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日，孙中山再次致电袁世凯，表示临时大总统一席只是“暂时承乏”，表明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一定“让位”。以后，由于袁世凯在和谈中一再拖延承认共和，加以同盟会内部反对妥协势力的影响，孙中山一度产生“不愿妥协”的想法。所以1月11日，孙中山自任北伐总指挥，以黄兴为陆军参谋长，举行北伐。对此，汪精卫竭力反对，坚持其南北议和的主张。他认为：“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反对北伐，甚至说孙中山“恋栈”，“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孙中山的北伐遭到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军事干涉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而革命政府内部，同盟会领导人意见不一，立宪党人消极破坏，财政经济困难，又缺乏正确的政策，军队无饷哗变。临时政府的命令根本执行不了。袁世凯却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咄咄逼人，黄兴为此急得吐血，甚至想剖腹自杀以谢天下。在这种对革命十分不利的形势下，孙中山为了维持与发展革命成果，于1月22日提出解决时局的5项协议，罢兵谈判，重申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真正赞成共和，和谈成功后，保袁为大总统，自己“辞职”。
1912年1月，袁世凯为了实施其逼宫计划，清除反对清帝退位的政敌良弼，指使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暗杀队长”汪精卫组织暗杀良弼。汪精卫在天津会见了以前与他同谋行刺摄政王的黄树中（此次改名为复生），对他说：“良弼是反对清帝退位和南北议和的顽强分子。必须除掉他，共和政体才有很快实现的可能。”汪精卫还拿了一张奉天讲武堂总办崇恭的名片给黄树中。汪精卫说：“拿了这张名片，就可以冒充崇恭去见良弼，就可以见机行事。”
黄树中接受汪精卫行刺良弼的任务后，就找同乡彭家珍当刺客。彭讨了崇恭的名片，由天津到了北京，找到了光明殿胡同良弼的住宅。1月26日，良弼退朝回府，彭家珍以假崇恭名义迎了上去，向良弼投了一颗炸弹，彭家珍当场被炸死，良弼被炸断一条腿，第二天也死了。良弼一死，再没有人敢出头说反对清帝退位的话。
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袁世凯逼迫下宣布退位。14日，参议院同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对此，汪精卫认为：“民国告成，讴歌太平，坐待共和幸福之降临，所有民国一切之设置与旧制之更张，不特不以为必要，且以为多事。”
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在组阁过程中，陆军总长一职，革命党人主张由黄兴担任，但袁世凯反对，他要段祺瑞出任，双方发生争执。对此，赵凤昌致电汪精卫，说：“南军所主张，北方亦有万难。现内乱外交均极纷逼，倘再迟延，必致不测。万不得已，仍当以克就参谋（让黄兴任参谋总长）为调和计。”要汪精卫游说各方，“力戒将士”“以救危局”。在汪精卫等活动下，革命党人再一次作了让步。
当汪精卫作为五专使之一赴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袁世凯又叫他去天津召开北方革命团体联席会议。会上他宣布解散同盟会以外的其他革命团体，使北方革命力量蒙受很大损失。
汪精卫所以一贯坚持“举袁以实现共和”的方针，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汪精卫出狱恢复自由之前，同盟会内部包括一些主要领导人已主张举袁为总统，这已形成一股政治思潮，而汪精卫的主张，仅是这股政治潮流中的一朵浪花。认为只要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革命就算成功。而袁世凯握有实权，只要争取他赞成共和，就可“离仇仇之地位而复为兄弟”，民国就告成了。汪精卫主张袁世凯当总统的最主要因素，是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他曾一再声称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排外”，强调革命只有“严格地遵守国际法”，进行“有秩序之革命”。1911年11月15日，他再次要求消弭南北战祸，原因是“以内部离立之原因，成外部瓜分之结果，则亡国之责，两党不能不分担之矣”。武昌起义成功后，帝国主义眼看清朝统治已经土崩瓦解，无法挽回，于是一面宣布武装“中立”，一面努力主张“非袁不能收拾”中国政局，不断对革命派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更加惊惶不安。1911年12月9日，他在与黄兴的通电中说：“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12月底，汪精卫、张謇等人以“共和统一会”的名义，发表了《共和统一会意见书》，其中也说：“久乱则干涉继之矣”，对此“国人所当日夕思惟，不容漠置不容自讳”，“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欲使革命成功莫急于破旧政府之中央机关”。而要破坏旧政府的中央机关，使革命早日成功，从而避免“久乱”而引起列强干涉的唯一办法，就是举袁以实现共和。汪精卫的这一政治主张，除了上述历史环境和思想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袁世凯对他的拉拢。袁世凯深恐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后对他攫取大总统的阴谋不利，于是多次召见汪精卫，要汪南下，参与南北谈判，并任命他为北方议和代表参赞。行前，袁世凯亲自作伐，让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为异姓兄弟。汪精卫与袁克定相约：由袁世凯在北方推翻清王室，汪精卫则在南方说服革命党人拥袁为总统。所以后来胡汉民说：“此事之成，精卫极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孙中山）先生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汪精卫出狱后，由于他原有的政治、思想基础，对同盟会是有感情的，因而继续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局限性，加上袁世凯的蒙骗和拉拢，在贯彻举袁以实现共和的方针时，相当右倾，有些地方丧失了革命的原则，迁就袁世凯，从而损害了革命利益。日，他再次要求消弭南北战祸，原因是“以内部离立之原因，成外部瓜分之结果，则亡国之责，两党不能不分担之矣”。武昌起义成功后，帝国主义眼看清朝统治已经土崩瓦解，无法挽回，于是一面宣布武装“中立”，一面努力主张“非袁不能收拾”中国政局，不断对革命派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更加惊惶不安。1911年12月9日，他在与黄兴的通电中说：“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12月底，汪精卫、张謇等人以“共和统一会”的名义，发表了《共和统一会意见书》，其中也说：“久乱则干涉继之矣”，对此“国人所当日夕思惟，不容漠置不容自讳”，“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欲使革命成功莫急于破旧政府之中央机关”。而要破坏旧政府的中央机关，使革命早日成功，从而避免“久乱”而引起列强干涉的唯一办法，就是举袁以实现共和。汪精卫的这一政治主张，除了上述历史环境和思想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袁世凯对他的拉拢。袁世凯深恐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后对他攫取大总统的阴谋不利，于是多次召见汪精卫，要汪南下，参与南北谈判，并任命他为北方议和代表参赞。行前，袁世凯亲自作伐，让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为异姓兄弟。汪精卫与袁克定相约：由袁世凯在北方推翻清王室，汪精卫则在南方说服革命党人拥袁为总统。所以后来胡汉民说：“此事之成，精卫极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孙中山）先生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汪精卫出狱后，由于他原有的政治、思想基础，对同盟会是有感情的，因而继续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局限性，加上袁世凯的蒙骗和拉拢，在贯彻举袁以实现共和的方针时，相当右倾，有些地方丧失了革命的原则，迁就袁世凯，从而损害了革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