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刘安的身世及时代背景的揭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安在《屏风赋》中所寄托的，并非空泛的写景状物之辞，而是深含着招揽人才、图谋大业的雄心和欲望。赋中的“乔木”，生长在“幽谷”，委弃在“沟渎”，沉思在“蓬蒿”，正如遗世的良才，只有得遇刘安这样的明主仁君，才能有显露才华、受到重用的机会，否则，“不逢仁人，永为枯木”。刘安在赋中以“中郎”、“大匠”、“仁人”自比，半遮半掩地流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屏风赋》与其说是一篇咏物赋，毋宁说是一部政治意味颇浓的寓言赋。而在纯文学形式的赋中，寄寓着如此强烈的政治意味，则是刘安及其门客的辞赋所表现出的鲜明特色，这与汉初其他赋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孔臧有儒家遗风
孔臧（约前180-约前123），鲁国（今山东曲阜市）人，孔子第十代孙，是西汉前期着名的辞赋家。少年时便以博学多才闻名。其父孔藂，为汉高祖的功臣，被封为蓼侯。孔臧于汉文帝九年（前171）承袭父爵。
《汉书·艺文志》记载，诗赋略赋类有“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诸子略儒家类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后来曾有人认为辞赋家孔臧非儒家孔臧，根据众多学者的考证，诗赋类所说的孔臧，也就是儒家孔臧，诸子略所标列的“孔臧十篇”是以儒家思想为原则的，这也是无可争议的。孔臧作品载于《孔丛子·连丛子》，现仅存辞赋四篇，即《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大都是四言诗体，文词也比较浅显。
《谏格虎赋》是孔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篇赋的格式，与着名辞赋大家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非常相似。《谏格虎赋》写亡诸大夫奉皇帝的命令，询问下国的情况，正遇见下国之君率将士畋猎，天亮之前就早早出发，天黑之后才回来，国家大事充耳不闻，将心思只放在打猎之上。
接着，下国之君向亡诸大夫炫耀自己畋猎的细节，下国之君几乎把国土全都辟为苑囿，然后豢养了许多禽兽，以供畋猎之用。下国之君认为，这样的畋猎才是最为高兴的事情。亡诸大夫听后，对下国之君荒于游猎、不理国事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最后，下国之君接受批评，表示要改过自新。
在这里，《谏格虎赋》和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人物名称相似，《谏格虎赋》的亡诸大夫、下国之君，类似《天子游猎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这些都是有意虚构的姓名。其次，结构相似。《天子游猎赋》也是先让子虚、乌有先生各自夸耀自己主人苑囿之大、畋猎之盛，随后让天子的代表把他们批评一通，最后子虚、乌有先生表示悔改。再次，所使用的语言和思想内容相似。《谏格虎赋》结尾写道：
大夫曰：“顺君之心乐矣，然非乐之至也。乐至者，与百姓同之谓也……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国乱民散，君谁与处？以此为至乐，所未闻也。”于是，下国之君乃顿首，曰：“臣实不敏，习之日久矣。幸今承诲，请遂改之。”
《天子游猎赋》的结尾也是如影随形：
（亡是公说）“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两篇赋之间存在着差异，《谏格虎赋》中的人物名称、情节构筑、结构安排，比起《天子游猎赋》来都显得比较幼稚、粗糙、简单。如亡诸大夫、下国之君就远不如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等人的名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谏格虎赋》的产生早于《天子游猎赋》。
