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旅居法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50年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收获》杂志主编。曾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3年）、荣任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1985年）。巴金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及《憩园》、《寒夜》等。巴金自称，他的热情的文字亦如“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
四
夜死了。黑暗统治着这所大公馆。电灯光死去时发出的凄惨的叫声还在空中荡漾，虽然声音很低，却是无所不在，连屋角里也似乎有极其低微的哭泣。欢乐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悲泣的时候了。
人们躺下来，取下他们白天里戴的面具，结算这一天的总账。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打开了自己的“灵魂的一隅”，那个隐秘的角落。他们悔恨、悲泣，为了这一天的浪费，为了这一天的损失，为了这一天的痛苦生活。自然，人们中间也有少数得意的人，可是他们已经满意地睡熟了。剩下那些不幸的人，失望的人在不温暖的被窝里悲泣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在白天或黑夜，世界都有两个不同的面目，为着两种不同的人而存在。
在仆婢室里，一盏瓦油灯惨淡地发出微弱的亮光，灯芯上结着一朵大灯花，垂下来，烧得发出叫声，使这间屋子更显得黑魆魆的。右边的两张木板床上睡着三十岁光景的带孙少爷的何嫂同伺候大太太的张嫂，断续地发出粗促的鼾声。在左边也有一张同样的木板床，上面睡着头发花白的老黄妈；还有一张较小的床，十六岁的婢女鸣凤坐在床沿上，痴痴地望着灯花。
照理，她辛苦了一个整天，等太太小姐都睡好了，暂时地恢复了自己身体的自由，应该早点休息才是。然而在这些日子里，鸣凤似乎特别重视这些自由的时间。她要享受它们，不肯轻易把它们放过，所以她不愿意早睡。她在思索，她在回想。她在享受这种难得的“清闲”，没有人来打扰她，那些终日在耳边响着的命令和责骂的声音都消失了。
她跟别的人一样，白天里也戴着假面具忙碌、欢笑，这时候，在她近来所宝贵的自由时间里，她也取下了面具，打开了自己的内心，看自己的“灵魂的一隅”。
“我在这儿过了七年了，”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它近来常常折磨她。七年也是一个长时期呢！她常常奇怪这七年的生活竟然这样平淡地过去了。虽然这其间流了不少的眼泪，吃了不少的打骂，但毕竟是很平常的。流眼泪和吃打骂已经成了她的平凡生活里的点缀。她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事，虽然自己不见得就愿意它来，但是来了也只好忍受。她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罢。这便是她的简单的信仰，而且别人告诉她的也正是如此。
可是在她的心里另外有一种东西在作怪。她自己也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但是它开始活动起来了。它给她煽起了一种渴望。
“我在这儿过了七年了，看看就要翻过八个年头罗！”她突然感觉到这种生存的单调，心里有点难过，像那些与她同类的少女一样，开始悲叹起自己的命运来。“大小姐在的时候，常常跟我谈起归宿，不晓得我将来的归宿在哪儿？”她的眼前现出了一片茫茫的荒野，看不见一个光明的去处。一张熟面孔在她的眼前晃动着。“要是大小姐还在的话，那么还有个关心我的人。她教我明白许多事情，又教我读书认字。她现在死了。真可怜。好人活不长！”她自言自语，说到这里，泪水湿了她的眼睛。
“这样的日子我不晓得还要过多久？”她悲苦地问着自己。过去的情景带着恐怖回来了。她的回忆是这样开始的：七年以前，也是在下雪的时候，一个面貌凶恶的中年妇人从死了妻子的她父亲那里领走了她，送她到这个公馆里来。于是听命令，做苦事，流眼泪，吃打骂便接连地来了。这一切成了她的生活里的重要事情。平凡的，永远是如此平凡的。这其间她也曾像别的同样年纪的少女那样，做过一些美丽的梦，可是这些梦只一刹那间就过去了。冷酷、无情的现实永远站在她的面前。她也曾梦想过精美的玩具，华丽的衣服，美味的饮食和温暖的被窝，像她所服侍的小姐们所享受的那样。然而日子不停地带着她的痛苦过去了，并不曾给她带回来一点新的东西，甚至新的希望也没有。
“命啊，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她拿这样的话安慰自己，甚至在想到吃打骂的时候。她又想着：“假使我的命跟小姐们的一样多好！”于是她就沉溺在幻想里，想象着自己穿上漂亮的衣服，享受父母的宠爱，受到少爷们的崇拜。后来一个俊美的少爷来，把她接了去，她在他的家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没有的事，真是痴想，”她微笑道，似乎在责备自己。“我的归宿绝不是那样！”她想到这里，便又收敛了笑容。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宿绝不会是那样。事实会是：她到了相当的年纪，太太对她说：“你的事情做够了。”一乘小轿子把她抬了出去，让她嫁给太太所选定的、她自己并不认识的一个男人，也许还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于是她在那个人的家里贫苦地生活下去，给他做事，给他生小孩，或者甚至在十几二十天以后又回到原来的公馆里伺候旧主人，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她可以得到一点工钱而且不至于常常挨骂。“五太太房里的喜儿不就是这样的吗？”她想道。
“真是可怕得很，这样的归宿不是跟没有归宿一样吗？”她想到她的前途，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她记得自从喜儿嫁后回来辫子改成了发髻以后，她常看见喜儿一个人躲在花园里面垂泪。喜儿有时候还向人诉说她的丈夫待她如何不好。这一切不过是给鸣凤预报她自己的归宿罢了。
“还不如像大小姐那样死了好！”她悲苦地叹道。周围的黑暗向她包围过来。灯光因了灯花增大而变得更微弱了。对面床上张嫂同何嫂的鼾声直往她的耳边送。她懒洋洋地站起来，拨了灯芯，又把灯花去掉，眼前亮了许多。她觉得心情也略为宽松一点，便向对面床上望了一下。肥胖的张嫂侧身睡着，铺盖沉重地压在身上，只露出一头乱发和一小半边脸。她那跟怪叫差不多的鼾声一股一股地从被里冒出来。鸣凤骂了一句：“睡得这样死！”她苦笑了。
这一笑也并不能减轻她的心上的重压。黑暗依旧从四面八方袭来。黑暗中隐约现出许多狞笑的脸。这些脸向她逼近。有的还变成了怒容，张口向她骂着。她畏怯地用手遮住眼睛，又坐了下去。
风开始在外面怒吼，猛烈地摇撼着窗户，把窗格上糊的纸吹打得凄惨地叫。寒气透过了糊窗纸。屋里骤然冷起来。灯光也在颤抖了。一股寒气从衣袖里侵到她的身上。她又打了一个冷噤，便放下手，又向周围望了一下。
“哼，你不要拿四太太的招牌吓人！”何嫂忽然在对面床上说了一句话。鸣凤吃了一惊，伸起头望了一眼。何嫂翻了一个身，把脸掉向里面，又不响了。
“唉，还是睡吧，”鸣凤叹了一口气，没精打采地说，一面解棉袄的纽扣。她把外面衣服都解开了，只剩了里面的一件汗衫。胸前两堆柔软的肉在汗衫里凸起来。
“年纪也不小了。日后不晓得到底有什么样的归宿？”她想到这里又悲叹起来。忽然一个年轻男人的面颜在她眼前出现了。他似乎在望着她笑。她明白他是谁。她的心灵马上开展了。一线希望温暖了她的心。她盼望着他向她伸出手。她想也许他会把她从这种生活里拯救出来。但是这张脸却渐渐地向空中升上去，愈升愈高，一下子就不见了。她带着梦幻的眼睛望着那个满是灰尘的屋顶。
一股寒气打击她的敞开的胸膛，把她从梦幻的境地中带了回来。她揉着眼睛，悲叹地说：“不过是一场梦罢了。”她恋恋不舍地又望了望四周，然后脱去棉裤，又把衣服脱了压在被上，很快地钻进被窝里去了。
这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两个大字不住地在她的脑子里打转，这就是大小姐生前常常向她说起的“薄命”。
这两个字不住地鞭打她的心，她在被窝里哭起来。声音很低。她害怕惊醒别人。灯光又渐渐地黯淡下去。风在外面高声叹息。
五
沉重的锣声在静夜的积雪的街中悲怆地响着。两乘轿子跟在锣声后面，轿夫的脚步下得很慢，好像害怕追过锣声就会失掉这个庄严的伴侣一样。但是走过了两条街以后，锣声终于转弯去了，只剩下逐渐消失的令人惋惜的余音，在轿夫的耳里，在轿中人的耳里。
四十多岁的仆人张升提着灯笼在前面给这两乘轿子引路。他缩头耸肩地走着，像是受不住这样的寒冷似的。他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咳嗽，打破这多少有点叫人害怕的静寂。
轿夫们并不说话，默默地抬起肩上的重担，不十分在意地大步走着。虽然寒气包围过来，冰冷的雪刺痛他们的穿草鞋的赤脚，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他们走着，平静地、有规律地下着脚步，有时候换一换肩，或者放下一只手在嘴边呵一口热气。热血渐渐地循环遍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背上甚至出了汗，开始打湿了身上穿的旧的薄棉短袄。
琴的母亲张太太坐在前面的一乘轿子里，她不过四十三岁，可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衰老的痕迹。她搓了十二圈麻将，便感到十分疲倦。她坐在轿子里，昏沉沉的，什么也不想；风有时吹动轿帘，她也不觉得。
琴跟她的母亲相反，她异常兴奋。她想着不久就要发生的、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正像一个可爱的东西似的放在她面前，光彩夺目。她决定要拿它，但是她又知道她的手伸出去就会被人拦阻，她还不能确定她是否就可以把这件东西拿到手。她决定要拿它，虽然决定了，但是她仍旧有一点对于失败的顾虑。所以她还有些胆怯，她还害怕伸出手去。于是复杂的思想来到了她的脑子里，使她时而高兴，时而忧郁。她并不注意到周围的一切。她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一直到轿子进了大门放在大厅上的时候。
和往常一样，她跟着母亲进了里面，先到母亲的房间，看女佣李嫂伺候母亲换了衣服，自己给母亲把换下来的出门的新衣折好，放进衣柜里去。
“不晓得怎么样，今天会这样累，”张太太换上一件旧湖绉皮袄，倒在床前一张藤椅上，感叹地说。
“妈，你今天牌打多了，”琴在桌子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带笑地望着坐在斜对面的母亲说。“本来打牌太费精神，亏得你还打了十二圈。”
“你总是怪我打牌。你不晓得，像我这样大的年纪，不打牌又有什么事可做？”张太太带笑说。“不然就像你婆婆那样整天诵经念佛。可是我又做不到。”
“我并不是叫妈不要打牌，我不过说牌打多了费精神，”琴分辩道。
“这一层我也晓得，”张太太和蔼地说。她忽然注意到李嫂还垂着头无精打采地立在衣柜前面，便对她说：“李嫂，你去睡罢，没有事了。”李嫂应了一声，正要转身走出去，张太太又问了一句：“茶煨了吗？”
