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消除蒲鲁东主义对工人运动特别是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1846年8月，恩格斯受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马克思的委托，亲自去巴黎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交锋。马克思于1847年上半年写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并于同年7月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在该书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空想的经济观点及其经济观点的哲学基础，进一步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批驳了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观点，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马克思认为，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无产阶级是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改造的真正社会力量。无产阶级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经济斗争、罢工、工人同盟（工会）在团结和以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仅仅经济斗争还远远不够。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中，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要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改变现存制度的基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会发展成为全面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终将被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所代替。这些思想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3.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它是代表德国小市民利益的德国文人所宣扬的一种社会主义。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刚刚开始，德国小资产阶级害怕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兴起，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些文人便把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同德国的唯心主义、人道主义哲学调和起来，拼凑超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恩格斯说：“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于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和在各国的德国侨民中广为流行，成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障碍。
为了清除“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并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其开展斗争。首先是开展反对克利盖的斗争。海表人物之一。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侨居美国，在美国创办了《人民论坛报》。他在纽约以德国共产主义代表的身份，在《人民论坛报》上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一种“爱的宗教”。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永恒的无处不在的、抽象的共性精神，人们只要认识这种精神，就能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幸福的天国就会变成现实。克利盖企图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道来代替阶级斗争，维护私有制度，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为了揭露和批判克利盖所宣扬的观点，1846年5月，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讨论了克利盖的问题，在会上，除魏特林一人外，大家一致通过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通告》。《通告》批判了克利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谬论，强调了反对克利盖的必要性。《通告》指出，克利盖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的宣传，“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这种荒诞的宣传“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通告》还指出，克利盖所宣扬的“土地计划”的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改造。《通告》的传播，终于使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
取得反克利盖斗争的胜利，并不等于完全消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当时正义者同盟中特别是巴黎各小组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正义者同盟成员卡尔·格律恩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86页。影响还相当深，而巴黎又是正义者同盟的主要据点之一。当时，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的蒲鲁东主义在巴黎也很有市场。格律恩极为推崇蒲鲁东，大肆宣扬蒲鲁东主义。为了消除“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对同盟的影响特别是对巴黎各小组的影响，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决定派恩格斯到巴黎去进行工作。1846年8月，恩格斯到达巴黎后，参加了巴黎正义者同盟的组织活动，在工人集会上批判格律恩分子及蒲鲁东主义者。有一次，辩论持续了3个夜晚，主要是争论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在争论中，恩格斯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在表决的时候，会议以13票对2票接受了恩格斯阐明的三条原则，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这件事表明，在正义者同盟的巴黎组织中，科学社会主义战胜了格律恩“真正的社会主义”。随后，在巴黎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小组。
（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对改造正义者同盟起了推动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正义者同盟的许多成员特别是一些领导成员逐步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47年春，约瑟夫·莫尔代表正义者同盟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实现对同盟的改组。约瑟夫·莫尔说：同盟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一般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方式。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愿意加入同盟，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主张，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当时条件的适当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在此之前，正义者同盟曾数次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但由于同盟当时受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很深，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了同盟的邀请。现在，同盟有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的邀请欣然接受。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
1847年6月2~9日，在伦敦举行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廉·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恩格斯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大会。马克思由于经济困难没有出席。大会首先对同盟进行了改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会前的提议，大会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以往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旧口号。大会提交各支部讨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同盟的目的，这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本身完全是民主的。同盟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这样就完全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大会还通过了开除魏特林分子的决定，选举了中央机构的成员，并决定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杂志》。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代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同盟组织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时间的辩论中捍卫并进一步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最后，所有的分歧和怀疑都消除了，大会一致通过了新的原则。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草拟同盟的纲领，作为党的宣言公布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大会的委托。此前，恩格斯曾起草过《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两个纲领草案，都是用问答体裁写成的。恩格斯对这种表述方式并不满意。1847年11月，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
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同盟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宣言》最后由马克思定稿。原稿寄送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接到手稿后即行付印。1848年2月，《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发表。1848年3~7月，《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伦敦报》上发表。《宣言》最初用德文发表，以后又陆续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
可见，《宣言》是19世纪30~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