现存孔臧的《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篇幅都比较短小，文字也比较通俗易懂，情节也比较简单，并且基本上是四言句式，显示出文笔幼稚的痕迹，这也正是西汉前期赋的基本特征。在当时，除了枚乘、司马相如等少数一流辞赋家所写的篇幅恢宏、技巧纯熟的大赋外，孔臧这样的辞赋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赋并非是伪作，由此可见一斑。
四赋的思想倾向，都可归入儒家者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归类完全正确。其中《谏格虎赋》最为典型，它批评下国之君沉湎游猎，荒废国政，妨碍农耕，正符合儒家所提出的“德政”、“节用爱民，使民以时”的思想。在《杨柳赋》中，写几位朋友在杨柳浓荫下喝酒、聊天，席间仍然十分注意到赏恭罚慢，饮酒不能够醉，高兴不能够过度，仪表一定要注意，保持君子的风度。总之，要按照儒家的行为规范来做事。《鸮赋》写一只猫头鹰飞到了“我”的屋檐下，“我”要翻阅历书来看一看这件事是凶还是吉，是福还是祸，但文中又说：“修德灭邪，化及其邻。福祸无门，唯人所求。”《蓼虫赋》也说：“逸必致骄，骄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在这几篇赋里面，作者虽提到一些属于老庄的思想，如对爵禄的排斥，对时运的冷漠，但他所提到的“修德”、“修身”、“天命”、“中庸”、“仁义”等等，都是儒家倡导的。赋的基调当属儒家。
孔臧的思想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他们写的赋仍以儒家思想为其基本格调。孔臧以儒家思想来写赋，除了其家学渊源外，还表明赋这种文学形式已由当初的在社会中文人们之间写作、流传，慢慢地发展到像孔臧这样的官僚兼文人也开始写赋了，表明赋已由社会进入了宫廷，已经开始比较普遍化了，这就为汉武帝时辞赋极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另外，孔臧赋的儒家基调，首开了汉大赋讽谏传统的先河，像稍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所表现出的儒家学说和劝谏风格，都深受孔臧的影响。
千古咏柳第一篇
描写杨柳，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不过那是作为抒情的比附，而真实地再现杨柳的自然美姿，孔臧的《杨柳赋》是最早的作品了。
嗟兹杨柳，先生后伤。蔚茂炎夏，多阴可凉。伐之原野，树之中塘。溉浸以时，日引月长。巨本洪枝，条修远扬。夭绕连枝，猗那其旁。或拳句以逮下土，或擢迹而接穹苍。绿叶累叠，郁茂翳沈。蒙笼交错，应风悲吟。鸣鹄集聚，百变其音。尔乃观其四布，运其所临。南垂大阳，北被宏阴，西奄梓园阳，东覆果林。规方冒乎，半顷清室，莫与比深。于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殽核纷杂，赋诗断章。各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纪纲。洗觯酌樽，兕觥并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退坐分别，其乐难忘。惟万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杨树，依我以生。未以一纪，我赖以宁。暑不御篓，凄而凉清。内荫我宗，外及有生。物有可贵，云何不铭，乃作斯赋，以叙厥情。
文章起首，作者即写杨柳在炎炎夏日以它的一片阴凉庇护着主人，使其免受暑热之苦。在享受着这片清凉的同时，作者不由得回首往事，忆想这棵杨柳从原野到庭院、从幼苗到参天大树的过程。接着又从回忆转入现实，描写眼前所看到的杨柳的外貌：枝干粗壮，枝条修长，有的弯曲下垂触及土地，有的努力向上似乎要触摸蓝天。纤细的绿叶苍翠欲滴，郁郁葱葱，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绿色的烟雾。各种鸟儿集聚枝叶间千啼百啭，更为这棵杨柳增加了无限生机。在它的四周，南面阳光灿烂，北面浓荫铺地，东面和西面，杨柳硕大的树冠遮蔽着梓园和果林。有了柳树提供的这“半顷清室”，炎夏酷暑似乎远远离去，作者和朋友、同好在其下饮酒宴乐，赋诗成章，畅谈志向，其乐无穷。