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婶急了：“这正是咱家浸萝卜的浸水呀！”
我的天！原来他们将“井水”误听为“浸水”了。当我亲自跑到水缸里舀一碗井水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轰地一下都笑了起来。
一直畅谈到午夜，大家才渐渐散去。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虎妹提着一个葫芦送给我，说：“叔叔，你用它在路上装水喝吧。”
“谢谢你，虎妹子！”我摸着虎妹子的头，心里涌起无限的感慨。在武陵山旅行，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无论哪一家，你都可以一直走进去，把行李放在地上，随便地坐着，无须任何虚伪的客套和主人聊说。主人的脸都是和善的，一杯热茶、一袋旱烟，一碗包谷酒，一天的疲劳便统统地扫去了。他们都对我再好不过，可是我却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才走下天堡寨高高的山坡。
下午路过一个村庄时，我被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吸引过去。这读书声是由一座茅屋里传出来的。
茅屋共两间，其中一间铺着床，架着锅，显然是教师的卧室兼厨房。另一间支了一块脱漆的小黑板，前面摆着四条长木凳，没有桌子，孩子们将书包用一小木板平放在腿上写作业。我数了数，一共有九个孩子。
讲课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教师，他见我站在门口打量，便放下课本，热情地请我到屋里坐。
老教师替我倒了一杯茶，主动介绍道：“村里头还有一所学校，在山的那边。这边是两个居民组，孩子们小，到山那边去读书很不方便。村里曾多次申请在这边办个学校，但是财政困难，教育局不批。所以，我就在自家办了个……也算是学校吧，已经办了十一年了。”
我凝视着老教师，他很瘦弱，那张脸经长年的艰辛已经爬满了蛛网般的皱纹。头发、胡须苍白，背微微佝偻着，上身穿一件已经褪色的蓝布旧衣，下身是一条不辨颜色的大裆裤，屁股上打着补丁。
我禁不住问道：“您从教几年了？”
“快四十年了。”老教师告诉我，“我是民办教师，国家每月补贴我三十二元五角钱，不太够用，课余时间还要帮家里种地。”
“你每天上几节课呢！”
老教师回答：“每天上五节课，与正规学校是一样的。山里孩子念书不容易，我不能误人子弟呀！”
这时，我发现一个女孩子在用左手写字，就问：“小同学，你怎么不用右手写字呀？”
她“刷”地站起来，伸出右手，毕恭毕敬地回答：“报告老师，前年我家失火，我的右手被烧坏了，不能使了。“
我摸着小女孩的手，又看看面前的老教师，心里感慨万千，他们真是不容易呀！
我告别老教师，往村里走去。路过晒谷坪，忽然听见一片吵闹声，继而看到几个青年人扭住一个汉子在厮打。一个青年脸色铁青，咬着牙关，左手揪住汉子的腰带，右手握紧拳头，往汉子的肋部猛力捶去，嘴里高声喊着：“给老子跪下！”
汉子气得眉毛抖动，连哭带喊：“你们凭啥打人？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呀……”
几个青年人将汉子捆起来，绑在树上：“看你老不老实！”
村里围观的群众敢怒不敢言，只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几个年轻人。
就在这时，有一位穿戴整洁，颇具威严的长者在几个农民的引领下疾步走来。
“把人放下！”长者人未到，就高喝一声。
几个年轻人显然没有料到会有人干预，正待发火，但一看来人，却一个个愣了。
好一会儿，为首的青年人清醒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候长者：“何厅长，您老从省上回乡探亲呀……”
没容他把话讲完，这位被称为何厅长的老大人就劈头骂道：
“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太不像话了！中央三令五申要密切党群关系，你们这几个东西哪里有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
为首的青年人挨了骂，心里不服，于是申辩道：“您老刚回来，还不了解基层复杂情况……”
老大人眼睛一瞪，又劈头骂道：
“混账！你不知道打人是犯法的吗？还不快把人放下！谁给你们权力，竟敢打骂群众？我倒要去问问你们的县委书记，还要把情况报告给省委。共产党的天下，不能叫你们这些狗东西败了！”
被拴在树上的汉子绳索刚被解开，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嗵”的一声跪倒在老大人的脚下，连声喊道：“何厅长，您老要给乡亲们做主呀！”
