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古汉奸是一家
几天来，汪精卫和同伙们夜以继日地精心谋划，研究出与日本政府的秘密联络方法和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以及成立了由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曾仲鸣、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和梅思平9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最高委员会”。
“在目前，最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策动和接收从老蒋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有识之士，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尽管夜已经很深了，但汪精卫毫无倦意，精力充沛，嗓音洪亮。接着，他宣布“最高委员会”由陈公博负总责，周佛海负责财政，高宗武和梅思平负责外交，陶希圣和林柏生负责宣传。“诸位看，暂时这样分工行不行？”他微笑着把在场的人都扫了一眼。
“最高委员会还是由汪主席负总责，我一定全力协助汪主席工作。”陈公博明知汪精卫有意要抬举他，将来好让他在以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权中居第二位，不禁血往上涌，心里热乎乎的，但嘴里却故意推辞着。
“我近来身体欠佳，公博不必推辞。”汪精卫之所以不参加最高委员会，是有意做幕后指挥，让亲信们显显身手，将来好因人制宜派上正式用场。
“汪主席虽然没有参加最高委员会和负总责，但他始终是我们的领袖。”曾仲鸣应声虫似的附和着汪精卫的意见，“公博兄不必推辞，我们都拥护你。工作上遇到疑难问题，随时向汪主席请示报告！”
“是呀！我们都拥护你。”周佛海和陈璧君齐声说。
“诸位还有什么意见？”汪精卫又望了大家一眼，最后把目光落在周佛海脸上，正好四只眼睛碰在一起。
“没有意见，服从汪主席的安排。”周佛海看到汪精卫把他的名字排在陈公博之后，将来在傀儡政权中必居第三位，又感到管财政是个高级肥缺，满心欢喜地说。他沉思一会，在心底里叹息一声，又说：“美中不足的是，我们这个最高委员会，九个委员都是文官，缺少懂军事的。”
“建议由沈崧先生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曾仲鸣说，“沈先生在军队干了10余年，又熟悉广东籍军人的情况。”
沈崧是汪精卫的外甥，曾经在张发奎手下任旅长，汪精卫逃离重庆之后，他离开部队投靠汪精卫，暂时住在香港等候安排。陈公博见汪精卫不便开口，就说：“我看可以，汪主席！”
“好吧！由沈崧暂时管一下，要他在广东籍军人中活动活动，随时向公博报告。”汪精卫看看手表，“噢！不知不觉是凌晨5点了，快天亮了。公博、佛海、璧君三位去香港后，把成立最高委员会和分工等情况，向希圣、柏生、圣五、宗武、思平和沈崧、春圃诸位传达一下。”
陈公博和周佛海、陈璧君乘飞机到达香港，已是1月16日上午11点。
陈公博住在九龙约道五号。他乘出租小轿车回家，一进屋，妻子李励庄就怀着喜悦的心情，温婉地悄悄告诉他说：“半个钟头前，林柏生先生来找过你，说一个名叫叶蓬的人投靠你们来了。”
“叶蓬？”陈公博惊喜地问道，“叶蓬现住在哪里？”
“在林先生家。”李励庄给丈夫端来一杯茶，又擦燃火柴，为丈夫点燃烟斗，柔声细气地问道：“你认识他？”
“认识，认识，我与叶先生是老朋友哩！”陈公博愉快地吐着烟圈，“好家伙！我们正需要懂军事的人才。我得马上去林先生家与叶先生见面。”
叶蓬来到香港已经三天了，他虽然相信汪精卫集团会乐意接收他人伍，而且必将受到重用，但没有见到陈公博之前，心里总感到不踏实。这时，他心不在焉地躺在林柏生家里的一张竹睡椅上，胡乱地浏览着当天出版的《华南日报》消磨时间，忽然，一个亲切的声音传进他的耳鼓：
“我的孛孛兄！你可来了。”
“让我等得你好苦啊，今天总算见到你了，我的公博兄！”叶蓬噌地从睡椅上爬地来，两手紧紧地握着陈公博的右手。
“宝眷都来了吗？”陈公博欣喜地小声问道。
“都来了，暂时住在大世界酒家一个亲戚家里。”叶蓬终于见到了他所向往的人，宽心地笑着，“我不把家眷带来，老蒋就会对他们下毒手哩！”
