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之城的繁华衰败
西汉后期政权更迭，外戚王莽获得权力，登上帝位。本想改朝换代，将刘姓天下改成王姓皇朝，施行一番丰功伟业，却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在皇位宝座上只待了很短时间，不但没有实现宏图大愿，而且连皇帝梦也没有做多长时间，就被现实硬生生地敲醒了。朝代还是那个朝代，天下还是天下，但早就物是人非了。
王莽这么一闹，西汉终结，刘秀带领起义军奋起反抗，将朝政重新夺回刘氏手中，25年时建立东汉，都城选在了洛阳这个盛开牡丹的城市。
洛阳为“天下之中”，这是周公所言。他身为古代着名的政治家，对洛阳如此盛赞，可见自古以来，洛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崇高。且据传，中国一词便是从此言中引申而来的。这块厚实古老的土地自夏朝以来共孕育了十三个王朝的首都，所以，司马光对洛阳作过如下评价，“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意思就是洛阳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替，见惯了兴废之事。
审曲面势，溯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轩辕。大室作镇，揭以熊耳。底柱辍流，镡以大丕。温液汤泉，黑丹石缁。王鲔岫居，能鳖三趾。
张衡对于洛阳的盛赞是发自内心的，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他眼中的洛阳依山傍水，地势良好，而且城外温泉喷涌。有着年代久远的鲔鱼和鳖生活其中，群林环绕，景色宜人，就仿若仙境一般，置身其中，有着透彻心脾的舒心惬意。虽然时代久远，一些词句的遗失令赋词稍显缺失，但丝毫不会影响整篇文作的美感，洛阳的整体布局皆在文辞之中流转，那城外巍峨的山，那山间蜿蜒的河，还有城中严谨的布局和固若金汤的城池，无一不在文字中变得鲜活。
这些文字是节选自《东京赋》中的一小部分，看到这些华美的语句，最先想到的是它们竟然可以流传千年，带着古人的心意，给后人以美感。
最初的洛阳便是如此，纷繁之下，皆是兴荣。
洛阳兴盛而不流于奢侈，一改当日西汉长安的布置格局。虽然磅礴却不奢华，虽然大气却不铺张，不论是布局还是建筑，无一不是秉承西汉风格之余，又衍生出东汉的气象。张衡生逢其时，对洛阳的繁华尽情歌颂了一番，他为洛阳所作的赋词，虽然不免含有恭维的意思，但也算是一番肺腑之言了。
刘秀凯旋登基之后，洛阳成为都城，开国帝王自然要建立一番伟业来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所以，洛阳的兴建被提上了日程。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刘秀懂得穷兵黩武只会令王朝衰败，所以他精兵简政，令当时许多士兵回归农田，兴修水利，这是刘秀在洛阳实施的一项仁政措施。
正是解甲归田的这批士兵，对当时洛阳的兴建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个时期的洛阳虽然还谈不上有多么繁华，但是在帝王的一步步努力下不断完善，这个城市随同东汉一起经历了最初的发展。
东汉作为一个朝代，或许无法和西汉的繁华相比，因为天地巨变，最终走出一条生存之道的东汉，比西汉更为委婉。这个劫后余生的朝代在有限的岁月里，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朝纲，生存的本能使得东汉的统治者既兴奋地享受着胜利的果实，又忐忑不安心藏隐忧，害怕随时爆发灾难将一切毁于一旦。
一直到建武二年，经过西汉末期动荡的尘埃才逐渐落定，人民再次安稳，这段时间的兴盛被称为“光武中兴”，中兴了前朝的汉武盛世，中兴了之前的文景之治。然而，真正的道德理想是不存在的，洛阳的中兴也不会盛而不败。
随着牡丹开了又谢，这座都城逐渐走向成熟。然而历史不断向前，刘秀当初担心的外戚专政再次发生，并且愈演愈烈。东汉后期的皇帝多数寿命不长，皇位上坐着的大多是几岁的娃娃。党锢之争，外戚专权，宦官把持朝政，整个东汉乱成了一锅粥，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谷底。
这些都在洛阳发生，也在洛阳经历，无论时局如何变化，这些璀璨如星光的经过都是无法被后人遗忘的。洛阳见证了一切。
张衡早在《东京赋》中就提到兴衰有时。或许他在看到洛阳繁华的时候，早已经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之后的衰败，就如同那朵朵艳丽的牡丹一样，经过多久的生长，才能有那三月的如花似锦，但是花期如此短暂，短得令人没来得及欣赏，就已经出现了凋零的迹象。
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无法将这个朝代挽留在时代的台阶上，好像一场恍惚的梦境，在经历了一番悲喜交加、正邪之战后，忽然明白，该走便走，该留便留。无论是人事还是时局，都不会因为善良的人胸中充满了不平之气而改变。大汉的风流，早已经远去，留下的只有这座美丽的城池和飘散不去的萎靡。离开，是唯一的结局。
人性的自私最终还是压碎了裹在统治者身上的道德外壳，经历了事实的蜕变，最终，还是将理想与现实剥离。汉朝的走向，依然还是不可遏制地与预想背道而驰。就连张衡在面对世事变换时，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沦为什么样子，更何况那无人能够再掌控的王朝。
或许，仰天长叹是唯一可做的。
洛阳城是东汉兴衰成败的唯一见证者，它冷静注视，就好像是一部小说的旁白，它提供了各种元素，时间、地点、空间、人物，还有故事，唯独没有结局。或许这座城市就好像是一位小说高手，它懂得没有结局的故事才能更加引人入胜，懂得留下空白，才能赢得观众。
