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房玄龄是个孝子，对老母毕恭毕敬，朝夕承奉。母亲卧病之后这几年，他抽空四处请医问药。孙思邈是一代名医，归唐后一直在太医署供职，房玄龄把他请到家里，亲自帮他抄写《千金方》。房玄龄还与夫人一生相敬如宾，不离不弃。
房玄龄治家很有方法。他常常害怕子女们会骄纵奢侈，以势欺人，所以汇集古今家训，写在屏风上，让每个孩子都保存一具。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如果能注意照着去做，就完全可以保住自己了。汉朝的袁氏家族，几代为国家尽忠守节，我非常仰慕，你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为官惧盈满，做事尽所能。”这是房玄龄给自己写的一张条幅，并终生以此自勉。
一日，高士廉到房家闲坐，进屋时见房玄龄正在炉上烧那些疏表奏章的原稿，有些疑惑不解，问：“房仆射何以把这些文稿都烧掉？”心里不免觉得可惜，因为除了那些文稿是关乎国家政策大计而外，房玄龄的文字也是很珍贵的。
房玄龄则笑着说，他的所有奏章封事，最后都是以皇上的诏书名义下发的，也就是说，大到治国方略，小到人事任免，无一不是圣上的旨意。为了维护太宗的尊严和一元主体，房玄龄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存在，哪怕是给别人留下点滴凭据也是不妥的。
回家以后，高士廉也动手烧掉了自己的所有奏章原稿。
据说贞观后期，这种做法在大臣中间渐成惯例。所以今天我们从典籍文献中所能看见的，几乎都是“太宗曰”，太宗如何决策。这一方面说明房玄龄是个角色意识很强的人，同时也说明他自律意识很强。
一次，太宗对身边侍臣们说：“治理国家与养病是一个道理。病人自己觉得痊愈了，实际上还得将息养护数日，这期间若有闪失，必至殒命。治国也一样，天下稍见安定，也还须谨慎小心，如果滋生骄逸之心，则必然导致衰败。如今天下安危，都系于朕一人身上，所以我日慎一日，即便休息的时候脑袋里也在想问题。至于朕的耳目股肱，那就是众位爱卿了，既然我们是君臣一体，就应当协力同心，有什么不妥当的事情，你们尽管直言不讳。倘若君臣相疑，不能尽输肝膈，那才是国家的大害呢？”
房玄龄觉得皇上这话是在批评他，赶紧跪下请罪，说自己口讷心拙，往后一定要向魏徵学习。的确，在敢于谏诤方面，他不如魏徵、张玄素等大臣。为此他竟一连数日食不甘味，又多次向太宗检讨。
一日，太宗问身边侍臣们：“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
房玄龄说：“天地草昧之际，群雄竞起，只有攻破了城池，敌人才肯降，只有战斗胜利才能克敌。由此说来，还是草创为难。”
魏徵则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可是得了天下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无不由此而起。以此而论，守成更难。”
太宗想了想说：“玄龄过去跟我平定天下，南征北战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觉得草创之难。魏徵帮朕安定天下，忧虑的是骄奢淫逸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之难。如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房玄龄听了，觉得魏徵认识得更深刻，而太宗意识到了守业更难，说明他富有远见卓识，自然又要作一番检讨。
在女儿奉珠嫁给韩王李元嘉为妃时，房玄龄主张婚礼一定要尽量俭朴，并反复嘱咐女儿说：“以后你做王妃，别忘了恪守妇道，不要以宰相女儿自居。相夫要讲究方法，教子要以身作则，对待身边的下人要多怀体恤。”奉珠随韩王到远方赴任，房玄龄硬是不肯去送行，担心别人说他招摇过市。