“是，煨在‘五更鸡’五更鸡：竹子编的煮茶用的灯罩，里面放着油壶。上面。”李嫂应道，便往外面走了。
张太太又继续说下去：“你说什么？——啊，你说牌打多了费精神。这一层我也晓得。然而我的精神不费也等于费的。我一天无事可做，这样活久了也没有趣味，活得太久了，反而惹人讨厌。”她说了这些话，便闭上眼睛，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好像就要睡去似的。
屋里异常清静，只有钟摆滴答地响着。
琴本来有重要的话要对母亲说，可是她看见母亲闭上眼睛，知道今晚没有说话的机会，便站起来，想唤醒母亲上床去睡，免得受凉。她刚刚站起，张太太就睁开了眼睛，望着她说：
“你给我倒杯茶来。”
琴应了一声，便走到茶几前，拿了一个茶杯，把煨在“五更鸡”上面的茶壶拿下来，满满地斟了一杯酽茶，送到母亲面前，放在旁边的一个矮凳上，说：“妈，茶来了。”但是她并不走开，还立在母亲旁边，兴奋地望着母亲。她觉得机会来了，可是她还有点胆怯，话到了口边，又被她收回去了。
“琴儿，你今天也累了，你也去睡罢，”母亲温和地说，从矮凳上端起茶杯接连喝了两口。
“妈。”琴并不走开，却亲热地唤一声。
“什么事？”张太太仰起头看琴。
“妈，”琴又唤一声，一面低着头玩弄她的衣角，慢慢地说下去：“二表哥说他们学堂明年下学期要招女生，我想去投考。”
“你说什么，男学堂收女学生！你还要去投考？”张太太吃了一惊，疑心她自己听错了话，便惊讶地问道。
“是的，”琴低声回答，接着又解释道：“这并不希奇。著名的北京大学已经收了三个女学生，南京、上海也有实行男女同学的学堂。”
“世界不晓得要变成什么样子！有了女学堂还不够，又在闹男女同学！”张太太感叹地说。“我们从前做姑娘的时候，万万想不到会有这些名堂！”
这些话好像一瓢冷水似的向琴的身上泼来，她觉得一身都冷了。她不作声。但是她还不曾完全绝望，她的勇气渐渐地恢复了，她又说出下面的话：
“妈，如今时代不同了，跟那时候已经隔了二十几年罗！世界是一天一天地变新的。男女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我不可以和男学生同一个学堂读书？……”
她还要说下去，可是母亲止住了她。张太太笑了，又说：“我不跟你讲道理。我讲不过你，你进学堂读了这几年的书，自然会讲话。你会从你的新书本里面找出大道理来驳我，我晓得你会骂我是个老腐败。”
琴也笑了，但是她又央求道：“妈，答应我罢。你平日总是很相信我的。你从来没有不答应我什么事情！”
张太太有点心软，她答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受了不少的闲气。然而我并不怕人说闲话。我很相信你。……不过这件事情太大，你婆婆第一个就会反对，还有亲戚们也会讲闲话。”
“妈，你不是说过一切闲话你都不害怕吗？”琴热烈地说。“婆婆住在尼姑庵里头，一个月里难得回家住两三天。这几个月连一次也没有回来。哪个管她说什么话！既然她平日不管家里的事，只要你拿定了主意，像以前许我进一女师那样，亲戚们也没有理由反对。他们说闲话，我们只当没有听见。”
张太太沉默了一些时候，然后颓唐地说：“以前我很有胆量，可是如今我老了，我不愿意再听亲戚们的闲话。我很想安静地活几年，不愿意再找什么麻烦。你看，我也并不是丝毫不体贴儿女的母亲。你爹死得太早，就剩下你一个女儿，把责任都放在我的肩头。我不曾要你缠过脚，小时候就让你到你外公家跟表兄弟们一起读书。后来你要进学堂，我又把你送进了学堂。你看你五舅母的四表妹脚缠得很小，连字也不认识几个。便是你大舅母的三表妹，她很早也就不读书了！我总算对得起你。”她还想说下去，可是身体的疲乏使她住了口。她默默地望着琴，看见琴的绝望到差不多要悲泣的表情，又觉得不忍，于是温和地说：“琴儿，你去睡罢。好在时间还早，那是明年秋天的事，我们将来再商量。我总会替你想办法。”
琴悲声答应了一个“是”字，失望地走出来，穿过小小的堂屋回到自己的房里。她失望，但是她并不抱怨母亲，她反而感激母亲曾经十分体贴过她。
屋子里显得很凄凉，似乎希望完全飞走了，甚至墙壁上挂的父亲的遗容也对她哭起来。她觉得自己的眼睛湿了。她解下裙子放在床上，然后走到书桌前面，拨好了桌上锡灯盏里的灯芯，便坐在书桌前面的方凳上。灯光突然大亮了，书桌上《新青年》三个大字映入她的眼里。她随手把这本杂志翻了几页，无意间看见了下面的几句话：“……我想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原来她正翻到易卜生的剧本《娜拉》。
这几句话对她简直成了一个启示，眼前顿时明亮了。她明白她的事情并没有绝望，能不能成功还是要靠她自己努力。总之希望还是有的，希望在自己，并不在别人。她想到这里，觉得那一切的绝望和悲哀一下子全消失了，她高兴地提起笔写了下面的一封短信：
倩如姐：
今天我底表哥告诉我说“外专”已经决定明年秋季招收女生了。我决定将来去投考。你底意思怎样？你果然和我同去吗？希望你不要顾虑。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决地奋斗，给后来的姊妹们开辟一条新路，给她们创造幸福。
有暇请到我家里来玩，我还有话和你详谈。家母也欢迎你来。
蕴华××日
她写好了信，自己读过一遍，然后填上日期，又加上新式标点。白话信虽然据她的母亲说是“比文言拖长了许多，而且俗不可耐”，但是她近来却喜欢写白话信，并且写得很工整，甚至于把“的”“底”“地”三个字的用法也分别清楚。她为了学写白话信，曾经把《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栏仔细研究过一番。
六
高觉新是觉民弟兄所称为“大哥”的人。他和觉民、觉慧虽然是同一个母亲所生，而且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可是他们的处境并不相同。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
他的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便是他的父母也在暗中庆幸有了这样的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到了进中学的年纪。在中学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又名列第一。他对于化学很感到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在那个时期中他是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
然而恶运来了。在中学肄业的四年中间他失掉了母亲，后来父亲又娶了一个年轻的继母。这个继母还是他的死去的母亲的堂妹。环境似乎改变了一点，至少他失去了一样东西。固然他知道，而且深切地感到母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的，不过这还不曾在他的心上留下十分显著的伤痕。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前程和他的美妙的幻梦。同时他还有一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人，那是他的一个表妹。
但是有一天他的幻梦终于被打破了，很残酷地打破了。事实是这样：他在师友的赞誉中得到毕业文凭归来后的那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房里去对他说：
“你现在中学毕业了。我已经给你看定了一门亲事。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日抱孙。你现在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我想早日给你接亲，也算了结我一桩心事。……我在外面做官好几年，积蓄虽不多，可是个人衣食是不用愁的。我现在身体不大好，想在家休养，要你来帮我料理家事，所以你更少不掉一个内助。李家的亲事我已经准备好了。下个月十三是个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下定。……今年年内就结婚。”
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了。他把它们都听懂了，却又好像不懂似的。他不作声，只是点着头。他不敢看父亲的眼睛，虽然父亲的眼光依旧是很温和的。
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头，表示愿意顺从父亲的话。可是后来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了的幻梦而哭。
关于李家的亲事，他事前也曾隐约地听见人说过，但是人家不让他知道，他也不好意思打听。而且他不相信这种传言会成为事实。原来他的相貌清秀和聪慧好学曾经使某几个有女儿待嫁的绅士动了心。给他做媒的人常常往来高公馆。后来经他的父亲同继母商量、选择的结果，只有两家姑娘的芳名不曾被淘汰，因为在这两个姑娘之间，父亲不能决定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儿子的配偶，而且两家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于是父亲只得求助于拈阄的办法，把两个姑娘的姓氏写在两方小红纸片上，把它们揉成两团，拿在手里，走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一个来。李家的亲事就这样地决定了。拈阄的结果他一直到这天晚上才知道。
是的，他也曾做过才子佳人的好梦，他心目中也曾有过一个中意的姑娘，就是那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钱家表妹。有一个时期他甚至梦想他将来的配偶就是她，而且祈祷着一定是她，因为姨表兄妹结婚，在这种绅士家庭中是很寻常的事。他和她的感情又是那么好。然而现在父亲却给他挑选了另一个他不认识的姑娘，并且还决定就在年内结婚，他的升学的希望成了泡影，而他所要娶的又不是他所中意的那个“她”。对于他，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打击。他的前程断送了。他的美妙的幻梦破灭了。
他绝望地痛哭，他关上门，他用铺盖蒙住头痛哭。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
到了订婚的日子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他做人家要他做的事，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他做这些事，好像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到了晚上这个把戏做完贺客散去以后，他疲倦地、忘掉一切地熟睡了。
从此他丢开了化学，丢开了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他把平日翻看的书籍整齐地放在书橱里，不再去动它们。他整天没有目的地游玩。他打牌、看戏、喝酒，或者听父亲的吩咐去作结婚时候的种种准备。他不大用思想，也不敢多用思想。
不到半年，新的配偶果然来了。祖父和父亲为了他的婚礼特别在家里搭了戏台演戏庆祝。结婚仪式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他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才得到了他的配偶。这几天他又像傀儡似地被人玩弄着；像宝贝似地被人珍爱着。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他只有疲倦，但是多少还有点兴奋。可是这一次把戏做完贺客散去以后，他却不能够忘掉一切地熟睡了，因为在他的旁边还睡着一个不相识的姑娘。在这个时候他还要做戏。