杜笃辞赋归“纵横”
在东汉前期的赋坛上，京都大赋的创作骤成潮流。究其原因，主要是王朝定都问题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当时，围绕着定都洛阳还是回迁故都长安，朝堂上下，论争纷纭。对此，赋家们也不甘寂寞，纷纷提管自陈“高见”。其中，尤以杜笃的《论都赋》惹人注目。
与一般的京都大赋不同，《论都赋》不是通过对东、西两都的渲染铺陈婉述己见，而是排闼直入，指切实事，进而辩难立言，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和反对都洛的主张。此赋全篇都充溢着强烈的干政欲望和论辩色彩，显示出纵横家的本色。这与杜笃本人的个性密切相连。
杜笃（？-78），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身官宦之家，其高祖杜延年为汉宣帝时御史大夫。杜笃天生聪慧，知识广博，但为人太随便，不修小节，因此，地方上的人都瞧不起他。旅居洛阳时，由于处事不顾他人，一意孤行，又与那里的地方长官交恶，被人家捕送京师问罪。说来也巧，他系狱洛阳时，正赶上光武帝刘秀的功臣吴汉逝世。光武帝向群儒征诔文悼念吴汉，杜笃在狱中也作了一篇。因为属辞冠绝诸儒，深得皇帝赏识，他竟因此被“赐帛免刑”。然而，命运之神并未从此格外垂青于他，他只是在地方上从事些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无由再去京师寻求发展，沉沦下僚达二十年之久。对此，杜笃深以为憾，说：“想我杜家祖辈文明善政，可我却连个小吏也做不上；外高祖武略超群，而我却远离此途。杜家内外五世以来的发达隆盛，到我杜笃这儿算是没落到家了！”
不能显亲扬名之叹和尊卑交织之感，毫不掩饰地溢于言表。摆脱现状的契机倒也不是没有。汉章帝建初三年（78），车骑将军马防率兵攻打西羌，特聘杜笃为从事中郎，随军立功。谁料想，此行却使杜笃埋骨在射姑山下。他的一生，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论都赋》的写作，当在杜笃出狱后居洛阳之时，也正是朝堂群臣纷议定都何方之际。以杜笃的性格，自然不甘缄口。《后汉书·文苑列传》载，“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论都赋》的开篇说：“窃见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刚刚摆脱了囚犯的身份，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上书皇帝，就政治敏感问题理直气壮地直接发表个人意见，足见其策士气魄之一斑。
赋写光武帝西巡故都长安时，由于“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并有诏修缮宫室建筑，引起了中原人士的疑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于是：
客有为笃言：“彼陷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万乘哉？成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笃未甚然其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
在这里，“客”显然是虚构的，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意见。但这样一来，作者就获得了进一步论述的必要和空间了。接下来作者讲了回都长安的三个理由：
其一，当初的秦王朝，从开国的时候就是通过占据咸阳、长安一带而逐渐称霸西部，为所欲为的。我大汉立国以来，也是建都长安，并通过世代积累，才有了武皇时代的鼎盛局面，所以，“非夫大汉之世盛，世借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而且，我大汉“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彰，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以来，无兹着明”。
其二，“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这里山川险要，土地肥沃，“用霸则兼并，先据则功殊；修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为政则化上，篡逆则难诛；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
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
其三，方今天下新定，百废待兴，皇上一心考虑招抚四夷，巩固边疆，“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雍州也”。臣则认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
因此，“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与？”
杜笃所言，有理有据，不由人不信。他主要是抓住了皇帝的三个心理，展开论辩：一是祖先崇拜心理，也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效法祖先的所作所为，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二，帝王的好大喜功心理，他们无不想据险要之地以建万年基业。其三，犹豫不决、急需他人明言利害的心理。杜笃没有采用京都大赋惯用的“虚辞滥说”的铺陈渲染之法，而是针对具体事实，以理性思维为指导，痛快淋漓地畅淡己见。这种指切时事、辩难立言的手法，正是战国策士游说诸侯时所常用的伎俩。
