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天祥问老人家，儿子死后有什么情况时，老人说：“一天我去上坟，到新坟前却发现有刚烧过纸的痕迹。我家在这城里再也没有亲友了，肯定是老天爷给他送的纸钱，他太冤了，老天爷也有眼啊！”
文天祥对这情况很重视，正巧陈银匠的祭日到，他早早地带了人把新坟监视起来。
天刚亮，一个穿戴整齐的年轻人来到了陈银匠坟前，郑重地磕头行礼，然后边烧纸边说：“陈大哥是你替我死的啊，你的冤魂可别来缠我啊！我为你送钱，好好照顾你，可千万别找我的麻烦！”
“肯定是此人作的案。”文天祥派人跟踪这个上坟的人。
原来，这是本城大财主李有富家的三少爷李三，平时吃喝嫖赌样样都干，钱花完了，就要生事。那天又找家里要钱没要着，正好遇见运送关、会的，便生了歹心。第二天李三藏在运关、会人必经的小山后面，将两个人杀了，抢走了关、会。而李三又非常迷信，当陈银匠替他吃了官司送了命后，他总认为陈银匠的冤魂缠着他，所以才到陈银匠坟上去烧纸。
文天祥派人搜查了李财主家，果然在他家的阁楼上发现了那笔被抢走的关、会。
真相大白，文天祥为陈银匠平了冤案，并作了判决：处死李三，以抵偿运关、会人的性命；处死原主要办案人，以抵偿陈银匠的性命，将诬告陈银匠的杨老汉关入大牢，准备充军；由官府赡养陈母终身。
陈母哭着感谢文天祥，百姓们称赞文天祥是“爱民的地方官”。然而，这样的事必然得罪上上下下的官吏，此案平反后不久，文天祥就被罢了官。
出使元营，惨遭扣押
在与元军的战斗中，由于临安三面受围，形势十分危急，朝廷急令文天祥，放弃平江，坚守临安。
文天祥一撤离平江，常州、平江、余杭相继失守。到这时文天祥明白要抵御住元军的进犯，就先要同朝廷中的投降派做斗争。必须抓住最后时机，与元军血战才能挽救危局。
这些天来，文天祥一直回忆着从出仕到奉命回到临安的往事。他想：自己是大丈夫，就不能苟且偷生，要力挽狂澜，建树千古不朽的功业！
临安危在旦夕，必须尽快找人商议对策。于是文天祥到六和塔下的军营中，找张世杰商议。张世杰也是主战派的领袖，他和文天祥同时响应勤王的诏令，组织义军在江苏和元军交了战，元军也深知张世杰的厉害。
文天祥临危受命任“签书枢密院事”，开始进入军国大事的决策机构。他利用这一机会，又找陈宜中商议。
“我建议把三宫（太皇太后、太后、皇帝）迁走，让福王、沂王分别驻在福建、广东。这样，我就可以在临安与元军决战，而且即使临安失守了，日后也能继续同元军周旋。”文天祥的主张非常有远见，可是陈宜中和太皇太后一心想着投降，当然不肯采纳。朝廷中乱作一团，太皇太后宣布吴坚为左丞相时，大殿里上朝的文官只有六人。投降派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讨得伯颜的欢心，当使者回来说伯颜不肯接受称侄、称侄孙的条件时，他们不知所措了。太皇太后吓得直发抖，不等别人说话，就想派人去向伯颜“奉表称臣”，实际就是彻底投降。陈宜中也感到有些难堪，迟疑了一下。太皇太后马上痛哭流涕地说：“如果能保存宗庙社稷，就是称臣也没有什么关系。”
接着朝廷便派人去伯颜大营“奉表称臣”，而且答应每年献纳银子25万两，绢25万匹，想借此保存住小朝廷。然而伯颜得寸进尺，坚持一定要把军队开到京城，而且一定要南宋丞相前来请降，并且要献上传国玉玺。
“奉表称臣”的做法，文天祥不能容忍，就在太皇太后进称臣表的同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
“现在应该任命福王、沂王为临安知府，我担任副职，负责保卫京城。这样，军民见福王、沂王留在京师，就会有信心，有希望，誓死守卫保住京城。”
这个意见太皇太后怎么能听得进去呢！文天祥只好又来到六和塔下找到张世杰。
“现在京师的军队和能动员起来参战的百姓有20万人，我们以战为守，背城决一死战，或许还有希望。”文天祥提出自己的看法。
张世杰早已看出朝廷没有作战决心，就对文天祥说：
“你还是回江西据守，我到两淮活动，以后再争取机会反击吧……”
文天祥从张世杰那里回来，失望、忧虑，阴云笼罩在心头，一连几天愁眉不展。
正月十三日早上，文天祥住处门前树上的喜鹊喳喳叫个不停。有人报告：杜浒带了4000人前来求见。
杜浒是天台人，他叔叔曾做过丞相，他本人当过县令，很有侠义之气。一见文天祥，他便说：
“文大人抗元救国的名声，早已传遍各地，我这次别人不找，专门找您，就是为了投奔真正抗元的人。我见临安危急，便召集了4000义兵，他们都是决心抗元的志士，现在到您这里，就听您指挥，誓死也要保卫大宋江山！”
文天祥听了这话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他高兴的不仅仅是得了一支4000人的军队，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人民的心愿，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抗元救国的决心。
杜浒从此跟随文天祥抗元，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既是得力助手，又是好朋友。
正月十八日，伯颜率兵进至皋亭山，离临安城只有30里了。文天祥再次向朝廷请求，要三宫撤走，自己率众军民背城一战。陈宜中等人执意不肯。