这里作者特意申明，他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成仪抑抑，动合典章”，从中分明看出，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汉代学者一举一动无不中规中矩，合于中庸之道，与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同样是流水浮觞，此赋所营造的氛围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就大不相同。当然，作者这样写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宣传儒家思想，而是为了突出杨柳带给大家的快乐。所以，在结尾处才饱含深情地说：“意此杨树，依我以生。未以一纪，我赖以宁。暑不御篓，凄而凉清。内荫我宗，外及有生。物有可贵，云何不铭．乃作斯赋，以叙厥情。”对柳树的感激和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或者，作者是借杨柳歌咏心地无私、乐于奉献的人，与枚乘的《柳赋》借咏柳为君王唱赞歌截然不同。
叙事、说理、抒情水乳交融，结构轻灵，语言浅近晓畅，是其艺术上的显着特点。
白鸟朱冠泄其意
路乔如（约前140年前后在世），西汉初期文士，曾为梁孝王刘武门客，与枚乘、邹阳、公孙乘等参与梁王兔园忘忧馆之会，作《鹤赋》，与枚乘《柳赋》并获梁王褒奖，梁王“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
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宛修颈而顾步，啄沙碛而相憯。岂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盘桓。饮清流而不举，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赖君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
此赋的长处主要在以下四点：其一，开头“白鸟朱冠”四字已将鹤的特征指出，即使没有标题，也会知道是赋鹤，有“一笔画成”之妙。其二，第二句“鼓翼池干”既写其生活环境，也写出其动态的特征。其下四句接着描摹鹤的四种具有特征性的动态，而分别由其距（腿）、翅、颈、嘴着笔，鹤的腿长、颈长，故用“修”字形容；翅膀展开一片白色，故用“皓”字形容。“宛修颈而顾步”写鹤一面悠闲地迈着步子，一面回头看后面，可谓笔底传神。其三，此下言本亦未忘“赤霄之志”，而所以盘桓池籞、“饮清流而不举”者，因为食王之稻粱，受恩久而心不安，不忍离去。这当中很含蓄地借赋鹤表示了对梁王的感激之情，直至末尾，“方腾骧而呜舞，凭朱槛而为欢”等仍从鹤的角度立言，实际是作自我表白，但又含而不露。其四，全赋结构紧凑，语言凝练，写鹤的神态能描摹如画，言志又含蓄，确是咏物赋的佳作。
文鹿濯濯，来我槐度
公孙诡（？-前148），齐（今山东）人。西汉初期辞赋家、谋士，曾为梁孝王刘武宾客。《汉书·梁孝王传》：“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致，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日，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孝王谋立为汉嗣，因袁盎等人的反对未果，与羊胜、公孙诡谋，使人刺杀盎。汉景帝追究此事，孝王得解脱，而遣使捕胜、诡等，胜、诡自杀。
本篇为梁孝王宴集枚乘、路乔如、邹阳、公孙胜、羊胜、韩安国及公孙诡等游士时，奉命所作。文鹿，毛色有斑纹的鹿，即梅花鹿。
唐鹿濯濯，来我槐庭。食我槐叶，怀我德声。质如缃缛，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诗。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
这篇赋一处用《诗经》中原句，一处用《诗经》典故，都贴切得体。
赋共十句，但通过人称的自然转变，表现对梁王的感激之情，可谓曲尽其意。“食我槐叶，怀我德声”的“我”是站在梁王的角度言之，自然地表现出与梁王同心一体的意义；后面的“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又以鹿自喻。转变自然，也可以看出谋士的心计。这篇赋也很像一首四言诗。可以说，诗赋合流的情形、赋文诗化的情形在西汉时已有，只是未成风气而已。
日出皦兮，君子之光
