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事件是苏联“8·19”事变的继续，是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是社会政治斗争、特别是总统、政府与议会斗争激化的产物。
十月事件的性质同两年来斗争的性质是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从斗争的过程和内容看，这场斗争包含着权力之争，并且权力之争的成分越来越大，越来越突出和明朗，但其实质应该说是关于俄国确立什么社会制度，选择什么发展道路之争。权力之争是这个斗争的集中表现。
“8·19”事件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被抛弃和苏共掌权地位的丧失，俄罗斯社会正向着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然而，这个社会向何处过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是说，俄国将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建立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结构、政治体系、确立什么样的外交战略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个过渡时期的初期，被否定的、被“破”的东西是比较明朗的，而“立”什么制度只是依稀可辨。比如，传统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模式被否定了，但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原来的单一性的公有制被否定了，但建立哪一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单独执政的政党制度被否定了，但形成什么样的多党制？一党高度集权、“议行合一”的政权体制被否定了，但建立什么样的权力制衡体制？在对外战略上，在俄罗斯重新崛起之前，传统的俄罗斯霸权主义不能不放弃了，但以什么主张（“欧洲主义”、“欧亚派”、“东方派”）作为外交指导思想？等等，都是未知数。
已知数是有的。如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多党制、权力制衡体制等。已知数反映的是俄国当前社会在这个阶段上的某种程度的共识。为什么有这些未知数？因为存在着不同利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有不同的主张，并且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展开斗争，而各派、包括掌握着主要的政治权力的派别在一定的阶段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社会普遍接受自己的主张。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争夺政治权力是为了实现其纲领、主张、方针、政策，使俄国确立起符合本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的社会制度，使俄国社会朝着实现其利益的道路发展。争夺权力的斗争表面上是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实际上他们是作为阶级和阶层的政治代表出现的。哈斯布拉托夫曾是叶利钦在“8·19”事件中的密切合作者，副总统鲁茨科伊则是叶竞选总统时的伙伴。他们从政治上的合作到发生分歧，到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正是反映了俄国社会在急剧动荡和转折时期的不同阶级、集团在选择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明争暗斗。这个斗争越来越带有个人争权夺利的色彩和性质，但个人权力之争也始终受到其代表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压力、影响、制约，乃至于决定的。即使个人野心家，一旦失去其社会支持便会被抛弃。
在分析斗争的性质时，笔者认为要考虑广阔的社会背景。这场斗争主要是在总统、政府与议会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舞台是议会。但实际上整个社会各个政治派别都卷进来了。斗争的双方都把议会内和议会外的斗争结合起来。在十月事件中，作为总统和政府的反对派，其代表人物是曾经以建设性的反对派首领出现的议长和副总统，而其基干队伍则主要是议会内外的激烈的反对派——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左翼政治势力。
还必须提到，这里说的社会制度不仅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根本制度，而且指政治经济领域的各种具体制度，如政治上的议会制或总统制，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或社会市场经济一度都属于广义上的不同社会制度；这里说的发展道路不仅指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还包括同一根本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道路。
我们再从斗争的内容来分析斗争的性质。
第一，关于经济改革问题。这是斗争的触发点和去年斗争的主要之点。这里既包含改革的方式、方法之争，也包含着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之争。叶利钦和政府采用“休克疗法”，模仿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危机没有缓解，反而加重加深了。议会领导人主张渐进的、分阶段的改革，反对“休克疗法”。正是主要由于这个原因才使斗争逐步激化。议会反对派力图限制总统权力、改组政府是为实现其经济改革的主张服务的。
第二，今年以来的政治危机，围绕制宪和大选问题有其广阔和深刻的背景，并非某些政治家为实现个人野心而人为挑起的，仅用个人权力之争不能得到完全的解释。
如前所述，制宪问题是必然要提出来的任务。确定什么样的政治结构、政治体系，是确立何种社会制度难以避开的重大问题。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这里明显地与叶、哈等人的个人权力纠缠在一起，但其对俄国社会发展的意义远远超出个人权力之争问题。
再如，人代会是“8·19”以前（1990年5、6月间）选举产生的。当时1041名代表，登记为共产党员身份的有912名。“8·19”以后一直未改选。这种构成同后来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出现了维护与要求取消、解散人代会之争，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也是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必然结果。要不要人代会和苏维埃的斗争是涉及确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的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仍然存在的各级苏维埃，不仅是一种形式、一个名称问题，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仍然是把它当作一个“议行合一”、要掌握全部权力的实体，或者说，力争把它变成这种实体。
十月事件还带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回过头来看，苏联（俄国）社会主义的瓦解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用“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代替传统的社会主义，以戈为代表的中派代替传统派上升为主流派；第二阶段是“8·19”事变和苏联的解体，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右翼的政治势力上升为主流派。“8·19”事变既是代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势力的又一次失败，也是以戈为代表的中派的失败。尽管中央政治权力转移了，社会主义却远未消失：一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制度则原封不动；二是权力机构没有完全解决，作为原政治制度的支柱之--苏维埃依然存在；三是代表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在经受严重打击、陷于瓦解之后又重新集合起来，社会主义是其旗帜，恢复苏维埃是其重要政治目标。