他结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他自己也并不是一无所得。他得到一个能够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的相貌也并不比他那个表妹的差。他满意了，在短时期内他享受了他以前不曾料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内他忘记了过去的美妙的幻梦，忘记了另一个女郎，忘记了他的前程。他满足了。他陶醉了，陶醉在一个少女的爱情里。他的脸上常常带着笑容，而且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婚的妻子。周围的人都羡慕他的幸福，他也以为自己是幸福的了。
这样地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也是在晚上，父亲又把他叫到房里去对他说：
“你现在成了家，应该靠自己挣钱过活了，也免得别人说闲话。我把你养到这样大，又给你娶了媳妇，总算尽了我做父亲的责任。以后的事就要完全靠你自己。……家里虽然有钱可以送你到下面去继续求学，但是一则你已经有了妻子，二则，现在没有分家，我自己又在管账，不好把你送到下面去。……而且你到下面去读书，爷爷也一定不赞成。闲在家里，于你也不好。……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一个位置，就在西蜀实业公司，薪水虽然不多，总够你们两个人零用。你只要好好做事，将来一定有出头的日子。明天你就到公司事务所去办事，我领你去。这个公司的股子我们家里也有好些，我还是一个董事。事务所里面几个同事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会照料你。……”
父亲一句一句平板地说下去，好像这些话都是极其平常的。他听着，他应着。他并不说他愿意或是不愿意。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一切都完了。”他的心里藏着不少的话，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第二天下午，父亲对他谈了一些关于在社会上做事待人应取的态度的话，他一一地记住了。两乘轿子把他们父子送到西蜀实业公司经营的商业场的后门。他跟着父亲走到事务所去，见了那个四十多岁有八字须的驼背的黄经理，那个面貌跟老太婆相似的陈会计，那个瘦长的王收账员，以及其他两三个相貌平常的职员。经理问了他几句话，他都简单地像背书似地回答了。这些人虽然对他很客气，但是他总觉得在谈话上，在举动上，他们跟他不是一类的人；而且他也奇怪为什么以前就很少看见这种人。
父亲先走了，留下他在那里，惶恐而孤独，好像被抛弃在荒岛上面。他并没有办事，一个人痴呆地坐在经理室里，看经理跟别人谈话。他这样地坐了整整两个多钟头。经理忽然发见了他，对他客气地说：“今天没有事，世兄请回去罢。”他像囚犯遇赦似的，高兴地雇了轿子回家，一路上催着轿夫快走，他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家更可爱的了。
他回到家里，先去见祖父，听了一番训话；然后去见父亲，又是一番训话。最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妻又向他问长问短，到底是从妻那里得到一些安慰。第二天上午十点在家吃过早饭后，他便到公司去，一直到下午四点钟才回家。这一天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而且在经理和同事们的指导下开始做了工作。
这样在十九岁的年纪他便大步走进社会了。他逐渐地熟习了这个环境，学到了新的生活方法，而且逐渐地把他在中学四年中所得到的学识忘掉。这种生活于他不再是陌生的了。他第一次领到三十元现金的薪水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欢喜和悲哀，一方面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挣来的钱，另一方面却因为这是卖掉自己前程所得的代价。可是以后一个月一个月平淡地生活下去，他按月领到那三十元的薪水，便再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
这种生活也还是可以过下去的，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虽然每天照例要看见那几张脸，听那些无味的谈话，做那些呆板的事，可是他周围的一切还是平静而安稳。家里的人也不来打扰他，让他和妻安静地过他们的家庭生活。
然而不过半年他一生中的另一个大变故又发生了：时疫夺去了父亲，他和弟妹们的哭声并不能够把父亲留住。父亲去了，把这一房的责任放在他的肩上。上面有一个继母，下面有两个在家的妹妹和两个在学校里读书的弟弟。这时候他还只有二十岁。
他的心里充满了悲哀，他为死去的父亲而哭，他却不曾想到他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可悲了。他的悲哀不久便逐渐消去。在父亲的棺木入土以后，他似乎把父亲完全忘记了。他不仅忘记了父亲，同时他还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他平静地把这个大家庭的担子放在他的年轻的肩上。在最初的几个月，这个担子还不算沉重，他挑着它并不觉得吃力。可是短短的时期一过，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他躲开了一些，但也有一些射到了他的身上。他有了一个新的发见，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个面目。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虽然他的环境使他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但是他的心里究竟还燃烧着青春的火。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这个大家庭是由四房组织成的。他的祖父本来有五个儿子，但是他的二叔很早就死了。在现有的四房中，除了他自己这一房外，三叔比较跟他接近，四叔和五叔对他不大好，尤其是四婶因为他的继母无意中得罪了她，在暗中跟他这一房闹得厉害，五婶受到四婶的挑拨，也常常跟他的继母作对。由于她们的努力，许多关于他或者他这一房的闲话就流传出去了。
他的奋斗毫无结果。而且他也疲倦了。他想，这样不断地跟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处呢？四婶和五婶，再加上一个陈姨太，她们永远是那样的女人。他不能够说服她们，他又何必自寻烦恼，浪费精力呢？于是他又发明了新的处世方法，或者更可以说是处家的方法。他极力避免跟她们冲突，他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他对她们非常恭敬，他陪她们打牌，他替她们买东西。……总之，他牺牲了一部分的时间去讨她们的欢心，只是为了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不久他的大妹淑蓉因肺病死了。这虽然给他带来悲哀，但是他也觉得心里轻松一点，似乎肩上的担子减轻了一些。
又过了一些时候，他的第一个婴儿出世了，这是一个男孩。他为了这件事情很感激他的妻，因为儿子的出世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欢喜。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人了，以前的美妙的幻梦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了。他活着只是为了挑起肩上的担子；他活着只是为了维持父亲遗留下的这个家庭。然而现在他有了一个儿子，这是他的亲骨血，他所最亲爱的人，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把他的抱负拿来在儿子的身上实现。儿子的幸福就是他自己的幸福。这样想着他得到了一点安慰。他觉得他的牺牲并不是完全白费的。
过了两年五四运动发生了。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以及后来上海、南京两地六月初大罢市的新闻。本地报纸上又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里的文章。于是他在本城唯一出售新书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里买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新青年》，又买了两三份《每周评论》。这些刊物里面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样地点燃了他们弟兄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于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等都接连地到了他们的手里。以前出版的和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两种杂志，只要能够买到的，他们都买了，甚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也被那个老店员从旧书堆里检了出来送到他们的手里。
每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他两个兄弟的思想比他的思想进步些。他们常常称他做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刘半农的短文《作揖主义》，见《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0月)。的拥护者。他自己也常说他喜欢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其实他并没有读过托尔斯泰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后来看到一篇《呆子伊凡的故事》《呆子伊凡的故事》是托尔斯泰(1828—1910)的短篇小说(孙伏园译)，见《新潮》第二卷第五号(1920年6月)。。
“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有很大的用处，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他看见儿子慢慢地长大起来，从学爬到走路，说简短的话。这个孩子很可爱，很聪明，他差不多把全量的爱倾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想：“我所想做而不能做到的，应当由他来替我完成。”他因为爱孩子，不愿意雇奶妈来喂奶，要他的妻自己抚养孩子，好在妻的奶汁也很够。这样的事在这个绅士家庭里似乎也是一个创举，因此又引起外人的种种闲话。但是他都忍受了，他相信自己是为了孩子的幸福才这样做的，而且妻也体会到他这种心思，也满意他这个办法。