公孙乘（约前140年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西汉初文士，曾为梁孝王刘武门客，与枚乘等随梁孝王游于忘忧馆，奉命作《月赋》。本篇《初学记》引作枚乘作。《西京杂记》载此次梁孝王命各游士为赋，人各一篇。邹阳在完成《酒赋》之后，因韩安国作《几赋》不成而代作，结果邹、韩并受罚。枚乘作《柳赋》受赏，则此篇非枚乘作甚明。《西京杂记》乃公孙乘作无误。《初学记》盖因均名“乘”而误。
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鹍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君有礼乐，我有衣裳。猗嗟明月，当心而出。隐员岩而似钩，蔽修堞而分镜。既少进以增辉，遂临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净。
躔度运行，阴阳以正。文林辩囿，小臣不佞。
这篇小赋第一句用了《诗·陈风·月出》中的一句，但《月出》是写月下美人，这里则照应借以称颂梁王，言月的明净，有似君子人品的光辉，明净而不刺目、不酷热（下文对此有所发挥）。“鹍鸡”两句是写月下景致，“君有礼乐”进一步具体地称颂梁王，而“我有衣裳”一句则与之衔接，又含蓄地表现了感恩的意思。接着由正面描绘明月过渡到说月的“躔度运行”，因此而使得“阴阳以正”古人言阴阳正则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因而这实际上又归结到赞颂梁王，但都十分含蓄。因此结尾提到梁王周围人才济济，唯自己不才献丑，便很自然。其中正面写圆月的文字也很有诗意。
柳下盛宴图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人，西汉着名辞赋家。自年轻时即仕于吴，后为吴王濞郎中。文帝时濞因吴太子与皇太子饮博争道，被皇太子引博局砸死，故心生怨恨。大约在此事发生不久，枚乘即作《七发》暗讽吴王濞应善于养身奉己，以求安康。因吴王开始图谋不轨，其迹象不很明显，不便说破，故只从养生保寿、安身立命方面言之。但强调祸生有胎的意思，使其自悟，至其愿意深谈时，则可以直陈。濞不听，多年称疾不朝，后竟密谋造反。乘因上书谲谏，濞仍不听，乘乃去而为梁孝王客。吴王濞与六国反时，乘复上书谏吴王。七国之反被平定之后，乘由此知名。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以病去官，游于梁。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入京，死于途中。除了着名的《七发》之外，以下的这篇《柳赋》也是枚乘的赋作。
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出入风云，去来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绛足。蜩螗厉响，蜘蛛吐丝。阶草漠漠，白日迟迟。于嗟细柳，流乱轻丝。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庶羞千族，盈满六庖。弱丝清管，与风霜而共雕。铯锽啾唧，萧条寂寥，俊义英旄，列襟联袍。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鲜而嗽醪。虽复河清海竭，终无增景于边撩。
此篇虽题为“柳赋”，实际上是写梁王刘武在兔园忘忧馆柳树下的一次宴会。由赋中“蜩螗厉响”一句看，时在夏季，则宴会在柳荫之下。赋的开头一句点出地点，第二句即入题，以下八句写柳树的枝叶之美和因为风云、禽鸟的点缀而形成之诗情画意。所谓诗情者，并非只描摹景致，而且有黄鹂、鸣蝉之声，引人入胜。“阶草漠漠”以下四句转入写周围环境，使人想及宴会的场面。“君王”以下，直写由梁王率群臣赏景，大摆酒宴，酒浆之美、菜肴之珍、音乐之感人，一一加以描摹。因在盛夏，故写到音乐用“与风霜而共雕”之语。末四句是谦语，在很多人之前展示才华，因而以谦语作结，以与和乐气氛相应。此次宴会中应命而作的赋中，此赋与路乔如的《鹤赋》获得褒奖，也反映了此赋的水平。
代人作赋亦高深
邹阳，西汉初期辞赋家、散文家，齐（今山东）人。初仕吴王濞，与枚乘、严忌都以文辩出名。后吴王刘濞因太子之事对朝廷产生怨恨情绪，以至有邪谋。邹阳奏书劝谏，吴王不听，因而与枚乘、严忌等离吴至梁，从梁孝王刘武游。在梁因与羊胜、公孙诡等不合，被谗下狱。在狱中上书梁王，因而得出。后羊胜等欲使梁王求为汉嗣，邹阳以为不可。及景帝立刘彻为太子，梁王有怨，使人刺主张立彻为太子的人。朝廷追查，邹阳为梁王出主意，梁王得免。今存上书二篇，赋二篇，收入严可均辑《全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