“看来，孛孛兄铁心与老蒋分手了！”陈公博满面笑容。
“这还用说！只有和谈停战，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方法。”叶蓬自然不愿说出他吃喝玩乐，和贪生怕死的真实思想，“作为军人，我深知中日战争越打越糟糕，越打中国亡得越快。”
“俊杰，俊杰！”陈公博感到叶蓬的思想感情与自己很合拍，高兴地夸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老兄别夸了！我还不知道汪主席，和众弟兄是否愿意接纳鄙人人伍呢？”叶蓬装出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又故意叹息一声。
“孛孛兄说哪里话？请都请你不来哩！”陈公博热情地说。
“就是用重金聘请，恐怕也聘请你不来哩！”林柏生马上附和。
“承蒙二位不弃，十分感谢！”叶蓬双手抱拳称谢。
“下午，请柏生兄陪同孛孛兄，与在香港的佛海、璧君、希圣、宗武、思平、圣五和春圃诸位见见面。”陈公博说，“如果你愿意，明天赴河内谒见汪主席。”
“谒见汪主席还有不愿意的，求之不得哩！”叶蓬眉飞色舞地说。
“那好，我等会儿给汪主席拍电报，再给他写个信，将你的情况介绍给他。”陈公博望着叶蓬微笑着，“等会儿我通知春圃兄，要他为你预购一张明天上午赴河内的飞机票。”
第二天上午11点，叶蓬与汪精卫在河内见面了。
叶蓬的投靠，使汪精卫孤立无援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他仿佛喝了一盅醇香的葡萄酒，焦躁的心田得到了润泽；又像吹来一阵柔暖的风，轻轻荡过他那因屡受挫折而渴求抚慰的心胸，给了他舒适和惬意。
汪精卫会见叶蓬时，曾仲鸣在府中。陈国琦给他们每人倒了杯茶，就蹑手蹑脚地走开了。
“我过去多次见过汪主席，但一直没有机会向您倾吐我的肺腑之言。”叶蓬两手搭在大腿上，端端正正地坐着，毕恭毕敬地说。
“好，好，今天我们好好地交谈交谈。”汪精卫显得十分亲热。
“在我的心目中，汪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汪主席所选择的道路，是无比光明的道路。所以，我冒着生命危险，弃暗投明。”叶蓬欢笑着，用激动而恳切的语气说道，“从今以后，我愿做汪主席一名马前卒，效忠汪主席一辈子。除非地球毁了我也毁了，否则我永不变心！”
“十分感谢，十分感谢叶先生对我的尊重。”汪精卫听了叶蓬的吹捧，想起“艳电”出笼后所遭受的打击和痛骂，感情万端，越发觉得叶蓬可亲可爱。
“汪主席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必将引来百鸟朝凰，百川归海，兴旺发达。”叶蓬继续吹捧着。
“是的，汪主席的事业绝不是孤立的。”曾仲鸣异常兴奋地说，“叶将军的正义行动，将为朝凰的百鸟、归海的百川树立榜样。”
“叶先生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从文？从政？还是继续从军？”汪精卫把坐着的藤椅往叶蓬身边拉过尺把，似乎这样与他更亲近了。
“我是一介武夫，还是继续玩玩枪杆子吧！”叶蓬恬不知耻，大言不惭地说，“今后，汪主席做孙中山，我做蒋介石。”
曾仲鸣感到叶蓬的话十分刺耳，顿时觉得叶蓬的形象变得灰暗而矮小起来。他很想说几句不是，但感到初次相交不便开口，就把话压在舌根下了。
“我是孙先生的学生，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我将永远继承孙先生的伟大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我汪兆铭不敢与孙先生齐名，不敢与孙先生相提并论。至于叶先生做蒋介石，我十分理解，先生绝非要学老蒋的奸雄本性，而是立志在我国的军事建设上千一番大事业。因此，我对叶先生的远大理想，不仅十分赞成，而且坚决支持！”
“汪主席如此理解我，真是相知恨晚！”
“相知恨晚犹未晚。”曾仲鸣微笑着说，“汪主席50出头，叶将军40出头，今后还可以相知很长一段时间啊！”
“我老了，身体也不行，但我相信，今后我们之间相知10来年总该可以吧！”
“汪主席万岁！汪主席万岁！”叶蓬肉麻地喊着。
“感谢叶先生的祝愿，感谢叶先生的祝愿！我们非常缺乏像叶先生这样的军事人才。你在军界的朋友很多，希望你策动一批军界朋友到我们这边来。”
