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3日。我出生在湖南省道县一个普通干部家庭。
在学校念书时，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考试常常不及格。所以，初中没毕业，我就辍学了。由于我没有任何专业特长，辍学回家后，便只能靠跟别人干干苦力或打打零工过日子。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父亲终于想起了我的前途。
老头子对我谈了好几种职业，让我在这些职业中加以选择，可是我没有对任何一种发生兴趣。工作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痛苦的、梦幻般的问题，不知从何时起紧紧地拽住了我，使我不能自拔。显然，凭我当时肤浅的阅历压根儿就不允许我把如此庄严凝重的问题想得很深很透，一切的思想似乎都是隐隐约约的，看不真切的。我只是在自己胸中有一个价值标准，我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
1983年冬，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个事件使我对人生有了某种领悟！可以说，它是促使我踏上远游之路的导火线！
记得那天，我到当刑警的哥哥家玩。我看到他的手枪挂在床头，便鬼使神差地抓过来把玩。突然，“砰”的一声，扳机走火，一颗子弹钻进了我的右小腿。
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抚摸着从腿肚子里取出来的沾满了污血和腐肉的子弹头，我万分惊悸地想到：假如这一枪不是打在腿上，而是打在脑门上或胸口上呢？
死亡，只有面临它的时候，人才会感触到这个问题。
我无限惊讶地凝视着生命背后的这一片阴云，猛然醒悟到生命的短暂和它的不可捉摸。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生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宣告结束。
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昼夜交替，日子循环往复。美丽的青春在不知不觉中，被岁月剥了一层又一层。我感到悲哀，这种悲哀是一个人在无法把握社会和自身时所必然产生的悲哀。
我已经不知道，曾经有多少个夜晚，我默默地仰天长叹，默默地咽下感伤的泪水。我已经不知道在那些孤寂彷徨的日子里，我的胸中汹涌过什么！
我终于决心要走一条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方式去生存。
可是，路在哪里呢？
我的脑子里一片迷茫，只是觉得在我的周围，在遥远的天边，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我。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去寻找那个声音，那个虚无缥缈的声音。
这便是我远走高飞时的最基本的精神状态。
它是含混的、模糊的、朦朦胧胧的。不过，我的确真切地感到了在自己身上发育着某种很年轻的东西。虽然它是非理性的，它不过是个婴孩，但正是这种脆弱的精神力量，促动了我整个的神经系统，驱使着我走向一片新的天地！
1985年3月18日，我踏上了远行的路途。
我的行李非常简单，只有几件洗换的衣物。行囊底层藏着120元钱，这是我所有的积蓄。我想象不出我要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更想象不出将有什么样的遭际在等着我。
桂林，衡山，岳阳楼，仅十天的工夫，我赶集一样地搭火车穿梭在这些名胜之地，我完全沉浸在一种无拘无束的游乐玩耍中，这种兴趣，对于一个涉世未深又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人来说，一点儿也不奇怪，看什么都是稀奇和新鲜的。
然而，随着口袋里的钞票一天比一天少，我才终于醒悟到，不能再随便花钱了。
由武汉开始，我的徒步旅行终于拉开了序幕。最初的几天，我老是被地图牵着鼻子走，每天总想走到既定的目的地，而这些目的地大多是前方数十公里的某个县城。后来我发现这样不停地赶路很疲惫，最糟糕的是到了县城后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而且还面临不断地掏腰包住旅馆的问题。很快我改变了自己的旅行方式。我每天仍然不停地走路，但不再有具体的目的地，什么时候不想走了，就停下来。这样，反而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广大的农村。而中国的农民大多是热情善良的，他们常常请我喝茶，留我吃饭并提供住宿。我很少遇到不接待我或对我满怀敌意的人。但是在城里，我却很难享受到这些待遇，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认识人们。
走到天门县时，买了一根油条，终于宣告了身边的最后一分钱已经不归我所有。我在城郊的田地里转悠了一阵，希望能捡到几个红薯或玉米棒什么的。可是，遗憾得很，这里没有玉米田和红薯地。
我正要失望地走开。这时，在地头干活的一位青年农民走过来询问我。我老老实实地向他讲了自己的处境。这一段的漂泊生活告诉我，为人应该真诚，不能耍花腔，一般讲起来，一分真诚总是可以换来另一分真诚的，甚至友谊。果然，青年农民邀请我去他家吃午饭。这对一个旅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喜出望外的！