贞观八年秋后一日，房玄龄和高士廉往大安宫参拜太上皇。太上皇突然中风，卧床不起，太宗命他二人先去探望。回行路上，二人遇到少监窦德素，随便问起宫城近来有什么建造项目。回宫后，窦德素便将房、高二人的询问告知太宗。太宗很不高兴。第二天，在朝房见到房玄龄，便对他说：“你管好南衙的事就行了，北边宫城建造一点房舍，关你什么事？”房玄龄连忙跪拜请罪，表示歉意。
魏徵在一旁见了，倒觉得不该如此，便进言道：“臣不理解陛下的责备，也不理解房仆射何以要认罪。玄龄和士廉都是陛下的股肱之臣，宫城有所营造，为何不许过问？如果营造合理，为臣者应助而成之，若营造不当，则应阻而罢之。房仆射自知无罪，陛下也责之无由，而今责者反觉得有理，无罪者自认受过，这可不是正常的君臣之道啊？”太宗听了，不禁自愧，房玄龄亦觉得自惭。
贞观九年五月，亦即公元635年6月，高祖李渊病故，享年七十岁。此前他已为自己拟就一道诏令，“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
消息传来，太宗不禁大悲，命房玄龄监管料理后事。房玄龄说：“太皇遗诏以日易月，务从俭约，实令臣等景仰。若执汉制，陛下可谥号为‘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宜令太子代为处理政事，陛下则亲往大安宫垂拱前殿，一个月后恢复听政。”
太宗遂换上白纱单衣、乌皮履，往大安宫服丧。月余，太宗召众臣商议高祖陵墓规格，太宗说：“就依汉高祖长陵之制，高九丈，宽百二十步。”
秘书监虞世南认为这样做工程量太大，不如缩小规模，因而上疏说：“圣人薄葬其父母，并非不孝。况且有唐、虞的陵墓在先，为什么非要遵秦汉之法？虽然陵中不藏金埋银，后世的人看见丘垄如此之大，怎知里面不是金玉成堆？现在陛下按霸陵之制早早就脱下丧服，却要按长陵之制修丘垄，恐怕不妥。不如按规定，坟高三仞，除了陪葬器物俱全之外，其他一律节俭。碑是要立的，陵旁立一块，再立一块于宗庙里，以为子孙永久之法。”
房玄龄将虞世南的疏奏送呈太宗，太宗装作没看见。房玄龄却觉得虞世南的意见很有道理，便对太宗说：“汉长陵高九丈，而原陵高六丈。现在看来九丈太高了，三仞又太矮了，那就请按原陵之制吧。”原陵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太宗应允。
至于陵园中如何设位，一时众说纷纭。时任谏议大夫朱子奢请求立三昭、三穆，而虚太祖之位。于是开始修太庙，以供养李氏家族的祖先。房玄龄认为，应立西凉武昭王李暠为始祖，太宗不悦，还责备了他一番。左庶子于志宁则认为李暠与建唐并无关系，太宗也认为始祖不宜推得太远，说那样祭祀起来过于繁琐，为此还批评了房玄龄。
深秋十月，陵墓建造完毕，太宗率文武百官将高祖灵柩安葬，称为献陵。献陵在今陕西三原县徐木乡。
你道太宗何以会因为房玄龄的一句话就责备他？这其中有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高祖李渊一直自称是西汉武帝时期因抗击匈奴而名声显赫的飞将军李广的后裔，亦即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凉建立者李暠的七世孙。李广的曾祖父李仲翔为汉初大将，与羌人作战时战死在素昌，李仲翔的儿子李伯考前往奔丧，将父亲葬在陇右西北的狄道东川，此后李氏家族便世代住在西凉，算是那里的大户。李暠的高祖李雍和曾祖李柔，在西晋时都做过郡守，祖父李和在永嘉之乱时投奔前凉政权创始人张轨帐下，做了武卫将军，后因功封安世亭侯。李暠的父亲李昶死得很早，李暠是他的遗腹子。
后凉政权建立者吕光是前秦苻坚手下的大将，他趁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落败，便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建国称王。吕光手下有一支匈奴部落卢水胡，其酋长名叫沮渠蒙逊，后来叛离了后凉，在公元397年推汉族人段业为王，建立了北凉。李嵩原在段业手下做宁朔将军、敦煌太守，因为段业罢免了他的职务，便杀死了派来的接任者，于公元400年自称凉公，以敦煌为根据地以图发展。公元405年迁都酒泉，遂在河西走廊上建立起西凉政权，李暠自己做了凉武昭王，一度控制了河西走廊全境。