值得注意的是，杜笃在赋中陈述己见时，感情充沛，理直气壮，而不见诚惶诚恐。虽说是给帝王上书，却完全是一副帝王师友的姿态。他认为皇帝应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意见，“苟有便于王政者，圣主纳焉。何则？
物罔挹而不损，道无隆丽不移，阳盛则运，阴满则亏，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信心十足，正气凛然，大有持真理者舍我其谁的架势，活脱脱的一个当代纵横家。
神之营之，瑞我汉室
王延寿，生卒年不详，字文考，一字子山，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他是汉代大学者王逸之子。王逸着有《楚辞章句》，是伟大诗人屈原作品集《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至今仍是研究《楚辞》的重要参考书。
在父亲的培养下，王延寿从小就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能，在辞赋史上留下了《鲁灵光殿赋》、《梦赋》和《王孙赋》三篇杰作。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将《鲁灵光殿赋》与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巨制并称，他也因此赢得了“辞赋之英杰”的殿军地位。而《梦赋》、《王孙赋》作为赋史上同一题材的开山之作，也是文质兼胜，才情特出的名篇。可惜，王延寿年仅20多岁就溺死于湘水。
《鲁灵光殿赋》是王延寿随父游历鲁国时所作。灵光殿是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所建。刘馀喜欢建造宫室，他在孔子旧宅基础上扩大面积，大约于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前后建成此殿。灵光殿建筑宏伟，内外雕饰精致，中间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依然完好无损，巍然高耸，而汉初长安所建未央、建章等宫殿却都遭破坏。王延寿游东鲁，见到这座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禁惊异万分，写下这篇大赋。
此赋全篇结构谨严，内容精粹，作者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对灵光殿建筑美、装饰美井然有序而细致逼真的描写上。正文第一部分，先从殿的外观写起，远望灵光殿，其形状高峻、卓异、丰丽、宽敞，楼阁参差，灿烂辉煌，有天宫之气象。进而写初进前堂所见丹柱雕墙之色彩缤纷。接下来，写堂后房舍的深邃幽曲，东西两厢，深邃奥秘，让人惊恐。
旋室便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厢踟蹰以闲宴，东序重深而奥秘。屹铿瞑以勿罔，屑黡翳以懿濞。魂悚悚其惊斯，心而发悸。
第二部分描写灵光殿的内部结构，这是灵光殿最有特色的部分。宫殿的结构既宏伟坚固而又玲珑剔透；殿中壁画内容丰富又寓意深刻，各房内壁上绘有上古神话、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故事，乃至忠臣孝子、烈士贞女。
作者不禁感慨：
何宏丽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
第三部分，写周围的辅助建筑，突出描绘高耸入云的渐台。赋的最后，以“乱曰”总括全文，强调灵光殿的穷奇极妙，归结到对大汉王朝的颂赞，“栋宇已来，未之有兮。神之营之，瑞我汉室，永不朽兮”。
《鲁灵光殿赋》是中国辞赋中集中描写壮丽建筑的名篇，叙述了汉代的建筑及壁画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在当时就为作者赢得了巨大声誉。与他同时的大文豪蔡邕也写了此稿，但见到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后，大为惊奇，自愧弗如，于是烧掉自己的手稿，改作《梦赋》。
冲天香阵透长安
绝大多数汉赋作家，像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等人，都不是纯粹的文人，而是渊博的学者。由于政治地位或职掌的关系，他们有机会博览群书，闻多见广。于是，神仙灵怪、百物杂戏、风土人情、奇闻逸事，同上笔端，齐现腕底，应验了司马相如“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那句名言。于是，读汉赋，有时就像面对着一个万花筒，各色光景纷至沓来，让人有光怪陆离、应接不暇的感觉。
一篇骋辞大赋，尤其是京都宫殿类大赋，简直就是一幅关于汉代社会风俗的巨幅绘画。合拢来，固然是侈丽闳衍的鸿篇，分开后，又仿佛是若干篇抒写某一片断场景的短赋的集合。有些片断，可以说就是一篇反映汉代社会风情的短赋。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中，不仅有集中描写后宫、建章、太液、上林苑、昆明池等宫殿苑囿的段落，还写到了繁忙的街市、往来的商旅、游侠的盛行，展示了汉代平民的生活环境；不仅描写了宫廷贵族燕乐的内容，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平乐观前广场正在演出百戏节目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