这位青年农民叫崔又发，家境很贫寒。他21岁，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午饭再简单不过，一锅粥，一盆白菜，外加一碗萝卜干。白菜似乎没有放油，完全是用水煮熟的。
几碗热粥下肚，感觉肚子胀鼓鼓地舒服。我告辞的时候，崔又发拉住我的手，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劣质烟，对我说：“真抱歉，没啥子帮你，这烟你将就着抽吧。”
我谢过崔又发，心情愉快地朝天门县城走去。
漂泊的路上，没有“银子”，就面临两大根本问题不好解决，那就是吃饭和睡觉。相对来讲，吃的问题还好对付，一个大活人，饿死的可能性终归比较小，但要睡个好觉就困难多了。常常露宿街头，体质弱的人会受风寒，运气坏的话还真有可能病死或冻死在野外的。
我在县城的大街上走了一阵，并在一个垃圾堆里翻到一些废品，卖了一角钱。但这显然是杯水车薪，派不上用场。经过县政府大院时，我突发奇想，要去青年之家团县委走一趟，也许他们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哪个单位的？有证件吗？”看大门的老头喝住我。
我没有单位，也没有证件。那个时候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证明个人身份主要靠单位出具的介绍信，也就是所谓的证明。
我好说歹说，老头总算网开一面，放我进去了。团县委只有一个女同志在值班。她叫王慧芝，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当她听说我还没有住处时，便提笔开了一张介绍信，让我去县政府招待所住宿，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些招待所食堂的餐券送给我。
我的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无限地感激之情，这个收获显然是我没有料到的。我真想大声高呼：“共青团万岁！”
我兴高采烈地来到县政府招待所。可我的心里却又不由得犯开了嘀咕。因为我并不知道凭团县委的介绍信，招待所是否可以免费住宿。如果由我自己掏腰包，那是掏不出来的。我犹豫着，最后谨慎地要了一个最低档的铺位。这样的话，即便掏不出钱来，面子上的颜色也会好看一些。虽然这样，但心里还是不踏实，趁服务员登记时，我故意漫不经心地问她如何结账？此时我已想好了一个小招；如果让我马上结账，我就找个借口开溜，另寻栖身之所；如果住完后再结账，就暂且住下，再慢慢设法。可服务员的回答又让我高兴得差不多跳了起来，她告诉我，招待所是凭介绍信每月找介绍单位统一结账，客人只需在介绍信上签个字就行。
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不仅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觉，而且口袋里还揣着一大把餐券。我开始琢磨着该如何享享口福，我已经好久没吃到一顿像样的饭菜了。我估摸这些餐券怎么着也会有四菜一汤。最好是有一盘辣椒肉片，一盘猪耳朵，一盘炒鸡蛋，一碗豆腐汤，对，还得有一盘花生米和二两白酒。人生最美的享受莫过如此呀！
晚餐时间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食堂里。我得意洋洋地将所有的餐券递给服务员。服务员也不多问，很快就送上来###份同样的饭菜。我一看，顿时傻了眼！于是，只好放开肚皮猛撑。周围其他就餐的客人瞧着我，以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大饭桶，都偷偷地发笑。我本想好好享受一番，却没料到团县委送我的餐券是预备我多天用的，结果被我一顿就挥霍殆尽了。
行程很快，每天都是八十里大站，五十里小站。进入鄂西，地平线出现了群山的身影。一望无际的平川不见了，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挺拔的山峰和宽深的沟谷。中国最大的汽车城——第二汽车制造厂就坐落在这群山深处的十堰市。在这里，我有幸参观了汽车生产的流水线。
接着往西走，就进入了大巴山地。我在陕西白河县境内游历了十多天。当地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令人感慨不已。白河县当时有20万人口，居然有7万人靠政府救济度日，其中3万人患有各种残疾，或聋或瞎或哑或痴呆等等。有时，我从村边走过，一些痴呆者就会盯着我一个劲儿傻笑，你同他们说话，他们全然不懂，只是“呵呵”地傻笑不停。白河县由于长年严重干旱，再加之历史和地理诸多原因，有些乡村小麦平均亩产才25公斤。此情此景，不由得叫人一路欷歔。
过了秦岭，我在西安停留了五天。此时，我的胶鞋已经磨破，而且露出了脚指头，脚板也起了泡。我迫切希望能搞到一双新鞋，可是，我没有钱。于是，我来到西安胶鞋厂。厂长听说我徒步旅行，大加赞赏了一番后，便免费赠送了一双运动鞋。
我的徒步旅行总体讲是相当愉快的。几乎每到一地，都有淳朴、善良的人们请我吃饭，留我住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然而，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却给我眼前的快乐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差点成为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