太皇太后这时已把国玺送给伯颜，伯颜要求南宋派陈宜中前来谈投降之事，太皇太后让他立刻就去。陈宜中心想求和投降，但又不想充当罪魁祸首，于是，就在十八日晚上，步留梦炎的后尘，也偷偷逃跑了，做了南宋第二个逃跑的丞相。
朝廷不能没有右丞相。十九日，南宋朝廷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诸路军马。从此，人们便称他为文丞相。
朝廷此时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是想让他出来收拾这个残局，并代替陈宜中去元营接洽投降的事项。
而文天祥则自有他的考虑，十九日，文天祥亲眼见到，临安城外元军的铁骑驰骋，一支元军已驻扎在城郊的榷木教场，宋朝的许多兵将纷纷前往那里投降，而朝廷已无法制止。城中百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朝廷里一派混乱，简直是国已不国了。而文天祥的义兵主力又在富阳，来不及调回。如果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他同意当右丞相，就是想利用这个职务，为挽救败局再作一下努力。
朝廷要他出使元营，朝中的大小官吏也都恳求文天祥前去，以保住他们的性命。
文天祥在国事危急的紧要关头，同意出使元营。他认为：第一，国事至此，不能顾惜自己的生命；第二，伯颜总得讲道理，自己可以用语言打动他，也许能取得讲和退兵的结果；第三，也可以借机窥探元军的虚实，归来好研究对付的策略。
他还提出，自己辞去右丞相不拜，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前往，以此表明自己没有议和、议降的权力，不是去谈投降事宜的。
跟随文天祥身边的杜浒坚决反对文天祥出使元营，他说：“伯颜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文大人此去他们是不会让你脱身的；再说，文大人离开了临安，朝廷也就失去了主心骨，谁还能支撑这个局面？”
然而，文天祥错误地估计了元人，将他们看得太简单了：元宋交战多年，现在元兵已在京城门口，怎么会有说服他们退兵的可能呢？以往出使元营的人没有被扣留过，那是出使的人没有把对方惹怒，而文天祥慷慨陈辞，触怒伯颜，他们怎肯放他回去，又怎能让他窥探虚实呢？自己不把自己当成右丞相，而朝廷、伯颜则不这样看。
这种深入虎穴，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而此举脱离实际，实属下策，以至后来连他自己也后悔莫及。
文天祥及其随行的人来到设在皋亭山明因寺的伯颜大营前，尽管元营前站满兵将，布满了刀枪，杀气腾腾，十分森严，他却翻身下马，昂头挺胸，旁若无人地走进了元营。伯颜骄横而傲慢地坐在大营正中的虎皮交椅上，卫士手持刀枪站立两厢，好一个威风凛凛。
结果文天祥被软禁起来了。
一夜之间，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吴坚等几位使者返回临安，朝廷中从太皇太后到各位大臣，都认为战、守、走均已不可能，只有投降，于是准备好了正式降表。贾余庆这时窃取了文天祥右丞相的职位，准备与元朝签订投降协议。
二十一日，吴坚、贾余庆等人带着降表来到元营，同来的还有吕师孟等。他们向伯颜递了降表，南宋正式投降了。
反攻江西，谋图复兴
在历经九死一生之后，文天祥等6人终于在台州（今浙江临海）城门镇靠岸。当地百姓一听文天祥丞相来了，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位海上豪杰叫张哲斋，他将文天祥等人请至家中，殷勤招待，促膝交谈。
听完张哲斋介绍了朝廷情况，文天祥心中十分高兴，恨不得像大鹏鸟一样，一展有力的翅膀飞到永嘉，组织抗元斗争。张哲斋准备把海上豪杰联络在一起，听从文天祥指挥，反攻明州（今浙江宁波）。二人志同道合，谈得非常投机，文天祥冒死南归，一上岸便看到了希望，异常兴奋。
告别张哲斋，他由陆路赶往永嘉，迫切地想快点儿见到益王、广王。好同其他大臣、将领商量抗元大计。哪知道，赶到永嘉时，二王已将大元帅府迁到福州。
文天祥立即上书劝益王早日即位，好树立大家的抗元信心。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登基，改年号为景炎，这便是端宗皇帝。同时还封广王为卫王，任命了一批文臣武将，召文天祥立即前往福州，商议国事。
文天祥在永嘉居住的一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拜访。附近的爱国志士，原来的同僚、部下，纷纷前来，他们见了文天祥，都建议组织义军，坚持抗元斗争，也都表示一定听从文天祥的指挥。许多人提出建立一支海上武装，用海上的优势，去抗击元军。