“策动一批人过来不敢担保，但拉两个军长过来，还是有把握的。”叶蓬受到新主子的赏识，心里热乎乎的。
“是谁？”汪精卫和曾仲鸣同时惊喜地问。
“一个是我的湖北同乡杨揆一先生，一位是河北的郑先生。”叶蓬很有把握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分别给他们去个信，相信他们会归附汪主席的。”
“我可以明确地向叶先生表示，凡是愿意从事和平运动，愿意与我们共事的朋友，不管过去我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将来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一律委以重托，决不会亏待他们。”
半个月以后的一天，叶蓬果真陪同杨揆一等，投靠汪精卫来了。
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投靠汪精卫集团的除了上面说的几人，还有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的江苏嘉定人潘公弼；抗战前担任过青岛市市长的广东人陈中孚；曾任《中国日报》主编的贵州黎平人赵毓松；曾任暨南大学校长的江苏宝山人赵厚生；早年加入同盟会，曾担任过大元帅府秘书、机要处主任、国民党中央书记官的江西清江人徐苏中五人。
在河内朱培德别墅的汪精卫临时办公室里，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正在听取高宗武从日本归来的汇报。从他们脸上的喜悦情绪可以看出，高宗武的赴日是成功的。
“2月21日下午5点，我乘飞机到达东京时，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二位在机场迎接我，他们的第一句话，是向汪主席致意问好。说汪主席重任在身，万望多加珍重。”高宗武开始汇报。
“感谢他们二位的一片好意。”汪精卫高兴地说。
“从到东京的第二天上午起，我与影佐先生连续会谈五天。日本政府对汪主席提出的关于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和实现中日和平的方案，完全同意。”高宗武将与影佐会谈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一遍。
汪精卫提出的投降方案是：一、由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重建新军，组编十二个师的军队；二、在日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他将再次发表声明，宣布由他在10月10日，组织新政府；三、向日本借款两亿元，在10月10日以前，日本每月供给活动经费300万元；四、进一步轰炸重庆，直到彻底摧毁重庆国民党政府为止。
汪精卫见日本政府完全同意他的投降方案，感到心满意足，笑着问道：“会谈中，中日双方商定了具体实施方案没有？”
“有，有！”高宗武打开公文包，从中拿出一份用中日两种文字铅印的会谈纪要，递给汪精卫。
纪要上写着四项具体实施方案：一、由汪精卫改组国民党，以反共亲日为主要宗旨，修改三民主义；二、汪精卫再次发表声明，断绝与蒋介石政府的一切联系；三、日汪双方签订以反蒋反共为主要内容的秘密协定；四、定于8月份由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
汪精卫看了纪要，喜笑颜开地说：“日本政府和我们所想的完全一致，真是不谋而合。”他面向曾仲鸣，“你马上给公博、佛海、希圣、思平四位发电报，要他们在两天之内来河内，共商修改三民主义、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的事。在他们未来河内之前，请高先生起草个大致的提纲。”他笑容满面地望着高宗武。
高宗武见越来越重用他，又见日本政府诚心支持汪精卫，也就打消了投靠蒋介石的念头。他诚恳地说：“好！我马上动手起草。”
二派个人假冒他
“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把汪兆铭干掉！”蒋介石命令道，“如果他离开河内，唵，回到上海或南京，有日本宪兵保护，干掉他就困难了，这个，这个你懂吗，唵？”
“懂，我懂！”戴笠连连点头，“我保证在半个月内完成任务。”
