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好多时候，我甚至不希望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不希望看到我想去改变却又无力改变的东西。这种矛盾的心情，使我的内心深处常常涌起一种无以言说又挥之不去的伤感。
1990年春，我走进了绵延川鄂湘黔、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的巍巍武陵山。
天色灰阴，空中落着小雨，崎岖的山路变得一片泥泞。走了很久，还没有发现村寨，我心中不免有点怅然。时近春分，北风仍不时地扫荡着，发出尖啸的响声，偶有几枝不经风的树枝“咔嚓”断了，那风便又裹着雨水摧打着其他的树梢。
一直快到掌灯时分，风也疲倦了，雨也困乏了，我终于来到一个圩镇。说是圩镇，其实也就是那么二十来户人家。它坐落在一个深深的山瓮里，四周都是高高的山。
我走到街上，想寻一个旅馆什么的。我走过来，走过去，一支烟没有抽完已经在“街”上走了四个来回。可是，没有旅馆。此刻，怕冷的人家早已大门紧闭，诱惑旅人的是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
非常幸运，这方圆数十里的最高机关——乡政府设在这儿。若不是门前那块招牌，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乡政府！一排像猪圈一样破烂低矮的草屋在风雨中摇摇欲坠。走进去，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屋子竟挤着铺了两张床，这是四名干部的卧室，也是乡政府的办公室兼会客室。
乡长姓王，与我同龄。年轻人好说话，他听了我的自我介绍，非常热情地替我提起行李，不无歉意地说：“你瞧这，嘿，水也没喝一杯。你若不嫌弃，就到我家去住吧，不远，六里路。”他朝门外努了努嘴，“喏，就是山上那个寨子。”
石疙瘩路，曲曲折折，一直延伸到寨子里。王乡长家是一座木板新房，比乡政府的草屋强千百倍，堂屋里挂满了呈橘黄色的腊肉，一吊一吊地串在铁丝上，每吊起码有五斤重，像丝瓜架上的丝瓜一样，弯弯的，皱巴巴的。
王乡长见我盯着腊肉出神，笑着说：“山里人家，条件稍好的，每年腊月都要杀一头猪。冬天烘干的腊肉，不坏，啥时都能吃，一般要吃一个对年！一会儿你尝尝，味道好得很。”
晚餐居然弄得很丰富，有腊肉、腊肠、腊猪蹄以及冬笋等特产。虽是山野之食，却是上等美味呀！
王乡长见门口有许多看热闹的人，便大声吆喝道：“走走，有啥好看的！”
“偏要看看。”几个俏皮的孩子扮着鬼脸，不肯离去。
王乡长无奈，摇着头对我说：“这地方偏僻，来个外乡人都觉得稀奇。”
“你们进屋吧，外头冷。”我朝几个孩子招招手，没想到他们听了我的话竟都跑开了。
吃饭的人很多，可能都是王乡长的亲朋好友。大家围坐桌前，挤挤攘攘，气氛非常热烈。
山里人喝酒不用杯，用饭碗。王乡长端起碗，看了看大家，说：“来，咱们先敬孙同志一碗！”
望着热气扑鼻的满满一碗包谷酒，我有些心虚地说：“我，我不会喝酒呀！”
话音未落，一位老者站起来，与我碰了一下碗，大声说：“不喝酒，算不得男人！来，看得起我，喝了！”言罢，一大碗酒就灌进了喉咙。
王乡长见我为难，鼓励道：“大伙儿高兴，你就喝吧。放心，这酒度数低，不会醉的。”
我无奈，只好端起碗“咕噜噜”一口气喝下。原以为这碗酒灌下去肯定会倒下，结果不但没事，身上反而热乎起来。
酒过三巡话自多。人们又谈到这些年政策好了，分田到户了，吃饭已经不成问题了，只是经济收入还很低以至于孩子们上学都交不出学费，等等。
说话间，又上了一道清汤香菌。一路上，我看见好多人家门前都摆着一段枫杨树。我知道，用枫杨种香菌，一般正月就可以下种，二三月就可以收菌。香菌喜阴凉，在春天的阳光下生长。种子放进枫杨树的切口，经过春天暖气的催生和云雾的滋润，香菌就长得又肥又嫩了。
我喝了一口香菌汤，味道好极了。于是问：“多种些香菌不是可以增加收入吗？”
“谁要呀！”一个敦实的汉子摇着头说，“这儿离县城远，拿到集上卖，人家又都有。再说这东西又不能久放，现摘现吃呗。”
我沉默了一下，脑子里转动着一幅蓝图：“搞一些成本低，见效快的种养业，比如养羊、养鹅、种黄连，村前寨后栽上果树，还可以发展庭院经济，多种经营——”
“不成不成，果子没人要呢！”
“鹅羊卖给谁哟——”
这时，王乡长挥了挥手，说：“不谈这些，不谈这些。客人远道而来，要多吃菜呀！”说着，为我夹过来一只猪蹄。我刚要接住，他却将手缩了回去，小心翼翼地问：“您结婚了吗？”
我有点莫名其妙，笑着摇了摇头。
于是，王乡长赶紧将猪蹄塞到自己的嘴里咬了一口，并连声向我道歉：“对不住，真是对不住呀！”
满桌的人都笑了起来。王乡长向我解释：“咱们土家族有个风俗，没结婚的小伙子不能吃猪蹄的。不然，就找不到老婆了！”
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样说我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我可是从小就爱吃猪蹄呢！”
