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崔中的第二位是崔瑗（78-143），字子玉，东汉着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是崔驷的第二个儿子。崔驷去世的时候他才十五岁，但他以父亲为楷模，锐志向学，尽得父亲的真传。十八岁那年，他来到京城洛阳，向着名的经学大师贾逵讨教。贾逵十分欣赏这位博学多才的年轻人，待他极好。于是，崔瑗留下来继续求学，苦攻天文历算方面的学问，成就卓然，当时的儒士纷纷以他为泰斗。这段时间，他结识了两位名人——马融、张衡，和他们保持着异常友好的关系。崔瑗是个有血性的读书人。他的哥哥崔章被当地人杀死，崔瑗挺身而出，手刃亲仇，不得已而亡命他乡。后来赶上天下大赦，才回到家中。家里生活贫寒，兄弟住在一起达几十年，靠乡里邻居的周济才得以度日。崔瑗痴心于学问之道，尽管遭际坎坷、生活多艰也无日废弃。四十多岁时，他才到郡里做了一名小官，因为一件案子的牵连而琅珰入狱。管监狱的官吏对《礼》颇有研究，崔瑗每逢被提审考讯时，就趁机和这个狱吏探讨有关《礼》的问题。后来，车骑将军阎显请他做府吏。当时，汉安帝刚刚死去，阎显的妹妹阎太后临朝听政，立北乡侯刘懿为少帝，阎家掌权。崔瑗认为应立前太子济阴王为帝，屡次想进言给阎显，而阎显终日沉醉，无法见面。崔瑗深感事态严重却无能为力。他跟正担任长史的陈禅说了自己的想法，希望陈禅能和他一起去劝说阎显废掉少帝，拥立济阴王。陈禅却不敢响应。不久，孙程等人拥立济阴王即帝位，阎显兄弟全部伏法，崔瑗因此遭排斥。他的门生苏祗了解崔瑗的想法，认为老师实属蒙冤，想上书替崔瑗辩白，崔瑗阻止了他。当时已经官居司隶校尉的陈禅建议让苏祗上书，他愿意作证。崔瑗不喜欢事后居功，就回到家中闲居。过了一段时间，大将军梁商召他到自己府中，崔瑗觉得自己屡事权贵，却遭疏远，便借口有病在身婉言谢绝。后来，他先后任过汲县令、济北相等官职。六十六岁时因病去世。崔瑗是当时有名的大儒，文采高华，他所作的《南阳文学官志》、《河间相张平子碑》等，深为后世所称道。《文心雕龙·书记篇》云：“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
崔寔（？-约170）字子真，是东汉着名的政论家。性格沉静，专好典籍。父亲崔瑗死后，他守孝墓旁，直到丧期终了。很多大官僚慕名聘他到府上，他都推辞不就。汉桓帝在位时，他写了《政论》一文，指斥时弊，切中要害，为当世所重。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政论家仲长统十分欣赏这篇文章，说凡是做皇帝的，都应抄录一遍，放在身边时时诵读。后来，崔寔任五原太守。五原一带适宜种麻，而当地人却不会纺织之术，以致冬季很多人无衣可穿，只好钻进草垛中御寒，碰上官员便裹着草出来见面。
崔寔到任后，将制作纺车的技术、纺织的方法尽数教给当地人，百姓才免除挨冻之苦。那时，东汉北部边疆频遭胡人的掳掠，崔寔整练军队，严阵以待，使五原一带免遭蹂躏，成为边地最安全的一个郡。外戚梁冀伏诛后，崔寔因曾做梁府官吏被罢职。以后，他又做过辽东太守、尚书等官，建宁（168-172）年间因病去世。他死的时候，家徒四壁，以致家人无法给他安葬。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三人为他备好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为他写了碑文，这才体面地完成了葬礼。崔寔留下的作品有碑、论、箴、铭等诸体文作十五篇。
音乐本无形，子渊妙赋之