“好，你现在回去布置。”蒋介石挥着手说。
现在，戴笠坐在轿车里，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的思维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物色赴河内的人选。几分钟之后，他回到曾家岩公馆，紧接着，他把军统骨干分子陈恭澍叫来，吩咐说：“干掉汪兆铭的任务，决定由你负总责，你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你认为谁去适合就派谁去。”
“老师安排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陈恭澍思索着说，“至于需要多少钱，我现在心中无数。请老师考虑，派谁跟我去好呢？也只能提个基本条件：第一，河内受法国统治，需要懂法语的；第二，需要武术和枪法最好的，机智勇敢的。”
“我把余乐醒交给你。他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三年，懂法语，人也很精干。他现在是军统临澧特训班副主任，我马上拍电报要他速来重庆。在我们军统，论武术、枪法和机智勇敢，赵君理、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和林之江，都是数一数二的角色，我让他们当你的助手。”
“好，好！这样我完成任务的把握更大了。”陈恭澍感到浑身是劲。
3月3日上午，陈恭澍、余乐醒等一行七人，持着赴河内的护照，化装成茶叶推销商，携带几十斤高级红绿茶样品和一笔巨款，从重庆乘飞机到了香港，第二天下午抵达河内。傍晚时，他们在朱培德别墅对面不远的君安旅馆二楼住下来。
第二天清早，陈恭澍站在窗户口一看，几棵越南北方特有的铁木，枝叶扶疏，遮住视线，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与余乐醒走下楼去，寻找新的窥探点。他们走了两百余步，终于发现一座有围墙的小洋房，与朱培德别墅隔街相望，院内虽然栽种有铁木和红木，但树梢只伸到二楼窗户的1/3，如果住在它的二楼，是十分理想的窥探点。可是，经过打听，两个人又凉了半截。原来，这座名为“逸园”的小洋房，是一个法国现役旅长的别墅。主人名叫斯特里，带着姨太太随军住在西贡，这里只住着他40岁左右的妻子、20岁左右的女儿和30来岁的越南籍女佣人。它的主人能让他们住进去吗？
“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住进逸园。”陈恭澍返回君安旅馆时，低声对余乐醒说。
“我也是这样想。”余乐醒陷于沉思中。
可是，特务们搜索枯肠，绞尽脑汁，谁也想不出如何住进逸园的办法来。
早饭后，余乐醒与旅馆老板黎春楠的妻子阮氏黛闲谈，她用法语问余乐醒说：“请问余先生，你认识贵国的曾琦先生吗？”
余乐醒知道曾琦的大致情况；他是四川隆昌人，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法系，很会写文章，毕业回国后创办华音通讯社和《救国日报》，自任社长和主编。后来去巴黎，又办了一家通讯社，专为国内几家大报提供稿件。3年后回国创建中国青年党，自任总裁，同时出版《独立青年》、《自强》、《爱国青年》和《国光》4种刊物，现任国民党的国防委员会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余乐醒心想阮氏黛与曾琦必有瓜葛，希望从这里打通住进逸园的渠道，笑着说：“我不仅认识曾琦先生，而且与他有很深的交情，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把曾琦的经历说了一遍，接着问道：“黎夫人认识曾琦先生？”
“20年前，曾琦先生在巴黎创办通讯社时，我父亲在那里任采访主任，他们相处3年，成为莫逆之交哩！”阮氏黛说罢，为了证实她父亲与曾琦确实是好朋友，起身回到卧室，拿出一张三人合照，向余乐醒介绍说：“中间这位是我父亲，他左边的是中国的曾先生，右边的是法国的斯特里先生。”
余乐醒接过照片看了看，惊喜地问道：“这位斯特里先生，是不是逸园的主人斯特里旅长？”
“是的，是的！余先生认识他？”阮氏黛扬着经过眉笔描绘的眉毛，欣喜地望着余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