每天晚上，总是妻带着孩子先睡，他睡得较迟。他临睡时总要去望那个躺在妻的身边、或者睡在妻的手腕里的孩子的天真的睡脸。这面容使他忘记了自己的一切，他只感到无限的爱，他忍不住俯下头去吻那张美丽的小脸，口里喃喃地说了几句含糊的话。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是自然地从他的口中吐出来的，那么自然，就像喷泉从水管里喷出来一样。它们只是感激、希望与爱的表示。
他并不知道从前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曾经从父母那里受到这样的爱，他也曾经从父母那里听到这样的充满了感激、希望与爱的语言。
（选自《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寒夜(节选） 寒夜(节选）
十四
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早晨醒来他疲倦，发烧，四肢无力，心神不安。
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是一位中医，还是妻去请来的。妻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他不愿意得罪母亲，妻也只好让步。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然后去请医生。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也还有一点名气，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除了车费外，并不另收诊费。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更赞成请中医诊病。“西药多贵！只要少花钱就好！我哪里来那些钱呢？”他这样想道。
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仔细地把着脉，问着病情，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说这是肝火旺，又加上疲劳，并不是肺病，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母亲却很相信。他则是将信将疑。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
妻出去买了药回来，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吃过药，他睡了一觉。他睡得不好，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一身都是汗，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宣，你怎么啦？”妻坐在床沿上，埋下头唤他。“你心里难过吗？”她温柔地问。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她，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你下班多久了？”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是跟你说过吗？”妻惊讶地说。
“我忘记了，”他答道。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梦把我弄昏了。”停了片刻他再说：“我梦见……好像是……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
他骗了自己，把真实当作梦景了。
“老同学？你说哪个？”妻惊问道。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他的前额。前额润湿，热已经退了。
“唐柏青，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他太太生小孩死了，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他吃力地说。
“是，你跟我讲过，我记得。你不要多讲话，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你精神差，先前还在发热。你再睡一会儿罢，”妻温柔地安慰他。
“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他像小孩似地诉苦道。
“不会的，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安心地睡。我在旁边陪着你，你不会做怪梦。”妻含笑地对他说。
“妈呢？”他又问。
“妈在煮饭。你睡罢。等会儿又要吃药了。”她说，把头掉开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忽然说：“请你给我倒一点茶。”他并不真想喝茶，不过想跟妻谈话。
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说一句“谢谢你”，又把头放下去。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妻说着站起来，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
他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偷偷地望着妻，不让她觉察出来。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他忍不住了，又喊着妻的名字，又对她说话。
“树生，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他说。
“你又在乱想了，”她柔声责备他，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医生不是说吃两副药，静养几天就会好吗？”
他停了片刻才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
妻一时答不出话，后来便说：“可是妈很相信啊，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不会对你说假话。”
“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他苦笑道。“我知道我的病，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我只会累你们。”他好像在自言自语，最后声音变了，他突然闭了嘴。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她心里也不好过。她只说了一句：“你不要这样说。”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
“还有妈年纪大了，生活又苦，脾气更不好，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她的心是好的。”他哀求地往下说，他吐字慢，不像刚才那样激动。
“我知道。”她说了三个字，埋着头，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她也想哭。
“谢谢你。我现在睡了。”他似乎放心地说。
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光线暗得很，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他闭着眼，半张开嘴，一张瘦脸像涂上一层蜡，显得十分可怜。
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仍旧坐在床沿上，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
“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她想抗议：“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我不能——”
她吃惊地看他一眼。他轻微地吐着气。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她又伸手去摸他的额角。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一会儿又在啃楼板。它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这更搅乱了她的心。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还有点希望，还可以拖下去，现在……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要是他不那么懦弱，我还可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这次她皱起了眉头。她心里更烦，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她在屋子里踱起来。但是踱了几步，她又停止了，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
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
“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道。
“他睡了？”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脸向着床低声问她道。
她点点头，小声回答：“这回好像睡得还好。”
“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醒来再吃药罢，”母亲说：“我们先吃饭。”
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母亲的胃口不好。她觉得寂寞，觉得没趣，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她更烦躁，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
但是这一晚终于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起他的病势稍微减轻了。树生仍旧每天到银行去办公，不过上午去得较晚，午后下了班便回到家里来。她暂时断绝了同事间的交际。她帮忙母亲烧饭，有时候还照料他吃药和吃早饭、晚饭。晚饭后他不想睡觉时，她还陪他谈些闲话。她谈着她那个银行里的种种事情，她什么都谈，就只不谈时局。
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
