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罗斯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的过渡状态，社会发展道路和摆脱危机的出路之争集中表现为权力之争
在“8·19”事变和苏联解体中，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苏共失去了掌权地位，俄罗斯社会处于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在社会的急剧转变时期，经过七十年高度集中统一，在国家机器、党的铁的组织纪律作用下，长期板结的俄罗斯社会，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动荡之后，又进一步剧烈分化。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集结、组合、反复改组，结为千余个政党、运动、组织，形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二次建党高潮（第一次是在1905年革命中）。截至1992年6月，在较大的25个政党中，有20个是“8·19”之后正式向政府登记的。1992年6月“公民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俄罗斯“左”中右这种大的政治分野基本明朗。
在这个过渡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激烈斗争。斗争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争夺政治权力。为什么说这个权力之争实际上是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之争呢？
第一，俄罗斯社会正处于过渡时期。但是这个社会向何处去并没有解决，就是说，俄罗斯将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建立什么样的经济模式（特别是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结构、政权体系，确立什么样的外交战略等并没有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各个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有着不同的观点、纲领和政策，并力图使社会接受自己的主张，不言而喻，这只有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保障来实现。而上升为掌权派的、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有效地控制俄罗斯、按照自己拟想中的模式来重新塑造俄罗斯，没有能力使俄罗斯走出困境，于是，为使俄罗斯按照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要求发展而展开的权力斗争就不可避免地激烈起来。
第二，叶利钦在这场斗争中节节败退、哈斯布拉托夫步步进逼最基本的原因是前者领导的经济变革不断遭到失败，从而不仅不能使俄罗斯社会的深重危机得到缓解，反而加重了这种危机。经济变革方针问题是总统、政府同“建设性反对派”斗争的最突出问题，也是决定斗争胜负的关键性问题。哈斯布拉托夫在第九次非常人代会上说，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第一阶段的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这个看法还是合乎实际的。现在看来，总统、政府实行的“休克疗法”、加速私有化、依靠西方推进经济变革的方针同以公民联盟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反对派”提出的，加强国家的宏观控制、把强大的国有经济成分同其他经济成分结合起来，逐步地、有步骤地实行私有化，不把经济变革的成功寄托在西方身上的方针的区别，不仅仅是“急进”与“渐进”的方针和方法上的区别，而是带有建立什么样的模式、带有方向性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道路、模式的分歧将会越来越清楚。俄罗斯人代会从1991年授予总统决定大政方针（包括组织政府的人事大权）的“补充权力”，到1992年4月六次人代会、同年12月的七次人代会要求收回“补充权力”、限制总统权力，到1993年3月要求弹劾总统，都是随着叶利钦的经济变革计划接连失败、俄罗斯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而出现的。
第三，当前的政治危机，单用个人的权力之争不能得到较为完全的解释，它有着广阔和深刻的背景。首先是现在的人代会是在“8·19”以前，在1990年5、6月间选举产生的。当时1041名代表（空缺27名）中，登记为苏共党员的就有912名，约占全体代表的90%。“8·19”之后又一直未改选。这种构成同当前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不可能是相适应的，尽管人民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已放弃了共产党的党籍而参加了别的党派。因此，出现了维护与要求取消人代会之争是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必然结果。其次，现行的宪法是1978年通过，后来经过多次修改的，新的宪法尚未产生。俄罗斯应该立什么样的政权结构和体制等问题，在新宪法产生过程中，分歧和争论难以避免。当前的总统与议长之争，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争，突出的问题是总统制与议会制之争，是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体制之争，它本身也是俄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其中明显有个人权力之争，是二者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仅用个人权力之争还概括不了这一斗争的广阔和深刻的背景。议长哈斯布拉托夫曾是叶利钦在“8·19”事变中的密切合作者，副总统鲁茨科伊则是叶竞选总统时的伙伴。他们从政治上的合作到发生分歧到成为政敌，反映着俄罗斯社会在急剧的动荡和转变时期不同阶层、集团在选择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这个斗争中越来越带着个人争权夺利的色彩和性质，这也是符合一般政治斗争的规律的：即使是这样，这种个人权力斗争也始终要受到其代表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压力、影响、制约乃至于决定的。一年来的斗争过程说明了这一点。
二、社会发展道路与当前政治斗争的前景
预测当前政治斗争的前景宜将分析政治力量的对比与研究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结合起来。处于过渡状态的俄罗斯社会将按什么方向道路发展？现在被否定的、被“破”的东西是比较明朗的，而“立”什么制度则只是依稀可辨。比如，否定了传统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否定了原来的单一性的公有制，但将来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哪一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否定了封闭半封闭的经济模式，但建立什么样的外向型经济？否定了只有共产党一党独存的政党制度，但形成什么样的多党制？否定了“议行合一”的体制，但将建立起什么样的权力制衡体制？在外交战略上，在俄罗斯重新崛起以前，不能不放弃霸权主义，但按什么主张（“欧洲主义”、“欧亚派”或“东方派”）作为外交的指导思想？等等。这些未知数，也是各派政治势力在社会过渡时期斗争的主要内容。