汉宣帝时期，辞赋创作继续繁荣不衰。宣帝模仿武帝，在宫廷里招罗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并常带他们一道田猎。所临幸过的宫殿驿馆，都让他们作赋歌颂，然后评出等次高低，加以赏赐。王褒便是其中颇为着名的辞赋家。他所作的《洞箫赋》，尤其受到宣帝太子（即汉元帝）的喜爱，太子曾号令后宫才人嫔妃以及左右随侍，人人都吟咏诵读这篇赋作，并由此引发后来的嫔妃班婕妤读赋自伤，写出了我国第一篇女性悲情辞赋《自悼赋》，为我国古代文坛又平添了一段佳话。由此可见出王褒《洞箫赋》在当时的影响。
王褒（？-前61），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喜好音乐，工诗善赋。宣帝时，因益州刺史王襄推荐，被征入朝，应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和刘向、张子侨等侍从文人待诏金马门。不久，又擢升为谏议大夫。皇太子（汉元帝）有病，王褒被派往太子宫陪太子娱乐，诵读传奇文章和他自己的作文给太子听，直到太子病愈才返回。太子非常喜爱王褒的《洞箫赋》。一来是因为太子本人善于吹奏洞箫，二来也足见此赋的艺术魅力。神爵元年（前61），王褒奉命到益州祭祀金马碧鸡之神，不幸病死道中。
王褒作为侍从文人，应诏作赋虽然极尽风光，却也极大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汉志》载有他的赋作十六篇，从留存至今的作品看，其中不乏应景之作。如《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等篇，大都是歌功颂德之作；而《九怀》形式上一味模仿《九歌》，内容则大抵就《离骚》中“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语敷衍成文，空洞无物，缺乏真情实感。至于《童约》则是用口语写的赋体游戏文字。唯有《洞箫赋》是王褒独具特色之作，也是我国第一篇专门描写乐器和音乐的赋，而且在各方面都有独创性，扩大了汉赋的题材范围，开了后世咏物赋和音乐赋的先河。
《洞箫赋》篇名直取“洞箫”，点明此赋乃是描绘洞箫的咏物之作，而洞箫是一种乐器，必然要摹写音乐和演奏。但作者并没有单刀直入，而是层层铺陈、渲染，追求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首先从竹写起：“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丘墟即指江南慈母山，山上生竹为箫为笛有妙音，仅山名便暗含寓意，引起无穷遐想。继而通过对竹生长的环境，即天地山川风露、春禽秋蝉玄猿孤鹤的层层铺陈，来烘托竹的清静而高洁的品格，赋予竹成为洞箫的自然天性。然后，再进一步描述制竹为箫的过程，运用夸张的手法，巧妙嵌入乐官夔、巧匠鲁班等典故，以及对名贵象牙雕饰和制作工艺的细致描绘，渲染出箫的精良和名贵。箫已制成，本应叙写吹箫的场面．但作者却又一次把笔墨宕开，而去写吹箫的人，写他的气质和天性。这样层层渲染，一波三折，一咏三叹，既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又较好地烘托了氛围，为写听箫的音乐场景做了充分的铺垫。
写听箫，是本赋的重点所在，也是作品的高潮：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鞍鞫，佚豫以沸帽；其仁声，则若凯风纷披，容与而施惠。或杂逐以聚敛兮，或拔撒以奋弃。悲怆恍以恻惐兮，时恬淡以绥肆；被淋洒其靡靡兮，时横溃以阳遂。哀悁悁之可怀兮，良醰醰而有味。
这些比喻，既有自然现象的风雨雷霆，又有人伦中的父子深情，还有文武对举的君子和壮士，形象新颖，寓意丰富，充满对音乐艺术表现力的无限想象。