“日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精神可以集中时，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她，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但是这没有用。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
一天妻下班回来，很兴奋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贵阳大轰炸全是谣言，独山失守也是谣言，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进贵州。”
她灿烂地笑了，他喜欢看她这样的笑容。
“真的？”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用感谢的眼光望着她。“明天我倒想出去看看。”他慢慢地说。
“你才只睡了五天。至少你要睡上十天半月才好，”妻劝他道，“你只管养病好了，别的事情你一概不用管。”
“钱呢？”他问道。
“我有办法，你不必管它。”妻回答。
“不过多用你的钱也不好。你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多，小宣也在花你的钱。”他抱歉地说。
“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的？”她笑着责备他道。
他不作声，他找不出话来驳她。
“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现在又在说，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便又含笑解释道。
“不过这总不大好，我过意不去。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连自己也养不活。”他沉吟地说。
“你怎么这样迂！连这点事也想不通。你病好了，时局好了，日本人退了，你就有办法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她温和地安慰他。
“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他喃喃地自语道。
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
“妈，让我来。”她走去迎母亲，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
“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不要烧焦了。这个我自己会弄。”母亲摇摇头说。但是她仍然检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
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我应该振作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时局好了，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
“你要什么，宣？”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便过来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摇头说，他好像刚刚走进一个梦境，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
母亲还立在床前，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轻轻地问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很好，”他答道，“我觉得药很有效。”
“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她说。
“不必了，我已经好了，”他说，心里却想道：“我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啊？你真要我靠树生过日子吗？”
妻进屋来照料他吃了稀饭。电灯突然熄了。“怎么今晚上又停电？”他扫兴地说。“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他诉苦地又加了一句。
“光明？你现在也要光明了？”妻说。他不知道妻是在赞美他，还是在讽刺他。
母亲点燃了蜡烛，又走出去了。屋子里亮起来。但是摇曳不定的惨黄色的烛光，给每一件东西都抹上一层忧郁的颜色。两只老鼠穿过屋子赛跑。楼下有一个女人用凄凉的声音给小孩叫魂。
“光明，我哪里敢存这个妄想啊？”他叹口气断念地说。
“你不要悲观，你好好养病罢。你还有一道药要吃。我去给你弄来，你吃了药好早点睡觉。”妻柔声安慰道。
“不，你自己先吃了饭再说。其实吃不吃药都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并不相信这种药。你吃过饭再给我吃药也好，也许这种药很有用处，我觉得今晚上人好多了。我有点怕吃这种药，真苦啊。不过也有人说药越苦越灵验。妈相信这种药。她的世界里就只有我同小宣两个人，偏偏我又不中用。”他勉强笑了笑。“你快去吃饭。妈怎么不进来？她还在弄菜吗？她一定是在给我弄药。她真是太好了。你快去看看她。你们快点吃饭罢。我可以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他又笑了笑。“你快去！我今天很高兴，战局好转，也免得大家逃难；不然我这个身体会累坏你们。”
妻走出了房门。他的眼光无力地向屋子四周移动。烛光摇晃得厉害。屋里到处都是阴影，他什么也看不透。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妻回来得很早，她锁住眉头，疲倦地走进屋来，招呼了他和母亲，勉强地一笑，就默默地在书桌前坐下了。
“你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还不到下办公时间？”母亲问道。
“行里没有事，坐着心烦得很，所以我早退了。”妻没精打彩地答道。
“你今天没有什么应酬罢？”母亲无意地问了一句。
“没有，”妻摇摇头，过了片刻，她又说：“今天消息不大好，大家都没有心思办公。”
“究竟怎么啦？”母亲变了脸色问道。
“听说独山已经失守了。又说日本人已经过了独山，就要到都匀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宣又在害病！”母亲慌张地说。“你看日本人会不会打到四川来？”
“我想也许不会。不过打来了，我们也只有逃难。我可以跟着银行走，就是宣的问题——”妻皱着眉头沉吟地说，但是母亲打断了她的话。
“你自然有办法。不过我跟宣，还有小宣，我们往哪里去好？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好逃难？偏偏小宣两个星期都没有进城，说是功课忙。宣又在害病，真急死人！”母亲只顾诉苦地说下去，她带着一种徬徨无依靠的可怜样子。
“妈，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我可以走动，你不要耽心。我们公司一定也有办法安置我们。”他忍不住提高声音插嘴说。关于公司的话，是他说来安慰母亲的，那只是他的妄想，话一说出，他马上看见了周主任的冷冰冰的脸孔和严厉的眼光，他的心就冷了半截。
“你们公司有办法？你太老好了！你对公司还有什么指望？我看那个周主任就不是个好人，他那对贼一样的眼睛真讨厌！”妻带了点气愤地说。“要是我有办法，我一定不让你在他手下做事。”
他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但是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这种真话伤了他的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能在他手下做事？我是靠我的劳力吃饭的！”他分辩道。
“你的话不错。可是他给你吃饱没有？你应该记得你过的是些什么日子！你甘心受他那种人欺负，太不值得！”妻说。
“记住有什么用？过去的横顺已经过去了。”他叹口气说。
“可是你还有将来啊，宣，你不应该灰心。”妻又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柔和，眼睛里涌现了泪水。
她的声音使他吃惊，他感激地望着她的眼睛。
“汪先生！汪先生！”隔壁张太太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把他的眼光唤到房门口去。
“请进来，请进来。”母亲连忙大声招呼。
张太太推开掩着的门进来。“汪太太，你今天下班早！”她没有想到会看见树生在房里。“汪先生今天身体好些了罢？”然后她又向着他的母亲：“老太太，你这两天够辛苦啊！”再后：“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一定要请你们帮忙。要逃难，让我们跟你们一道。我跟我们张先生，带个两岁小孩，又是外省人，无亲无戚，逃难，没有钱，又没有车。他们的机关说不定随时都会撤销，不会带我们走的。万一东洋人打来，你们做做好事救救我们罢！你们本省人，到乡下去也可以，到别的县分去也可以。总之，我们跟着你们走，好不好？”她带着一种孤苦无靠的神情哀求道。
“事情还不会坏到这样罢。”他说，为了表示镇静，他勉强露出笑容。
“听说都匀已经失守，东洋人离贵阳只有几十里了，”张太太好像害怕人听见似地，做出严肃的样子压低声音说，“有人说还有一条路可以不经过贵阳就到四川来。汪先生，汪太太，实在要找你们帮忙啊！”
“张太太，你不要怕，都是谣言。事情不会坏到这样。”树生温和地说。
“这两天外面人心惶惶，我们张先生没有办法，就只顾吃酒，你们看怎么不叫人着急！好的，谢谢你们啊。小孩恐怕要醒了，我回去，有事情我再过来。谢谢你们啊。”张太太的苍白脸上现出微笑。但是这微笑并没有使她的双眉开展，也不曾使她额上的皱纹平顺。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去了。
“树生，那么你的消息证实了？”他小声对妻说，话里不带感情，好像这是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一样。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妻冷冷地答道，好像这件事情也跟她不相干似的，可是实际上它正搅乱着她的心。
“走，走哪里去呢？”他极力压低声音问道。
“他运动升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做经理，要调我去。”妻也极力压低声音说，她故意掉开眼睛不看他。
“那么你去不去？”他又问，声音提高许多，他无法掩饰他的慌张了。
“我不想去，我能够不去就不去。”她沉吟地答道。
“行里调你去，你不去可以吗？”他继续问。
“当然可以，我还有我的自由，至多也不过辞职不干！”她也提高声音回答。
“你一个人走了，那么小宣怎么办？宣又怎么办？”母亲忽然板起脸问道。
“我并没有答应去，我实在不想去。”妻坦然回答，母亲的话并没有激怒她。
“那么你也没有回绝他。”母亲不肯放松地说。
“不过我也说过我家里有人，我不便去。况且会不会调，还不知道。现在只是一句话。”妻的声音里带了一点不愉快，但是她还能够保持安静。
“你想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母亲仍然在逼她。