斗争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只有代表俄社会发展方向的政治势力才是未来俄罗斯社会的主人；但社会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又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因此社会发展道路是各种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政治斗争的结果仅用“客观规律”、“必然性”去判断是不够的，它还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有：①各派政治力量的强弱；②斗争的策略和方法：③在社会急剧动荡中多数群众的情绪（这种情绪并非都是理智的）；④国际社会的压力特别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压力，⑤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如何把社会发展道路与当前如何使社会摆脱危机结合起来，二者并不常常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悖的。由于俄罗斯的密谋政治的历史传统及其既有忍耐精神又易走极端的民族性格，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下面对当前各种政治势力作粗略分析：
左翼政治力量情况较为复杂。代表斯大林模式的政派——共产主义组织中的极端派[苏共（布）]是没有前途的政治势力，不可能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力量。“8·19”事变的结果历史地宣告这种模式的失败，虽然当时的“非常委员会”并不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共产主义组织中的很多党派同他们划清界限并非偶然。1993年2月，俄罗斯共产党在俄共产党人党、俄共产党人联盟、俄社会主义劳动党和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基础上重建起来。这是共产主义组织走向联合的标志，给人带来共产主义力量复兴的新的希望。它将对俄政治斗争结局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将成为推动俄社会发展的“合力”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这个党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难以摆脱的沉重包袱、原俄共党员大多数的消极态度，短期内难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如果其纲领、路线、政策对头，也许能有较大的作为。它能否复兴、壮大、发展，将会经受一系列考验：如何真正吸取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如何正确对待党内意见分歧（目前联合起来的各派，原来的主张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如何适应新的政治斗争方式，把议会内的斗争同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如何正确对待中间政治势力，避免中间政治势力和右翼政治势力联合对待左翼政治势力的局面；如何利用当前的政治危机发展自己等等。
右翼政治势力正处于被动的不利的地位。叶利钦所主张和实行的方针、政策，即急进地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摸式、急进地实行私有化的政策、外交上投靠西方，已被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是很难行得通的。叶利钦的步步败退是这一派力量下降的标志。但仍然存在着同“建设性的反对派”妥协的余地。
在当前俄社会政治派别中，公民联盟是最有实力的现实政治力量。首先，在俄国社会的转轨过程中，原苏联社会的“管理者阶层”、“官僚阶层”的要求和主张很值得特别重视。这个阶层原来的经济基础（原苏联的那种单一的公有制、带有很强烈的军事化色彩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在“8.19”之后远没有解体（市场经济远未建立、私有化只是起步），因而很有力量。公民联盟便是这个阶层中转向“民主派”的这一部分组成的。它是以厂长、经理阶层为支柱的有着相当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它在人代会中占有40%的席位。公民联盟中的“革新联盟”自称代表了70%的国营工业企业的经理。其次，从公民联盟成立时的文件来看，它抛弃了已明显没有生命力的旧体制，而在过渡阶段中注意从俄现实情况出发，寻求新的出路。它主张在“保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摆脱危机”，渐进式地走向市场经济；渐进式地建立混合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反对政治激进主义和革命癖，主张稳定现有的权力结构，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改革；在外交上突出俄罗斯利益，不赞成倒向西方，反对“使俄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可怜附庸”。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遭到失败、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叶利钦推行的露骨的资本主义化的方针又接连遭到挫折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主张可能是较易为社会所接受的新的选择。
三、妥协的可能性和不稳定性
就俄罗斯当前的政局看，在权力斗争中主要的两派，再次妥协的可能性大于一派搞垮另一派的可能性。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仅靠“和平的”政治斗争（议会斗争、全民公决等）很难实现摧垮对方的局面，除非武力解决问题。而武力解决问题就要冒极大的风险。只要存在政治解决的希望，谁也不敢轻易走这一步险棋。因为军队不统一，1992年年底，军队曾明确表示支持总统，声言不许搞掉总统，最近叶利钦发表实行总统“特别治理”讲话后，军队则采取“不介人政治斗争”的审慎态度。还因为广大群众政治情绪低沉，“8·19”事件说明，大多数群众是不主张动用军队解决问题的。
第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民族矛盾继续发展，存在着第二次解体的现实危险。如中央政权机关中争夺权力的斗争继续激化，就可能使这种危险性变成现实性。如果说苏联第一次解体是俄罗斯一派政治势力的自觉行动的话，那么当前斗争的双方，连同左翼的政派均不愿意发生“第二次解体”。这是抑制当前权力斗争的重要因素。
第三，从1992年初以来，一方面是权力斗争逐步明朗、升级，另一方面又出现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其原因之一是对立的双方没有一方有力量足以把对方搞垮；二是双方在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上虽有分歧’也存在共同点，如建立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反对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等。
然而，1992年以来的事实也说明，这种妥协是暂时的，是不稳定的。
第一，俄罗斯的稳定必须有一位易为各方所接受的铁腕人物。叶利钦作为“出色的反对派”，看来不是一个有能力领导俄罗斯实现过渡的理想人物，他难以恢复到“8·19”前后的威信。但目前他仍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还可能再维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政治形势难以稳定。
第二，摆脱当前的社会危机，是达到社会政治新的平衡、新的稳定的最重要条件，而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没有两三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在这个期间存在的妥协不能不是脆弱的。
俄罗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但根据其不断的变化分析其可能的发展趋势还是必要的，有益的。
（作于1993年4月中旬）
原载《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