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到达福州。这时福州已升为福安府。朝廷授予文天祥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等职。但他没有受命，主要原因是不满意左丞相陈宜中的为人行事。临安被围时，陈宜中悄然出走，有负于作为宰执大臣，文天祥到行在后，责备他为什么不奉三宫二王同奔，只管自己逃命。陈宜中自然很不高兴。见到张世杰，文天祥也问他带来多少兵，张世杰告诉了他。他叹息说：“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张世杰也很不痛快。朝廷权力掌握在陈宜中、张世杰手中，文天祥任丞相，必然要受到许多掣肘，很难有所作为，因此他上表力辞，主动要求出外带兵，朝廷只好改任他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
陈宜中对文天祥确是多方限制。文天祥在永嘉时，和浙南志士义民颇多接触，深感民心可用，尤其赞许张和孙关于依靠海上豪杰组织水军收复两浙的计划。他和陈宜中商量，准备亲赴永嘉指挥调度，并已写信给张和孙，请他率领海上义军收复明州（浙江宁波）。当然这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无疑会给元军以沉重的打击。陈宜中出于私心，坚决不同意这样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他的失职使临安不战而降，两浙相继沦陷，这时正想依靠张世杰的力量收复两浙，以自洗濯。如果文天祥收复两浙，他将被置于何地呢？
二是张世杰是武将，重文轻武是宋朝开国以来的一贯政策，日后倘若中兴实现，张世杰不可能掌握朝廷大权；文天祥则是状元出身的宰相，如果再建立军功，他的声望可能超过北宋的寇准、范仲淹，甚至独操朝廷威柄，这是陈宜中非常疑忌的。陈宜中以私心误大事，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误了朝廷。南宋末年国家艰危，大臣不能同心同德对付敌人，这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
从海上收复两浙的计划不能实现，文天祥打算到广州招集兵马，作北伐的准备。他在福安等待广州的谍报。这时军情稍为缓和，他就利用这段时间着手编订《指南录》，他按时间顺序编为四卷，第一卷包括出使北营，羁留皋亭山；第二卷从临安出发，经平江、常州，渡瓜洲并返回镇江；第三卷从镇江脱险，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第四卷自海上到永嘉，再到福安行在。这些诗篇是他英勇战斗的生动记录，颠沛流离的真实写照，崇高精神的具体反映。他以工整的笔迹，抄录在洁白的纸上，以便后人读之，知道他的遭遇，了解他的心迹。在通州，他写过一篇《指南录自序》，这时他感到意犹未尽，又增写了一篇《后序》，序中对在真州时与两淮制使“约以连兵大举”，以为“中兴机会庶几在此”，可是旋即幻灭，这使他感到无限惋惜。他历述自己九死一生的情况说：
余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扶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
他自己说，“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这实在一点也不夸张。虽然遭遇如此，他丹心未改，表示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这种精神实在可钦可佩。这是一篇千古的雄文，英雄的浩歌，几百年后，还闪烁着光芒！
不久，元军进行新的部署，伯颜进入临安没留多长时间，就回大都去，留下忙古歹镇守浙东，唆都镇守浙西；阿剌罕、董文炳继续攻占浙、闽州县；师夔、李恒则进兵江西。另一路元军由鄂州南下，去年年底开始围攻潭州，知潭州李芾坚持抵抗了三个多月，后来城破全家殉节。接着，袁州（江西宜春）、连州（广东连县）、衡州（湖南衡阳）、郴州相继降元。六月间，广州守将也投降元军。文天祥开督府于广州的计划无法实行了。于是改以南剑州（福建南平）为同督府。
七月初四，文天祥自福安出发，十三日到达南剑州。南剑是闽江上游剑溪、沙溪的会合处，依山建城，地势非常险要，素有“八闽屏障”的称号。文天祥在这里建立了同督府，亲自草拟檄文，号召天下义士参加勤王义军。
各地的英雄豪杰、忠义之士见到了檄文，特别是听说文天祥亲自主持，纷纷响应。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南剑州，每天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这次组建义军的声势和规模，比当年在江西赣州组织勤王军大得多。投效到文天祥军中的，既有文职官员，富有谋略的知名人士，也有久历戎旅的战将。
在文官中，缪朝宗和赵时赏很受文天祥的赞赏。缪朝宗是江淮人，曾经知梅州（广东梅县）。文天祥在平江时，他曾来投效，这次又从婺州赶来拜见老上司。他为人精练实干，孜孜奉公，在督府任环卫官，主管督府军器。赵时赏是宋朝宗室，曾值宝章阁，任军器大监，在旌县（安徽旌德）做县官时，曾以一县的力量抵抗元军，立过军功。临安陷落后，他辗转入闽。投效督府后，他自带一支偏师，独挡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