妻不回答，她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略略埋下头看他。她看出了他的眼泪。她默默地抓住他的一只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挣出一句话：“我不会走的。”
“我知道，”他点着头感动地说。“谢谢你啊！”过了半晌，他又低声说：“其实你应该走。你跟着我一辈子有什么好处？我这一辈子算是完结了。”
“你不要这样说，这是境遇，不能怪你。这两年你也苦够了。你先养好身体再说。”妻感激地安慰他。
“不怪我，又怪谁呢？为什么别的人又有办法？”他说。听见她这样安慰的话，他更不能压下责备自己的念头。
“这是因为你太老好。”妻微笑说，她的眼光里含着爱和怜悯。
老好！这两个字使他的心隐隐地发痛。又是这个他听厌了的评语！虽然她并没有一点讥讽他的意思。他不再作声了。他想着那个他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平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他这几年的光阴也就浪费在这个问题上面。……于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样，你又不快活了？”妻吃惊地问。
“没有。”他摇摇头说，他这时才注意到母亲已经回到小屋去了。
“那么，你再睡一会儿。我就在家里陪你。我不会一个人走的，你不要耽心。”妻温柔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小声答应着，一面点点头。
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一扇窗前，看下面的街景。窗户开在这所楼房的右面砖墙上。下面是一条小小的横街(其实只是小巷)。这所楼房比它四近的房屋都高，并没有墙壁和屋顶遮住窗内的视线。她也可以看见大街。大街是从山坡开辟出来的。迎着她眼光的正是高的一段。因此她能够看见几辆人力车衔接地从坡上跑下来，车夫的几乎不挨地悬空般跑着的双脚使她眼花缭乱。
“他们都忙啊！”她自语道，这是她随口说出来的，声音低，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说这句话好像并没有用意，但是又像有很多意思。她心里仿佛装了不少的东西，但是又好像空无一物。她并不想看什么，却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她觉得“时间”像溪水一样地在她的身边流过，缓缓地，但是从不停止。她的血似乎也跟着在流。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一辈子？”这是她心里的声音。她不能回答。她吐了一口气。
忽然门上起了两下叩声。她吃惊地掉转身子。银行里的工友推开掩着的门进来。
“曾小姐，陈主任有封信给你，”工友把信递给她。
她拆开信，看完了信上的寥寥几句话。他约她到胜利大厦吃晚饭。她默默地把信笺撕了。
工友站在她面前，等候她的回话。“知道了，你回去罢。”她吩咐道。
“是。”工友唯唯应着，掩上门走出去了。
她把撕碎了的信笺揉成纸团捏在手里，背靠着窗站了一会儿。屋子渐渐地在褪色，但是夜像一管画笔，在屋角胡乱涂抹。病人的脸开始模糊了。他在床上发出急促的呼吸声。不知道他做着怎样的梦。母亲在小屋里没有一点声息。他们把寂寞留给她一个人！她觉得血在流走，不停地流走。她渐渐地感到不安了。“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她忽然起了这个疑问。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并不想去赴陈主任的约，她甚至忘记了手里那个撕碎的纸团。
母亲从小屋走出来，扭开了这间屋子的电灯，又是使人心烦的灰黄光。“啊，你还没有走？”母亲故意对她发出这句问话。
“走？走哪里去？”她惊讶地问道。
“不是有人送信来约你出去吗？”母亲冷笑道。
“还早。”她含糊地回答道。她略略埋下头看了看那只捏着纸团的手，忽然露出了报复的微笑。现在她决定了。
“今天又有人请吃饭？”母亲逼着再问一句。
“行里的同事。”她简单地答道。
“是给你们两个饯行罢？”
母亲的这句话刺伤了她。她脸一红，眉毛一竖。但是她立刻把怒气压住了，她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微笑，点着头说：“是。”
她换了一件衣服，再化妆一下。她想跟他讲几句话。可是他还在睡梦中。她看了他一眼，然后装出得意的神气走出了房门。她还听见母亲在她后面叽咕，便急急地走下楼去了。
“你越说，我越要做给你看，本来我倒不一定要去。”她噘起嘴气恼地自语道。
十五
她坐人力车到了胜利大厦。陈主任在门口等候她。他陪她上楼。他已经在餐室里定好了座位。他帮忙她脱去大衣，让她坐下来。他坐在她的对面。他含笑地望着她，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她便开口先说：
“飞机票弄好了吗？”
“弄好了，大后天走。”他换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表情回答。
“很好，那么再见了。明年还回来罢？”她笑着说。
她这笑容使他不知道她的真意是什么，但是这鼓舞着他。他做出恳切的表情，低声说：“树生。”他唤她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他都称她为“密司曾”。她听见这个称呼，吃了一惊，脸微微红一下。他接下去说：“我刚才得到可靠的消息，敌人已经打进了都匀，看这情形是挡不住的了，还有谣言说贵阳已经靠不住了。”
“不会这样快罢？”她摇摇头说，极力掩饰她心里的恐惧。
“快得很，简直叫你想不到！”他差一点要把舌头伸出来了。这时茶房端上汤来，他连忙把嘴闭上，低下头拿起汤匙喝了两口汤。“你打算怎么办？”
“我吗？我往哪里去呢？我还不是留在这个地方！”她故意笑着回答。
“那么日本人打来怎么办？”他又问。
“等他们打来再说。来得及就逃，来不及就躲到乡下去。”她故意装出不在乎的神情答道。她埋下头喝汤。
“这样不行，日本人来，会到乡下找花姑娘的。你还是早走的好，行里的事没有问题。我有办法给你弄张黑市飞机票，你大后天跟我走。”他做出严肃的表情说。
“大后天太快了，我来不及。”她说，抬起眼睛看他，又埋下头去。
“你还嫌快？日本人来得更快啊！”他着急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错过了就不容易找了。我说的全是真话，现在局势的确很严重，请你早点打定主意。”
她并不作声。她开始在思索。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还有湘桂路上逃难的故事，敌人的暴行……这一切全挤到她的脑子里来。她的心乱得很，她无法打定主意。她不能再装假了。她放下汤匙，抬起头叹息地说：“我目前怎么走得了！”
“走不了？你记住这是逃难的时候啊。你家庭不是很简单吗？你还有什么丢不下的！”他说，他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他也知道她丈夫多病，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她这个家。他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不知道她“丢不下的”还是那个多病的丈夫。
“太快了，让我多想想。”她摇头说，她不希望他再拿这样的话逼她。她不愿意马上就决定这个大问题。
“那么我明天早晨听回信，过了明天就难弄到飞机票了。”他说。
“等我想想看，”她沉吟地答道；但是接着她又摇一下头。“我看还是现在回答你罢，我不去了。”她含笑说。
“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你不能放过啊，”他略略变了脸色说。“你不应该为你家里的人牺牲，他们都不关心你，你何必管他们的事。”
汤盆早已收去，现在换上了炸鱼。她低着头，不做声。
“树生，你多想一想。你不能这样白白牺牲你自己啊。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罢。”他恳求道。
“但是他们怎么办？”她好像在对自己说话似地说。
“他们会照顾自己，你不走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你走了，还可以给他们留一笔不小的安家费。”
“可是他——”她原想说“他在生病”，但是刚说出“他”字，她忽然住了口。应该说是那张黄瘦的病脸堵住了她的嘴。她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面前提到她的丈夫。这太寒伧了。
“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别人，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连忙接下去说。“可是心肠好，又有什么用？你只有白白牺牲你自己，太不值得！”
他这几句话她听起来不大入耳，她冷冷地说一句：“不走也不见得就会死罢。”
“树生，你不知道，战局多严重。我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他着急地说。
“我并没有说你在开玩笑，”她说，微微一笑，接着又说：“不过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你为什么就关心我一个？”
“因为我——”他答道，但是她害怕听他说出下面的话，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她脸一红，连忙用别的话打岔了。
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邻座一个人说：“我决定全家搬回乡下去。你呢？不可不早打主意啊。”
“我才逃到这里来，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这些‘脚底下人’“脚底下人”：当时重庆人常常称江浙等省的人为“脚底下人”。，要逃都没有去处。”
“你听他们的话！”陈主任低声提醒她说。“可见时局的确严重。你非跟我走不可！”
“要走也没有这样容易，我有许多未了的事啊。”她顺口答道，她有点害怕，她的心思更活动了。
“这个时候还管那些事情！你不必多讲了。你准备大后天走罢。”他激动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要强迫我跟你走。”她微笑说，故意掩饰她的迟疑不决。
“当然，因为我关心你。”他用了颤抖的声音说。他伸过手来拿着她的一只手。
她埋下头不作声，慢慢地把手缩回，过了两分钟她忽然站起来，低声说：“我要回去了。”
“等两分钟，我送你回去。”他连忙说。她又默默地坐下来。
陈主任付了帐，陪着她走下楼。他们站在大厦门前。几辆汽车叫吼着一齐开到前面空地上来。人声嘈杂。盛装的淑女、贵妇和魁梧的外国军官从车中走出，鱼贯地往旁边跳舞厅走去。
“不像就要逃难的样子。我看那些话都是谣言，”她疑惑地说。
“谣言？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敢说不到一个星期，这班人都会溜光的！”在他的脑中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一片漆黑，除了毁灭，他再也看不见什么。
“可是走不了的人也很多，能走的究竟是少数。”她感慨地说，她又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
“不管怎样，有办法走的人总得走啊。”他说。
