脊骨，虽经努力，亦未能取出，日后成了汪的致命伤。11月20日，汪离开中央医院，由陈璧君等护送至上海，经德国医生诺尔等人会诊，又动了一次手术，但背部子弹仍不敢取出。
汪精卫负伤后一时无法工作，连国民党的六全大会也参加不成，深感已无事可为。经过和陈公博、顾孟馀等人的研究后，于12月1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电请辞去本兼各职。汪派人物也与汪共进退，相继辞职。于是蒋介石亲自出任行政院院长，张群任外交部部长，吴鼎昌当实业部部长。蒋还挽留顾孟馀，让他改任中政会秘书长仍兼交通部部长，但顾辞不就任交通部部长，离南京赴上海。至此，汪精卫一派在领导机构中的势力大为削弱。
1936年2月19日下午，汪精卫偕曾仲鸣夫妇、褚民谊夫妇、林柏生夫妇及妻弟陈耀祖等人，秘密分乘三辆汽车到码头，登上爱斯奴仑号轮船离沪赴欧。随行的还有德国诺尔医生。这次汪的一大批随员中，唯独陈璧君偏偏没有随行，她是留在国内作耳目，观察动静，为汪精卫出谋划策的。
三低调俱乐部，低调领唱人
汪精卫出国以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抗日浪潮逐渐高涨，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也随形势而激化。日本人对国民党的高层人物和政治元老蒋介石、胡汉民、唐绍仪等人的拉拢加紧了。同时抗日反蒋的政治空气也加浓了。汪虽身在国外，但通过陈璧君等人的函电往还，对情况了如指掌。如西南胡汉民派的活动，他早就有所了解，在5月给陈璧君电中表示：若联西南以倒蒋，我决不为；即挟西南以自重，亦所不屑。
6月1日，陈济棠联合桂系打出抗日旗号进行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成立军事委员会，并将两广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简称“抗日救国军”），同时还组织了示威游行。当时，两广共有兵力约30万人，编制100个团，并有飞机100多架，江防舰艇数十艘。实力可观，有一定的抗衡力量。但蒋介石对陈济棠部属施展了政治拉拢、重金收买，再加上军事压力等手段进行分化瓦解，使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暗中投蒋，带几十架飞机突然飞赴南昌，脱离陈济棠指挥，众叛亲离，西南联军很快便失败了。陈济棠被迫逃往香港，“两广事变”（也称“六一事变”）也就宣告结束。蒋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省绥靖主任，取代陈济棠的地位。
对“两广事变”，汪精卫一直持反对态度，他曾在电报上对陈璧君说：“对两广以抗日为内争极不谓然”。明确点出了事变的实质，他对胡汉民、陈济棠利用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同蒋介石对抗也很反感，所以对陈济棠策划的“六一事变”，根本不想参与，故没有作过回国的打算。及至绥远战事发生，汪精卫担心引起国际形势恶化，曾想回国，但陈璧君、王懋功、谷正鼎等人认为汪此时回国，尚非适宜。后陈璧君电告国内准备大选，而且还说：“闻军委会及社会传闻，蒋已电汪归，举汪总统。”汪颇为心动，这虽是传闻，但反映了汪、陈的心态。随后，由于华北形势越来越紧张，中日之战已到了摊牌的时候了。汪精卫在国外已坐不住，急于回来，陈璧君还是劝他稍事忍耐。她认为现在蒋介石正首当其冲，不能不寻求解决的办法，是战是和，必须有个决策。蒋如果要和日本打仗，必然失败；如果蒋对日继续妥协议和，则必然引起国人反对，到时，汪再回来收拾时局；倘若汪现在归来，“蒋介石必然避开，且不表真意，中日僵局永难打开，国家前途危险甚矣！”其实，汪蒋矛盾，主要还不是对日问题上的矛盾，汪蒋矛盾早已远离民族大义，着眼点还是为了谋取个人的权位。
正当陈璧君和汪派人物为汪精卫归来的时机进行选择、冥思苦想的时候，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突然被张学良、杨虎城捉起来了，这是不论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预料不到的。南京中枢一时主政无人。陈璧君等认为时机到了，即使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不杀蒋介石，而何应钦等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介石恐怕难以生还，即使得以生还，恐怕亦已威信扫地。陈璧君于12月12、13两日，即事变的当天和第二天，连续给汪精卫发去了四个电报，告知“西安事变”的发生，并说：“明后日下讨伐令，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劝汪“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汪收到陈的电报以后，心领神会，立即于14日复电表示：“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并与驻德大使程天放研究了组阁名单，这都充分反映了汪精卫急于回国谋取最高权力的迫切心情。他还要求陈璧君、陈公博、顾孟馀到新加坡去接他，以便研究时局，准备所谓的“见危授命”。
为了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汪精卫立即兼程回国，在意大利热那亚等船的时候，他召集了中国驻德、法、英、意等国大使商讨了事变后的时局及对外政策。12月22日，汪精卫在途中发表通电，指责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隳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并为“西安事变”感到至为“痛心”，表示赞成中央的一切决议，实际上是赞成讨伐张扬的决议。
正当汪精卫踌躇满志地到达新加坡的时候，“西安事变”已获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条件后回到南京。这一消息无异于当头一瓢冷水浇到汪精卫的身上，使他倏然冷了半截。取蒋而代之的美梦一下子破灭了。但此时通电已发，再退回欧洲已不可能，汪精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过去，每次遇到棘手的问题或政坛失意，或争权失利，汪精卫便托病跑到欧洲去了，已经去过8次。当然，第一次和最近一次与中问六次的情况有所不同，第一次是1912年，国民党刚刚成立，他为了表示自己轻视名位，以淡泊明志，在领受了袁世凯赠送的一大笔好处之后，带着新婚的妻子陈璧君及随从人员到欧洲潇洒地走了一回；而最近这次是第八次，亦即最后一次，却是因为挨了三枪，才到欧洲去治疗的，当然其中也不无失意因素。但失意因素最突出的一次则是1926年第五次赴欧，那次是因为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向汪的最高领袖地位挑战，汪无日奈何地负气出走，到法国“疗养”、“读书”去了。但那次回国却很光彩，是在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等地一片迎汪声中返抵国门的。虽然最近这次归来也不乏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但汪精卫的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苦涩，他还是屈居蒋下，与蒋继续“合作”。而情况并不比出国前好，因为蒋很明白他这次匆匆归国的意图。
汪精卫回国的时候，由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形成，如果再弹反共的老调，就会不得人心。但是，汪精卫甫抵国门，却大谈什么“安内为攘外的先着”的反共滥调，他不顾旅途劳顿，于1月18日飞抵南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章发表讲话，竟然还说：“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无比愤怒，经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他以此发泄对张学良、杨虎城，也是对蒋介石的不满。
为什么汪精卫到了这个时候还那么顽固地反共呢？如果仅仅说他不识时务就过于简单了。他认识的“时务”是所谓“世界潮流”，就是紧跟日本人的反共政策，紧跟德、日、意国际反共联盟的步伐。汪精卫要亲日、媚日，就必须反共，就必然不顾国内时务。由于汪的反共滥调与国内形势格格不入，所以很不得人心，甚至连汪派中许多人听到都感到失望、很不是味。尤其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还大叫“根绝赤祸”，“剿共事业”“决不能中途放弃”。他甚至还提出一个继续“剿共”的政治决议案。但停止内战，实现抗战是大势所趋。汪精卫的反共论调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他的提案也遭到了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