李暠死后，他儿子李歆被臣僚们拥为大都督、大将军，号凉公，领凉州牧、护羌校尉。其时匈奴沮渠蒙逊又不断来犯，李歆与之交战数年，最终败于蓼泉，为沮渠蒙逊所杀。李歆的儿子李重耳归附北魏做了弘农太守，李重耳的儿子李熙后来又做了北魏金门镇将，派在武川做边疆守将。当时北魏受到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于是在其北部边疆设立了六个军镇，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边疆军区，李熙是这六个军镇守将之一，家眷也安置在了武川。后来六镇军人起义，李氏便是参与者之一。李熙的儿子名叫李天赐，由北魏政权授以幢主之职。李天赐的儿子李虎，便是李渊的祖父。
李虎在宇文泰控制的西魏政权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被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因他在支持宇文家族建立北周政权过程中立有大功，便与李弼、赵贵、独孤信、达奚武、豆卢宁、贺兰祥、尉迟迥等人共封“柱国”，并称“八柱国之家”。到周闵帝时，李虎已死，李虎的儿子李呙受封唐国公，做了北周朝的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昞安家在长安，因而李渊也就于公元566年出生在北周国都长安。
这些都是正史上记载的。据考证，李渊实际上是鲜卑大野氏后裔。
问题是，太宗不愿承认自己是鲜卑大野氏的后裔，房玄龄的历史知识，此时倒成了罪过。但房玄龄毕竟是房玄龄，受到不应有的批评之后还是“恍然有悟，不禁赧颜”，并检讨自己虑事不周。你说他是愚忠也好，委曲求全也罢，总之是替皇上着想了，最后还是执行了太宗的旨意。
贞观十年，朝廷修改府兵制，变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全国设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个。
到了贞观十一年，房玄龄已经年近花甲，身兼中书令、尚书仆射等相国大任，又刚刚完成了太宗交付的修史、立法两项重托，正所谓劳苦功高。为了表示慰劳和感激，六月，满怀喜悦的太宗下诏封赏，令诸王二十一人、房玄龄等功臣十四人，所任刺史由子孙世袭，改封房玄龄为梁国公。
房家的承袭人是长子房遗直。
房玄龄颇觉愧悚，为此曾几次上书谢辞，并要求解除掉自己的仆射职务。长孙无忌等人也都表示辞让，最后太宗只好免了这次封赐，却未允房玄龄的辞职请求。
这年七月，太宗要给儿子、魏王李泰找个好老师。房玄龄知道太宗又想让他担任此职，便极力推荐别的人选。太宗语重心长地对房玄龄说：
“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的君主，他们生长于民间，都能识达世情，所以很少败亡。及至那些继世守成之君，生来就富贵，不知道什么叫疾苦，从而导致夷灭。自古以来皇子生于深宫，及长大成人，无不骄逸纵弛，接踵而来的便是国家倾覆。朕现在想严教子弟，为的就是让他们安全。朕每吃一顿饭，便想到稼穡之艰难，每穿一次衣服，就想到纺织之辛苦，泰等诸兄弟怎样才能学朕这样呢？只有选良佐以为藩弼，让他们常近善人，才能让他们得免于愆过。”
对于太宗的殷切之情，房玄龄深为感激，但他不肯让自己头上的光环太多了，便建议由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师。他说：“臣已老朽，牙掉了好几颗，只怕连话都说不清楚，怎好为皇子之师？王尚书智识渊远，又比老臣有辩才，最是合适。”
太宗见他执意不肯，只好说：“王珪久为朕所驱使，甚知其人刚直，志存忠孝，推荐他为子师，说明你很有眼光。但你也尽可能多过问一些，你可以告诉泰儿，要像对待我一样对待王珪，宜加尊敬，不得懈怠。”
从此，王珪也以师道勤恳自处，获得朝中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