叶利钦反共不仅是一种策略，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他在“4·25”全民公决中举起反共的旗号，在十月事件中进一步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势力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追捕安皮洛夫、査禁左翼报刊、迁移列宁博物馆、以及迁移列宁陵墓和禁止共产党参加议会选举的企图，都说明事变明显地具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国应该改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的方针。
下边试对十月事件后俄罗斯政局的发展趋势作一粗略分析。
总的说，十月事件结束了一年多来俄国双重政权的局面，叶利钦又一次保住其权力地位，控制住俄国的局势。事变之后俄国可能出现相对稳定的政局，因为一时没有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来动摇叶利钦的统治地位。但是，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仍会反复出现，局部冲突还可能发生。
十月事件后的叶利钦政权，将面临着六对矛盾（关系）需要解决，政局稳定与否将决定于如何处理互相交织着的这些矛盾。
第一，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机关的关系。十月事件前的两权对抗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法制不健全、两派对改革方针、政策发生分歧等）形成的。事变结束了这一局面，总统的权力得到加强。但是，西方的制约，当今世界的民主潮流，俄罗斯近年来形成的政治局面，都使被许多人认为有专制和独裁倾向的叶利钦难以实行个人独裁；未来的新议会既不可能同总统势不两立，也不可能成为总统的驯服工具，不可能只是咨询性质的。另一方面，俄国长期的历史传统，今日俄国政治经济形势对于强人政治的要求，又使俄国短时期内难以建立起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激烈反对派的活动特别是非正常的政治斗争活动方式将受到抑制和打击，但议会反对派将继续存在，在总统、政府与议会关系较正常的条件下，也许会出现总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分歧和斗争。
第二，各个政治派别的关系。俄国目前尚未转入政党政治的轨道，仍处于各个政治派别不断分化、改组，各个政党进一步形成的时期。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是影响政局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形成强大的较稳定的支持总统和政府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是政权稳定的重要条件，而这将有个较长的过程。在局势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右翼政治派别的主要对手是以中派面目出现的反对派。后者仍具备足以同前者抗衡的实力。受到沉重打击的左翼仍存在开展各种形式活动的某些条件和群众基础，不可能销声匿迹；在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则可能重新活跃，显示其力量。
第三，中央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从“8.19”事件和十月事件情况看，军队的向背是权力斗争中谁胜谁负的关键。十月事件使军队在国内政治和决定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提高、分量加重了。军队是俄国政局稳定的主要支柱，但其作用仍将主要表现在出现动乱和激烈冲突的条件下，在正常的政治斗争中可能仍采取“不介入”态度。根据俄国国情和目前局势，还看不出出现军事政变和军人专政的危险前景，除非发生更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第四，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影响俄国政局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叶政权面临的难题之一，但目前还不是主要矛盾。联邦主体向联邦中央争权仅用前者的地方分离主义、民族主义来解释还不够，它包含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体制、打破俄国历史上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这一层意义。从俄国政局发展趋向来看，地方自主权（特别是经济上的）将强化，中央权力将弱化，但这是有限度的。俄国的历史传统、地理条件、当前俄国的国际环境，都要求当权者把维护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作为不可动摇的目标。因此，十月事件之后，地方要求扩大自主权的呼声，某些共和国闹独立的活动可能暂时有所收敛，但不可能消失。不过俄罗斯联邦像苏联那样分崩离析的景象不会重现。
第五，政局稳定与经济改革、经济形势的稳定的关系。如果说，通过正常的政治斗争求得政局的稳定比用武力镇压反对派要难的话，那么，解决经济问题、摆脱经济危机比解决政治问题、摆脱政治危机就更难了。叶利钦这一派权力地位的稳固，从根本上说，将有赖于旧经济基础、旧经济体制的瓦解，私有者队伍的扩大。这就要求通过改革加速私有化进程，加快市场经济的形成；另一方面政局的稳定又有赖于经济形势、经济生活的相对稳定。这二者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改革搞得太快，难免造成经济生活的波动，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在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上的分歧，常常是由于强调不同的方面引起的。叶派权力地位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其是否在不断的摇摆和妥协中在上述矛盾着的两方面中求得合理的“度”。急进的经济改革方针政策的推行，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作为保证，叶派尚未取得这种地位；因此，叶利钦在坚持原来的改革的基本方针的同时，对经济改革政策和步骤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是难免的。
第六，俄国与西方的关系。西方对叶派的支持是叶利钦动武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叶在十月事件中的得手，俄国各种政治势力较量中的胜负，决定的因素在国内。十月事件没有改变国际格局，不会使俄国对西方政策发生多少改变，尽管叶政权可能对西方作更多的让步。十月事件后增强的是西方对俄国内政外交的牵制力，而对俄改革的实际上的支持的增加将是很有限的。西方仍将是俄国内政局发展变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西方对俄的政策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它们希望的是俄推进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希望俄政局的相对稳定，而不在于谁掌握俄罗斯政权。在争夺俄罗斯最高统治权的角逐中，一旦形势发生重大转变，西方将会重演当年从支持戈尔巴乔夫转而支持叶利钦的故伎。
原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欧亚社会发展研究》第52期（199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