在客观描绘箫声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描绘了音乐对人的心灵净化和欣赏音乐所达到的审美境界：优美曼妙的箫声可以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正端方，狂暴的人变得不计怨仇；刚毅暴强的人回归仁爱，放纵淫逸的人警惕过失；甚至使钟子期、伯牙、师旷这样的音乐高人也感到怅惘惊奇，杞梁之妻也不再哀哭叹气……洞箫之音可以使人进入道德之乡。极言音乐对人的心灵净化作用，而且箫声一起，欣赏者便进入一种“彷徨逍遥”的自由审美的境界，物我两忘，主客相融，与音乐同悲同乐。作者通过对蟋蟀尺蠖蠕行喘息、蝼蛄蚂蚁来回爬动、鱼儿瞪眼、小鸡斜看而忘食等一系列夸张描写来渲染这种美感作用，艺术感染力极其强烈。
文章最后，是对全篇的总结。一方面对吹奏洞箫的声音进行概括而又具体的描绘，作者巧妙地运用通感手法，化声音为形状，写它像捷巧之状，跳跃、奔腾、跨越，急速而轻巧；又如流水之形，或奔腾咆哮，或流淌不返。从而进一步加深读者对箫声的体验和感受。另一方面，写曲尽而余音袅袅，气止而遗响不绝，从而不仅表现出洞箫音乐的余味无穷，更使读者如同亲自聆听到音乐演奏一样，留有无限想象的艺术空间，取得文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洞箫赋》在艺术上的成就，表现在它多方面的独创性上：
第一，它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赋。尽管枚乘在《七发》中已有具体描写音乐的段落，但用整篇来写音乐，对一种乐器的制作及其声音作具体细致的摹写，则是自此赋为始端，文章写吹箫人的察性、箫声，以及听箫的感受，文辞优美，精巧绵密，细致入微。刘勰曾说：“子渊《洞箫》，穷予声貌。”对后世有关描写音乐的作品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此赋首尾都是骚体，中间则以骚体为主而杂以散文的排比句，但又有其独到之处。全篇句式，虽然部分保留骚体特有虚词“兮”，但“兮”字而外，几乎全为对偶的四六句式，从而形成文字的整齐美与音韵的和谐美。《洞箫》以前，无论散文或诗赋，虽然间用骈偶，但没有此赋运用的多。从此以后，骈偶文字，在赋中与日俱增，至魏晋六朝，发展为骈赋。因此，《洞箫》一赋，实开魏晋六朝骈俪文学之先声。
第三，《洞箫赋》以前，诗少咏物者，骚中则《橘颂》可称咏物之祖，其他赋家则借物咏志，难以形成真正的咏物赋。而王褒，《洞箫赋》
则将前人近似咏物之作，真正发展成为汉赋中的一体。
因此，王褒《洞箫赋》在古代文学史，尤其是在汉赋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幽谷乔木变屏风
和其他诸侯君主、皇亲国戚不同，淮南王刘安独具文学才华，爱好读书作赋、把玩琴棋等雅事，而不喜欢纵马驰骋、游猎尚武。他博学多识，又好交游，所以门客众多，其中能作诗写赋的也为数不少。他们归附于刘安门下，从事创作活动，后人称这帮人为“淮南小山”。“淮南小山”写作的辞赋言近旨远，而刘安和他的《屏风赋》，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文学追求。全文如下：
唯兹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孤生陋弱，畏金强族。移根易土，委伏沟渎。飘飘殆危，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朴缘。然常无缘，悲愁酸毒。天启我心，遭遇微禄。中郎缮理，收拾捐朴。大匠攻之，刻雕削斫。表虽剥裂，心实贞悫。等化器类，庇荫尊屋。列在左右，近君头足。赖蒙成济，其恩弘笃。何恩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为枯木。
作者以生长于幽谷、倒伏在沟渎的乔木被中郎、大匠发掘出来，并制成有用的屏风，来借喻世间有用的人才，得到贤明、仁义的主人的提拔和重用。指出乔木虽好，但如果遇不到能工巧匠的识才慧眼，也终将是一块枯木而已，而乔木一旦被制成屏风，就可以被陈列在华堂贵室，追随明主左右，贴近仁人的身边，受到赏识和重视。这篇赋的表层意象是“物”，是乔木，是屏风，因此，对乔木的生长及其被委弃，或被发现、被制作和被使用，铺衍行文，真实准确，言其所当言，颂其所当颂，不失为一篇咏物佳作。但这毕竟是表面文章，作者所着意歌咏的，却是“人”，是被世间遗弃、如同生于幽谷的良材，以及善于发掘、雕刻人才的中郎、大匠。