吃完饭，夜已很深。大伙儿都喝得差不多了，便各自抄着手回自家里睡下。
我和王乡长同居一室。睡不着，便依窗眺望山寨的夜色。
“多美的山中之夜呀！”我轻轻地感叹着。
“就是山太高了，看不远。”王乡长也轻轻地感叹了一句。
“哦？”我从王乡长的话里感觉到什么。是什么呢？一时想不清楚。
行程很快，天气变暖的时候，已经进入武陵山腹地。满眼所见的是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山衔着山，山抱着山。千山万岭，峰峦叠嶂。农民在狭窄的坡地上种瓜点豆，连一尺见方的泥土也不肯放过，统统被垦为耕地。山里汉子在那里犁地，三五步便到了头，牛站在悬崖边，既不能进也不能退。于是，汉子只得从泥土里提起沉重的犁辕，使劲地往后拉，身子后坐，几乎悬空在山崖外。那牛、那汉子在这一瞬间便成了一尊极富英雄气概的雕像。
这种奇特的山地画面，奠定了我认识武陵山，理解武陵山人民的基础。
爬上一座高高的山，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小片平整的旱地，稍远处有一个村落。这个地方叫天堡寨，村民大多在耕地播种。
路旁地头，一个农夫使唤着一头非常瘦小的黄牛。小黄牛已经累得口吐白沫了，可农夫仍在一个劲抽打它，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呵呀！呵呀！”
小黄牛似乎很委屈，低垂着头，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它那通红的眼睛好像噙满了泪水。
“喂！”我看不下去了，朝农夫喊道：“你知道做累了要休息，难道牛就不要休息了吗？”
农夫咧嘴笑笑，停下来，说：“不加紧，今儿的地就犁不完了。”
我蹲在地头，用手抚摸着可怜的小黄牛。它喘着粗气，用一种温和的目光望着我。
“干吗不使大牛？”我责怪农夫。
农夫摇摇头，说：“家没呢。这小牛还是去年买的，大牛买不起。”顿了顿，他问我：“你这位同志好眼生，是不是从县上来的？”
“不，我是过路的，走晚了想到这村里投宿。”说罢，我投过去征询的目光。
农夫扔下犁，从地头的暖水瓶里倒了一碗热茶给我，爽快地说：“没问题，没问题。我是本村的支部书记，小姓李，十八子李。”
我相当高兴，主动地向他出示了有关部门的介绍信。
李支书随便溜了一眼，笑着说：“恐怕招待不周，让你受委屈了。”他扭头朝一块地里的人喊道：“婆娘，来贵客了，快回屋做饭去！”
做婆娘的得到指令，便向在地头干活的小女孩交代了几句，匆匆地走了。
我扔下行囊，跑过去对女孩说：“我们一块儿干吧？”
女孩俏皮地问：“你懂得做活路吗？”
我笑笑：“你可以教我呀！”
她不好意思了，给我一把锄头，真的教起我来：“你在前面犁好的地方刨一个小坑，我在后面抓一把肥料放坑里，再扔几粒包谷种，然后用土盖上就行了。”
我们竟配合得很好，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没有干过农活的人，以为只要有力气就行，其实不然。简单的体力劳动，也是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智慧和风格的。
我一边干活，一边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虎妹！”她响亮地回答。
“呵，好神气的名字。你几岁了？”
“十三岁。”
“念书了吗？”
“小学没念完就不念了。家里没钱，爹娘让我做活。”她声音低低的，很委屈的样子。
“你喜欢读书吗？”
虎妹眨巴了一下眼睛，又得意地说：“我的成绩可好呢，年年是三好学生！”
我笑了，说：“等做完活后我送你几本书。”
“真的？”
“骗你是小狗。”我伸出指头与她拉钩。
白天快要过去，太阳的余晖把晚春的山野照得一片血红。山里的天很怪，等太阳刚沉入西边的群峰，四周立刻就伸手不见五指了。
晚餐炒了一串腊肉和十几个鸡蛋，我明白这是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山里人平时舍不得吃，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
吃饭的时候，虎妹问我：“叔叔，你送我的书呢？”
我想起了自己许下的诺言，赶紧从行囊里取出两本当地民间传说送给她。
虎妹接过书，饭碗一搁，高兴地跳到一边，凑到油灯下，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李支书见状，笑着说：“这孩子，生性就爱书。你瞧她那劲头，赶明儿见到她的小伙伴们，拿出这些书，还不知道吹啥牛皮呢！”
我递给李支书一支香烟，说：“你还是该让虎妹上学的。”
李支书咧嘴笑笑：“上月老师也来动员过了，说咱是支书，要带个好头，话是这样讲咧，可咱经济不行，去年刚十九岁的大儿子娶了媳妇，花了不少钱。小儿子今年也十六岁了，在县城里读初中，负担很重。反正虎妹也是个丫头，过几年就要给人了，不读也罢。”