为首的青年人见事不妙，便挥了挥手，带着人走了。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诉苦中，我知道那几个青年人是乡政府的干部和雇来的“治安员”（群众称其为打手）。人们的发言很踊跃，吵吵嚷嚷的，连哭带喊，我听不清他们到底讲些什么。但是，我从人们的表情中看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何厅长问群众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向上反映？群众说：“那可不敢，要打击报复的，只能对您老摆摆这些事儿。”
乡政府离该村大约一个小时的山路。我走到乡政府时，已是傍晚。乡党委书记小向接待了我，他带我去食堂吃饭。我见又是“酸菜面条”，不觉皱起了眉头。这种面条没有任何佐料，煮熟以后，从坛子里舀一勺咸酸菜放进碗里稍一搅拌即可。一路上，因为常常吃这种面条，我已经闹了肚子。虽然这样，但是我毫无怨言。我知道，这一带的乡干部生活是相当苦的，常常是“三两米，一碗汤，外加一瓢白菜秧”，能吃一碗酸菜面条已经是很不错的伙食了。乡干部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星期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由于山里人居住分散，从这一户跑到那一户要走很远的山路。而且白天往往找不到人，因为山民都外出干活了，只有深夜才能开展工作。一个人在山里走夜路，可以时常看到山腰间忽明忽暗晃动的火把和手电光亮，那一定是乡干部们在走村串寨，开展工作。乡干部们“下乡”，没有任何补助，对此他们虽然有意见，但由于财政困难，也无可奈何。“年头催耕催种，年底催粮催款，一年四季刮宫引产”这句顺口溜，可以看出乡干部们的工作难度。
我的酸菜面条里意外地多了两个鸡蛋。小向还自己掏钱到小卖铺买了一斤包谷酒和花生米。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说。
小向告诉我，他们乡大多是“招聘”和“顶替”干部，这类干部普遍文化低，有个别的甚至是半文盲，不但不能胜任工作，而且组织纪律性极差。在我问及打人事件时，小向没有正面回答。他皱皱眉告诉我，有一次他与几个干部深夜到一户农民家动员买杂交粮种，这家不但不买，而且叫来全家六兄弟，这六兄弟个个练了武，他们拿着棍棒就要打乡干部。小向叹息一声，道：“唉，在乡下工作，没有安全感。”
“杂交粮种是怎么回事？群众对此意见好像挺大的。”我呷了一口酒，问。
小向说：“这是杂交水稻粮种，亩产最低可达1200斤，但群众不懂科学种田，他们宁肯种产量低的常规稻。有的农民居然拿四元钱一斤的谷种来喂鸡！你说愚昧不愚昧？”小向轻轻地摇摇头，接着说：“推广杂交粮种，是县里下达的任务。可县里不顾实际情况，我们乡土地少，谷种任务却来得多。去年下达给我们乡的谷种指标是1800斤，今年却来了2400斤。用不完也种不了，但又不得不硬摊派给农民。”说到这里，小向重重地叹息一声，“唉，我真想辞职不干了！”
这碗酸菜面条一直吃到深夜才吃完。从与小向的交谈中，我多少得知一点事情的真相。为了在指定的期限内摆脱贫困，跨越温饱线，完成上级下达的硬指标，乡干部都被扣发了工资，算是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的要写检查，受处分，甚至撤职。一级压一级，一级比一级厉害。于是，便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故事：农民不买地膜就不给扶贫贷款；不种烤烟就不供应化肥；不买杂交粮种就先强收全年的农税和定购粮，等等。由于一些干部自身素质差，讲不清道理，动不动就对群众实行罚款、拉牲口、撬瓦片之类的土政策。对那些强硬抵触的“刁民”，更是不惜采取罚跪、捆绑、吊打等粗暴手段。对此，一些干部也认为上述作法不对，但又似乎找不到良策。对于上级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他们有苦难言，两头受气，任务完不成，上级要处罚，强行贯彻下去，群众又不满。在上级眼里，他们水平差、点子少、方法简单；在群众眼里，他们都是些“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因而常常搞得他们无所适从。
难道真是一场糊涂官司？
但愿不是。
我继续向大山深处走去。
沿途的房屋不是聚族而居的，而是零零落落地东一座茅房，西一座土屋，从山腰的灌木从中隐隐地显露出来。
白天很快又过去了。黄昏的风裹着暮色停歇在山坳下，太阳西沉。道路两旁尽是黑黝黝的树林，显出山中长夜的冷清和凄寂。
我往前走着。山路很窄，陡滑，平常走的人，估计不会多。山坳到底有没有人家，我来不及考虑，只觉得有人走过的路，就总会通到人家的。