他们慢步穿过汽车中间的小块空地，慢步走出了巷子。
“现在回家未免太早。我们散散步好不好？”陈主任提议道。
“我想早点回去。”她低声回答。
“迟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迟半点钟回家，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我想你在家里一定很寂寞。”他说。
她觉得末一句话搔着了她的痒处。她想拒绝他的提议，她想分辩说她在家里并不寂寞，可是她的心反抗。她咬紧嘴唇，什么话也不说。她的脚却顺从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去。
夜并不深，可是显得十分凄凉。街灯昏暗，店铺大半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食店还在营业，虽不冷静，却也没有往日那样热闹。寒风暗暗地吹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带着怕冷的样子匆匆地逃走了。
“你看，一切都变了，”他带着一点威胁的调子在她的耳边说，“过两天还要更荒凉！”
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道。
他们走过她住的那条街口，她甚至忘记抬头看一眼她的家所在的那座楼房。他们走向江边。他们顺着那条通到江边去的马路走着。马路蜿蜒地向下弯。他们转下坡去。在中途，在可以望到对岸的地方站住了。他们靠着石栏杆，眺望对岸的星星似的灯火。江面昏黑，灯火高低明灭，像无数只眼睛在闪动，像许多星星在私语。
就在这一段马路上，离他们有二十步光景，有一对恋人似的青年男女，也靠着石栏杆。两个人咕噜地一直讲个不停。
“我在这个鬼地方住够了，也应该走了。”他自语似地说。
“住在这里，觉得这里不好。到了别处去，又不知道怎样。”过了半晌她也自语似地说。
“无论如何总比这个鬼地方好。兰州天气好，是出名的。”他接嘴说。
“我要是去兰州，我的工作不会成问题罢？”她忽然问道。
“不成问题。包在我身上！”他兴奋地说。“那么你决定了！”
“我还是决定不去。”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一句。他不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开玩笑。
“我们明天再谈去兰州的事，今晚上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他连忙岔开说；“你看夜多么静，我真想写首诗。”
最后一句话差一点惹她笑出声来，但是她竭力忍住了。
她含笑问道：“陈主任还写诗吗？”
“我新诗旧诗都爱读，也偷偷写过几首，写得不好，怕你见笑。”他带点慌张、也带点得意地答道。
“没有想到陈主任还是位诗人，我倒想拜读陈主任的诗。”她说。
“你不要再叫陈主任，你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奉光罢。”他央求道。
“我们叫陈主任叫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她带笑回答说。她有点兴奋。她起了一点幻想，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幻想。
“横顺以后要改口的，”他想出这句双关话，他自己也很得意，故意停了一刻，才补上一句：“在兰州我是经理了。”他笑了笑。
“我们将来逃到兰州来，没有办法，向陈经理要碗饭吃，你不要板起面孔拒绝啊。”她也故意笑着说。
“将来？你不是大后天就走吗？”他半开玩笑地说。
她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她觉得他的热气喷到她的脸颊上来了。她便把身子移开一点。“我还没有决定啊。”接着又加一句：“我不能够丢开他们一个人走。”
“你不能放弃这张飞机票啊。而且你不应该为别人牺牲你自己。而且你先走，他们可以随后跟来，而且……”他着急地说，他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她想避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觉得自己脸红，心也跳得厉害。她没有功夫分析她这时的心理。她极力约束自己。她打断他的话：“你看对岸，看江面，看我们周围，多宁静，多和平。大家都很安静，我们何必自相惊扰。你有任务当然应该走。可是我赶去做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他鼓起勇气激动地在她的耳边说。
这句话对她并不全是意外。但是她仍然吃了一惊。她浑身发热。心跳得更急。她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她把头埋得更低，眼睛望着黑暗的水面。
“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你还不跟我走么？”他还在她的耳边絮絮地说。
她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她摇着头痛苦地说：“不！不！不！”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不”字里含着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说‘不’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他温柔地问道，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腰间。他俯下头去，想看出她脸上的撒谎，可是他的头刚刚挨近她的脸，闻到一股甜甜的粉香，他就大胆地伸过嘴去亲了一下她的左边脸颊，同时放在她腰间的右手也搂得紧些了。
“不！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忙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他也跟到她身边，还要对她讲话，刚说出一个“我”字，她忽然摇摇手说：
“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啊。”他低声催促道。
她不作声。她的脸仍然发热，左边脸颊特别烫，心不但跳得急，好像还在向左右摇来摆去。她没有一点主意，她的脑子也迟钝了。江面上横着一片白蒙蒙的雾，她也没有注意到雾是什么时候加浓的。现在却嗅到雾的气味了，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夜在发白，雾弥漫到岸上来了，雾包围着她。她除了他外，看不见一个人。那一对青年男女已经被雾吞食了。她有点胆怯。她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轻轻说着：“我只会累你们。”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再说一句：“我们还是回去罢。”先前被引起来的那一点浪漫的情感已经消失了。
“时候还早呢！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他说。
“我想早点回去，”她短短地说。“明早晨八点钟我在冠生园等你。”
“那么你明天一定要回答我啊。”他郑重地叮嘱道。他很高兴，他相信她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明天，好的。”她点头答道。她把左手插在他的右胳膊底下，挽着他的右膀，走下人行道，向浓雾掩罩的街心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关心地问她：“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吗？你今天好像不大高兴。”
“没有。”她摇摇头说，她仍旧挽住他的膀子在雾中走着。她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有一点怕，又有一点烦，她只想抓住一件东西，所以她更挽紧他的膀子。
“这样离开你，我实在不放心，”他又说；“你在这里不会过得好。”
他的话使她想到别的事情。她觉得心酸，她又起了一种不平的感觉。这是突然袭来的，她无法抵抗。她想哭，却竭力忍住。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像潮似地涌上她的心头。他说了真话：她怎么能说过得好呢？……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她终于说出来了：“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声音很低，她像是在对自己的心说话。
“那么就决定搭这班飞机罢。到了兰州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他惊喜地大声说。
“不！”她惊醒般地说。但是接着她又添上一句：“我明天回答你。”
“明天？这一晚上的时间多长啊。”他失望地叹息道。
“我得回去好好想一想，这回我要打定主意了。”她说，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她一直在歧途中徬徨，想决定一条路，可是她一直决定不了。
“那么你明天不会拒绝罢，”他结束地说，希望还不曾完全消失。“明天八点钟在冠生园，我等你答复。”
“明天我也许会决定走，”她说，“这里的雾我实在受不了，好像我的心都会给它烂掉似的。这两年我也受够了。”她心烦，她想反抗。可是她的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雾。她看不见任何的远景。
十六
她又回到了家。进了大门，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熟习，可是她不由得皱起眉头来。她似乎被一只手拖着进了自己的房间。
母亲房里有灯光，却没有声息。丈夫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没有睡，看见她进来，他说：“你回来了。”声音是那么亲热，他没有抱怨，这倒使她觉得惭愧。她走到床前，温柔地对他说：“你还不睡？”
“我等你回来，”他答道。
“你自己身体要紧啊，为什么还只想到我？”她感动地说。
“我白天睡得多，所以晚上睡不着。”他亲切地回答。“今晚上张太太又来过，她说我们这里大门口堆了很多行李，说是有一些从贵阳逃来的难民。张太太听人说连贵阳都保不住了，她劝我们早走。你看怎么样？”
“我好像没有看见什么。大门口冷清清的。情形不会坏到这样罢。”她心不在焉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不会这样快。其实我们这种人无钱无势，也用不着逃难。就是遇到不幸，也不过轻如鸿毛。其实活着也不见得比死好。这样一想我的心倒也定了。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想跟你谈谈。”他小心地压低声音：“我跟妈常常谈不拢，我也不敢多跟她商量。你比她懂得多，更明白，所以我盼望你回来，我好跟你商量。”
“什么事？你说逃难吗？”她随口问道。
“是，就是逃难的事。”他用恳切的眼光望着她，答道。“我看这回十分之八九有问题。我是逃不动的了。我也不怕什么。不过你应该早作准备。你不必陪我守在这里。你要是能把小宣带走，也给妈找个安身地方，那我就心安了。”他的声音略带颤抖，却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