我笑笑，故意批评他：“你是个共产党员，可不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呀！”
李支书突然急了，一块肉刚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便赶紧吐出来，用手掌接着，说：“不是我不想让虎妹上学，而是学校的老师没名堂，三天两头停课，花钱也白花。”李支书指了指虎妹，“她现在读四年级，可三年级的课还没上完呢。不信你问她！”
我瞧了瞧虎妹。她扭头“嗯”了一声，又凑在油灯下读起书来。
吃罢晚饭，来了很多乡亲，屋里屋外挤满了人。他们是特意过来凑热闹的。
“孙同志，问你个事，不要笑话呀！”李支书递给我一袋旱烟，见我摆手，于是自己点燃，吸了一口说：“面包是啥东西呀？”
“嗨！面包都不晓得？”一位青年农民抢着回答：“不就是用面做的馒头呗！”
我笑笑，没有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撕开口，一把抓出来，一一发过去。后面我够不着了，便有人接过烟替我散发。
李支书对青年农民的话颇不以为然，说：“先前我上县里开会，在一家又黑又暗又阔气的小屋子里看到人们用小勺从杯里一点点舀起那些墨黑墨黑的水往嘴里送，看样子很好喝的，于是我也买了一杯。啧，真贵，要一元五角钱呢！你能耐，知道那是啥东西吗？”
青年农民一下子傻眼了，但又不服气地反问道：“有那样的水吗？”
“怎么没有？我都喝了嘛！味道和颜色跟我们的涮锅水差不多，墨黑墨黑，苦涩涩的。”
我也糊涂了，半天没弄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李支书见大家都答不上来，乐了：“哈哈，告诉你们吧，那东西叫咖啡！”
我乐坏了，笑得连眼泪都快滚了出来。
“咋？我说错了吗？”李支书显得有点慌乱地问道。
“没错，没错。”我忍住笑，“那墨黑墨黑的涮锅水一样的东西，正是咖啡！”
“城里人真怪，喝这种水干吗？”青年农民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地嘟哝着。
李支书的婆娘捶了一下老公，嗔怪道：“亏你这么大个人，你想喝涮锅水屋里有的是，花一元多钱在外头买，真是！”
李支书搔搔脑壳，想解释，又觉得说不清楚，只是嘿嘿地笑着。
“你们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了吗？”我转换了一个话题。
“吃粮还勉强能凑合着，就是经济收入太少……”李支书告诉我。
“摊派却很多！”那位青年农民抢过话头。
“摊派？”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报纸上经常有“要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乱摊派”的呼吁。
也许是“摊派”太敏感，群众立刻七嘴八舌起来。我用笔粗略地记了一下，摊派名目大约有三十多种，每项少则五六角，多则十来元，甚至几十元不等。这对年人均收入不足二百元的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听说在广东打工挺挣钱的？”一位扎着长辫子的姑娘问道。
“这里也有去广东打工的？”我感到有些意外。
“听乡上干部们讲的。有的说挣钱，有的说不挣钱，到底挣钱不？”
我见人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便尽自己所知耐心地作了解答。我知道，在武陵山区这个地方，有些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山沟，他们活动的范围充其量不过是步行一天的路程，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得到县城走一趟，当然更难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了。加之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没有报纸可看，也没有收音机可听。他们的信息几乎完全依靠口耳相传。旅行中我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个县的邮递员一般总是将信件和报刊送到乡政府，由群众自己去取。而乡政府却从中渔利，平件收保存费一角，挂号收二角，汇款单则收得更多。本来负担很重的农民哪里经得起这般盘剥，于是，那些有关科技、信息方面的资料，虽然堆积如山，却无人认领。
“有井水吗？”说了很多话，感到口渴，便想喝一碗清甜的井水。
“井水？”李支书愣了一下，说，“谁家有？去取一碗来。”
片刻，隔壁大婶端来一碗呈金黄色的水。我不及多问，以为又是少数民族的“油茶”之类，接过来就大喝一口——扑！我感觉嘴巴里的水又咸又酸，连忙吐出来，惊愕地问：“这是什么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