我从行囊里摸出两颗煮熟的土豆，一边走，一边很熟练地剥掉土豆皮。在武陵山旅行，土豆是携带最方便，也是最容易得到的食物。
前面露出了亮光，那是灶里升腾出来的明火，可以肯定这家人正在做饭。
简直令人不敢相信：火光是从一个山洞里透出来的，里面住着一家六口人！夫妻俩，一个老人，三个孩子。他们都衣裳褴褛，围着火炉，像一群耗子。山洞约五米宽深，地下潮湿不堪。角落里铺着一些玉米秆和稻草，这便是他们全家栖息的“床”了。没有被子，也没有棉袄，全部家当只有一口铁锅，锅里正煮着玉米糊。“床”边放着一个旧得发朽的木箱子，掀开看看，里面约有二十多斤玉米。一个水桶，八只碗，筷子是用竹片自己削制的。一只老母鸡没吃饱的样子，“咯咯”地叫个不停。
我走到火塘边蹲下，身上立刻感到暖和起来。男主人憨厚地笑笑，并不说话，只是埋头用粗糙的大手很认真地卷了支喇叭筒递给我，又用茅草为我点燃。他自己则在一根烟杆里塞满烟丝，烟杆起码有一公尺长，像一根龙头杖，做工精细，头尾包着黄铜皮。他将烟杆头伸进火里，“吧嗒吧嗒”狠命地吸着。
“你几岁了？”我问这家大女儿。
“九岁。”
“念书了吗？”
她摇摇头，眼圈红了。
我想了一下，又问：
“你们家没有被子，下雪天盖什么呢？”
她黑亮亮的眼睛望着我，轻声说：“盖被子，要盖新被子的。”
“新被子在哪？”我不禁四下扫了一眼。
女孩子不说话了，泪水哗哗地滚了下来。我后悔了，我明白自己无意中刺伤了一个纯真女孩的美好憧憬。她是要盖被子，是要盖新被子呀！
我又问这家男主人：“你家怎么这样穷呀？”
男主人闷声闷气地告诉我，他命不好，一连买了两头牛，不到半年全死了。听说种烤烟来钱，可是没有技术瞎折腾，烟地变成了大花园。人家一亩烤烟收入四五百元，他的一亩连四五十元也收不上。入不抵出，最后成为“暴贫”！
“你家的困难政府知道吗？”我问道。
他漠然地笑笑，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说出一句话来：“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只见到一个副乡长来过一回。”
唉，山高皇帝远呀！我叹息了一声，从行李包里拿出进山时穿的毛衣毛裤，放在玉米秆上。
我要走的时候，这家大女孩忽然扯住我的衣角，泪汪汪地喊道：“叔叔，我想读书，我要读书呀！”
我的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这喊声多么的熟悉。
我帮小女孩揩着眼泪，声音有些颤抖：“小姑娘，你会有书读的，会的……”
她真的会有书读吗？我不知道。现在虽然有关教育改革方面的宏论随处可见，但到底有多少能够落实到这样的山旮旯里，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些山民的儿女？
“真的吗？我啥时才能上学呢？”小女孩天真地追问道。
我呆呆地看着她，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走了。一直走出好远，还能听到小女孩的哭喊声。
山坳上是一个苗寨。寨长告诉我，像山洞里这家人，他们寨还有七户，占全寨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武陵山！这片为砸碎贫穷枷锁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红土地，仍然被贫穷所困扰。
太阳依旧。我朝山下走去。
半道上遇见一个牵着毛驴的商贩。
“这深山里有什么买卖可做呢？”我非常奇怪地问他。
商贩说：“生意好做呢！我进山时带来的几驮日用品不到两天就卖完了。”他又指了指驴背上驮着的两筐鸡蛋，问我：“你猜猜这三百个鸡蛋多少钱？”
“二十元钱吧。”我认为这个价格已很低了。
商贩却咧了一下嘴巴，颇为得意得说：“告诉你吧，我是用一件衫衣换来的，顶多五元钱。”
“这些鸡蛋你怎么弄出去呢？”我问。
商贩说：“等两筐收满了，用毛驴驮出去就是了。除了路上损耗的，到了城里，总能赚上一些。当然，还要捎带一些其他的山货出去。来一趟不容易呀！”
我惊异了！是呀，山路难行，农民到集市或是县城一天又回不来，自己去卖那点东西，也许连吃住的路费都不够。唉，没有公路，天也低来地也窄，肩挑公粮爬坡岭，山果烂在山沟里……
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刚进山时农民的那些话：
“果子没人要呢！”
“卖给谁哟！”
一踏进武陵山，我就被这片古老而神奇的红土地深深地吸引了。或许是它太古老，让人永远也看不清，道不明，挖不透。我又想到了这些始终沉默的巍巍群山，它们存在亿万年了。春风、夏阳、秋雨、冬雪，抚摸着、晒烤着、沐浴着、摧残着，它们不也走过来了吗？它们还要走下去的。人是不是也这样呢？一代又一代，唱着古老的歌，一程一程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