“我不走。”她简短地说；他这番话是她没有料到的，他在这时候显得十分大量却使她感到良心的责备。她暗想：“他要我走，你居然也让我走！”她反而觉得心里不痛快。
“到那时候你不走是不行的。你不要只顾想着我，我临时可以跟着我们公司走。”他着急地开导她。“我们男人的办法究竟多一点。你不是说行里有意思调你去兰州吗？刚才……”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想了半天，我觉得你还是答应去的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不想去。”她仍旧简短地回答他；她坐在床沿上，他的诚恳的关心的表情，使她心里更不舒服，她掉开头去不看他。
“树生，”他颤声唤她，她不得不回过头来，“我这个意思不会错，我是平心静气地想过的——”
“是不是妈跟你讲过什么话？”她打断他的话头，突然问道。
“我没有讲过！我才不在背后讲人坏话！”母亲意外地在小屋里大声分辩道。
树生不做声，却气得用力咬嘴唇。他提高声音回答：“妈，并不是说你讲过树生的坏话，请你不要多心。”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母亲继续说，“她横竖是留不住的，让她早点走了也好。”
“我偏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树生赌气地说，但是声音低，母亲并没有听清楚。
“妈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认真，就让她说两句罢。”他小声劝她。
“我这几年也受够了，你亲眼看见的。”她低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人先走罢。能带小宣就带小宣去；不能带，你自己先走。你不要太委屈了你自己。”他温和地、清清楚楚地说，声音低，故意不让他母亲听见。
“你真的是这样决定吗？”她冷冷地问道，她极力不泄露出自己的感情。
“这是最好的办法，”他恳切地、直率地回答，“对大家都好。”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先去？”她又发问。
“不，不，我没有这个心思，”他着急地分辩，“不过时局坏到这样，你应该先救你自己啊。既然你有机会，为什么要放弃？我也有办法走，我们很快地就可以见面。你听我的话先走一步，我们慢慢会跟上来。”
“跟上来？万一你们走不了呢？”她仍旧不动感情地问。
他停了片刻，才低声回答她：“至少你是救出来了。”他终于吐出了真话。
她突然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眼里浮出了泪水，心里难过得很。她想大哭一场，然后决定一条路，就不再踌躇。
“宣，你睡罢，为什么你总是不想到你自己啊！”她站起来，揉了揉眼睛，叹息地说。
“我是不要紧的，我是不要紧的。”他接连地说。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她自语似地说，她在房里来回走了几转，“我不走。要走大家一齐走！”她说，她决定了，虽然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第二天早晨她带给陈主任的答复就是这三个字：我不走。
陈主任立刻变了脸色。过了一会儿他才勉强做出笑容问一句：“你真的这样决定了？”
“我仔细地想过了，我决定留下来。”
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她说：“我不是故意吓你，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行里昨晚得到贵阳分行的电报，说是在办结束了。你得打定主意啊。”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她冷淡地说。
“你多考虑一下。今天情形更不对了。你看在这里吃早点的人比往天少得多，而且都是慌慌张张的。大难近在目前，就是拖也只有几天好拖。”他说。
“你的飞机票拿到了吗？”她打岔地问，她不愿意再听他讲那些话。
“还没有，今天下午再去问。”他无精打彩地答道。
“你要早点去啊，你不怕票子会给别人抢去吗？”她假意关心地问道。
“票子给别人抢去也好，我一个人走不走也没有关系。”他自语般地说，他故意用愁苦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这时茶房送来他要的一碗广东粥，他就埋下头去，用汤匙舀起粥来喝着。
她觉得无话可说，就端起杯子放在嘴边，呷着茶。她看了他两眼。她相信他不是在装腔作势，她相信他的痛苦和失望是真的。她开始同情他。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她想：我就答应跟他去，会有怎样的结果？她的决心动摇了。
“你先去罢，说不定我将来会跟着来的，”她并不存心要说这样的话，现在只是为了安慰他，才顺口说了出来。
“将来？我看等不到将来了！”他着急地说。他睁大两眼望着她，好像在责备她：你怎么还不觉悟啊！他的话激起了她的反感。她赌气般地冷冷答道：
“那么你将来回来替我们收尸罢。”
“我给你说，我不去了！”他板起面孔说。
“你不去？这不是你自己想了好久的位置吗？”她惊讶地问道。“你连飞机票也弄好了。”
“我原先准备好你也去的。”他只回答一句。她立刻脸红起来。他的意思她完全了解。她不愿意听他说这样的话，可是她又有意无意地逼着他说出这类话来。这时她不敢再答话了。她的决心本来就并不怎样坚定，她害怕他会来搅乱它。他也不再说话。他默默地望着她。这注视，这沉默使她难堪。她觉得那一对火似的眼光在烧她的脸，她受不住。她低声说：“我们走罢。”她自己却坐着不动。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再说：“要是行里一定要调我去，我也会去的。”她已经让步了，可是他并不曾感觉到，而且连她自己也不觉得。
他们从冠生园出来，他送她到银行门口，就走开了。她以为他去航空公司。他自己却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最后他决定到国际咖啡店去消磨时间。
她进了银行，看见那些办公桌，那些玻璃板，算盘，帐簿，那些人头(这一切似乎永远不会改变！)，她突然感到寂寞。她想跑出去唤他进来，但是她并不曾向大门走一步，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他来做什么。她默默地走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
新会计主任已经到了，是一个五十光景的老先生，为人似乎古板。他带着奇怪的眼光接连看了她几眼，微微摇了一下头。
她坐在办公桌前，觉得心里很空虚。办公时间早到了，可是往日那种平静、愉快的气氛已经消失。同事们张皇地进进出出，交头接耳地谈话，也不遵守办公时刻。她忽然发觉两张桌子空了，办事人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忽然一个平日跟这个银行有着不小的往来的客人跑来报告：“贵阳已经失守了。”贵阳到此地只有两天的汽车路程。有些同事失声叫起来。“谣言！”她在心里说。
“那我们怎么办？”一个管储蓄户的男同事惶恐地问。
“你是本地人还怕什么？我决定不逃。逃也光，不逃也光，还不如不逃省事，”那个中年客人镇静地说，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
“我打算明天就把家眷送走，”另一个管汇兑的同事说。
“要是敌人真的来得这样快，那么逃都来不及罗，”管储蓄户的同事接嘴道。
“谣言！”她在心里驳斥道。
但是这样的谣言被人们反复不停地散布着，银行里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被它占去了。经理和主任往各处打电话探询消息。他们得到的消息虽然互相冲突，不一定可信，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件不是叫人耽心的。谁都没有心思办公。听见什么响声，大家就记起警报来。
她忍受不了这种气氛。她忽然想起家，想起丈夫和儿子。她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小宣，要他请假回家走一趟。她写好信把它交给工友拿去寄发，以后她觉得心里更烦，实在坐不住，就自动地提早下班，也没有人干涉她。
走在街上，她觉得一切都跟往日不同，她好像在梦中，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很模糊。“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回家去？我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这样匆忙地奔走究竟为着什么？”她这样问她自己。“我决定了没有？我为什么不能够决定？我应该怎样办？”
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不到一个答复。她已经到了家。
大门口站着一群人在谈论时局。挑夫们正抬着大皮箱从过道里走出来。有人在搬家，或者离开这个城市。她有点着急，连忙走上楼去。
三楼相当静。自己说没有办法的张太太一家人大清早就搬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是房门还锁着。汪家的房门平日总是掩着的，今天却紧紧地关上了。她推不开门，便用手叩了几下。
自然是母亲来开门。她进屋后第一眼便发觉他不在房里，他的床空着。
“妈，他到哪儿去了？”她吃惊地问道。
“他上班去罗。”母亲平平淡淡地回答。
“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怎么今天就去上班？”她不以为然地说。
“他自己要去，我有什么办法！”母亲板起脸答道。
她好像挨了一下闷棍，过了半晌，才自语似地吐出话来：“其实不应该让他去，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她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家来，现在心完全冷了。她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声调都会使母亲感到不痛快。
母亲没有能留住儿子，正在为这件事情懊恼，现在听见媳妇的这种类似责备的话，动了气，心想：我就是做错了事，也没有由你来责备的道理！何况你从来就不关心他，只顾自己在外面交男朋友。你这个连家也不要、打算跟男朋友私奔的女人，还有脸对我讲话！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你走得那样早，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母亲挣红脸，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头指着媳妇的鼻子说。
“我去会男朋友，我明白地给你说，你管得着吗？”媳妇也挣红脸大声回答。
“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媳妇，我管得着！我偏要管！”母亲骂道。
两个女人就这样地吵了起来。
（选自《寒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骆驼祥子（节选）骆驼祥子（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