这才是作者写作此赋的深层意蕴。从这一角度理解，此赋又可作为寓言赋，它以物喻人，托物言志，思想隐蔽，题旨内含，在不动声色的状物中，暗含作者无限玄妙的心机，即希望吸纳、招揽各方遗世之才，共图霸业的雄心。对这一点，只要我们分析、探究刘安作为诸侯王的另一面，就会很容易找到打开他神秘内心世界的钥匙。
尽管刘安作为赋家与其他诸侯君主有异，但其政治野心却无二致。他同样企望有朝一日谋图大业，龙飞九五。刘安的父亲淮南厉王，就曾因谋反罪被装进有帷幔的槛车中，依次途经各县，像邮件一样转运，厉王不堪其辱，就绝食身亡。刘安继任淮南王后，表面上纵情诗酒，礼贤下士，实际内心里仍然对厉王的死怀有怨恨情绪，也想反叛，但却一直没有机会。
建元六年（前135），天上出现彗星，淮南王身边的近臣对他说：“以前吴王刘濞起兵的时候，天上就曾经有彗星出现，不过只有几尺长，就这样还曾流血千里呢。现在出现的彗星快要遮满天了，天下一定会大乱的，借此机会，霸业肯定能够成功的。”刘安分析当时的情形，恐怕将来万一出现诸侯争霸的局面，自己无力与争。于是就加紧准备攻战的军备器械，并以重金四处延揽各类游士和具有奇才异能的豪侠俊杰。
但是，厉王谋反的下场，毕竟是失败的明证。为避免重蹈前车之辙，刘安不得不巧妙地伪饰自己的野心，不敢轻易流露谋反的企图。因此，他一方面做些礼贤下士的姿态，体恤民情，收买人心，招纳各类人才，积极为谋反作准备；另一方面，他又沉迷于寻仙问道。这既是受到当时盛行的黄老玄学的影响，也反映出他对个人前途命运把握不定的复杂心态，希望借此脱离现实的纷争和搏杀。刘安求仙的入迷程度，甚至超过他对文学的迷恋，凡是能够搜寻得到的书籍和方士，他都不辞劳苦，不顾尊卑，无论花多大代价都要搜罗到他的门下。当时在江湖上颇有虚名的左吴、李尚、苏非、陈由、毛周、雷波、晋昌、伍波等八位方士，因为仰慕他的仁德之名而一起来投奔他时，他竟然欣喜若狂，专门作《八公操》，来歌咏这件他认为是无比荣幸的事：“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予生毛羽兮，超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瑶光过北斗兮，驰乘风云使玉女兮；含精吐气嚼芝草兮，悠悠将将天相保兮。”表现了他希望羽化成仙，驾云神游的幻想。由此可见出他对寻仙问道的热衷程度。他自己也曾借别人之口说出他的平生之愿：“第一是希望求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神仙之道；第二是招罗到通晓事理精妙变化的儒士，辅佐自己运筹帷幄，共商大事；第三是希望得到勇武有力的猛士悍将，帮助自己完成大业。”从这段话中，人们可以看出，刘安寻仙问道的背后，依然是图谋成就霸业的雄心和欲望。
因而，一时之间，围绕在刘安身边的方士，个个极尽所能，炫技求荣。而一些所谓的文人，则更加推波助澜，大肆神化刘安，一来欺世盗名，为刘安广造舆论，二来也能够瞒天过海，遮掩他图谋反叛的阴谋。甚至当刘安最终因叛乱失败而被迫自杀时，他们也编造了一个近乎怪诞的神话：说刘安和八公经过潜心修炼，终于羽化成仙，驾云而去。他们临离开尘世时，将平日修炼的丹药用盆盆罐罐盛放着，摆在院子里，被院中的鸡、狗无意间吃到了，这些鸡和狗也都一一升天做了神仙，所以才有“鸡鸣天上、犬吠云中”的奇景奇观。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之由来。可惜的是，当时刘安门人编造的神话过于虚妄，流传至今，这个典故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