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忽必烈的统治期间，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强盛的局面。元朝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了另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不是战无不胜的铁骑，而是无可比拟的繁华。可能，元朝称不上是一个黄金国，但是它所绽放出来的光芒比黄金更加夺目。
世界性的大都市——元大都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四次南下，围攻金中都（现北京），在1214年，将中都攻陷，一把火毁了金朝苦心经营了63年的都城。
四十余年后，忽必烈派遣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决定放弃以现宣武区为中心的金中都旧址，而在其东北的金代的琼华岛离宫，即现在北海公园为中心兴建新都。
元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即汗城、帝城的意思。又称哪吒城。忽必烈即位后将燕京（今天的北京）升为都城，以便于控制汉地，所以燕京就成了元朝的大都。而原来的都城开平仍保留都城的地位，一来方便联络草原诸王，同时也满足了大汗的生活习惯。忽必烈时，冬在大都，夏则在上都（开平）。
元大都始建于1267年，建造的地点选择在了金中都旧城东北的海子一带的旷野上。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按照蒙古人的习俗，骑马或步行经过一个安置过斡尔朵留有烧火痕迹的地方是不吉利的，所以在亡金宫阙的废墟上重建新宫，就是一种禁忌。
大都的建设历经26年。1267年初，正式兴工筑城。四月，做宫城，1268年十月宫城初步建成。1272年二月，忽必烈下令将中都改为大都。1274年正月，宫阙告成，忽必烈在御正殿受百官朝贺。四月，开始建东宫。1276年外城筑成。1281年，开掘城壕。1285年二月才诏旧城居民迁入了新的都城，并按照财产多少、官职高低占地起宅，一分宅基地以8亩为限，剩下的地方，留给百姓建房。到1287年，筑城工程全部完工。1293年连接大都和通州的通惠河竣工，标志着大都建设的完成。
元大都建成之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荣的城市，大都城呈规则的矩形，南北略长。城中心点在积水潭东岸的中心阁。外城周长28600米，设城门11座。皇城位于城南稍偏西，周围约20里。宫殿建筑主要分为大明殿、延春阁及东宫3组。前两组建筑分布在从城正南门丽正门直达钟鼓搂、中心阁的正南北向的中轴线上。
元大都城市和宫阙的设计、布置体现了汉蒙文化的结合。在城池、宫阙、社庙的整体布局上，都依据《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原则。宫阙的建筑风格、形制与命名则本于汉制。城门、坊名都来自《易经》。但殿廷内的陈设布置又具有蒙古斡尔朵的特色。如大明殿，殿中设七宝云龙御榻，又设皇后座位，两旁则诸王、百官、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入门处置木质银里漆瓮一座，高一丈七尺，可贮酒50石。丹墀前种有一种从漠北引种的“思俭草”，提示即位的统治者不要忘记大草原。
元大都是14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一座具有国际性大都市性质的城市。元大都与一般的城市不同，除了皇城、内城和外城外，还有城外的附郭。在附郭内居住着往来各国的商人，并建有各国使者的专邸。因此在元大都内居住了众多的外国人。为满足城中各色教徒的宗教信仰需要，专门为他们提供宗教服务的星者巫师就约有5000人。元大都的贸易相当发达，据马可·波罗说：
“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来自各国的巨价异物以及其他商品在这里的买卖情况，是当时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元大都城和境内外其他地区的这种经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作为封建社会都城的经济特点。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就像今天高呼的口号一样，元大都的繁华，不仅仅是因为其所实行的重视商业的政策以及当时手工业的发达，更源自当时元朝科学技术的发达。
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元朝是科学技术繁荣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重要时期。天文学、数学、医学与本草学以及技术科学的许多部门都取得了新成就。
棉织业的发展是元代手工业中的一个显着的成就。成宗元贞年间，流落在崖州的松江妇女黄道婆，返回松江，带来崖州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黄道婆教松江人民制作扞、弹、纺、织的工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挚花等技术，织成生动如画的棉布。松江成为江南产布的名地，松江棉织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印染业。孔齐《至正直记》说：松江能染一种青花布，用木棉布染印，青文洗浣不脱，并说这种青花布，染印芦雁花草，宛如一幅苑画。
元代的印刷业也有所发展，元朝人王祯选择优质木料刻字，以防止沾水伸缩，这就避免了泥活字、锡活字的缺点，使活字印刷术向前推进了一步。稍后，马称德也镂活字版至十万字，印成了大部头的《大学衍义》等书。
套色印刷技术的发明是元代印刷术发展的另一成就。1340年（后至元六年）中兴路（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老和尚注解《金刚经》，首卷的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木刻套印。它比西欧第一本带色印的圣诗，要早170年。
中国是瓷器的国度，技术的发展自然少不了烧瓷技术，并且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从唐三彩到宋的青瓷和白瓷，元代瓷器的特点以青花瓷器为代表作。它的制作无论在颜料的炼制和烧造方面，都较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它色彩明快，釉质光润，烧造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江西的景德镇是当时的瓷都，官府命令选取细白质腻之陶土，精制为薄质精美的进御器呈进。它们是千中选一的精品，故非一般民器所可比拟。
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凤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当时烧造的水平。它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大批远销到海外。
元代农业生产的技术也有所提高。从天时地利与农业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已达到新的水平。棉花很早就自南北二道传入中国，宋时棉花种植除西域、海南外，主要在闽广一带，元中后期已遍及全国，耕种方法也随之传布。
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商业上交换的频繁，元朝实用算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最能够代表这一特点的是算盘在元朝开始使用，刘因《静修先生文集》中有算盘诗。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已论算盘珠。
元朝经济的繁荣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医学的进步。其中有成就的可推朱震亨、危亦林等人。朱震亨主张“阳有余而阴不足”，创“滋阴养火”方法。后世称他为滋阴派。他所用的有些药剂如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到现在还流传服用。
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补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阴派，号称金元医学的四大学派。
元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他们的争斗，严重影响了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加上官吏贪污成风，很快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蒙古铁骑的霸气已经在长期养尊处优中消磨殆尽，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一触即溃，而元朝的皇帝这时还沉浸在后宫的淫乐之中，直到起义军逼近大都，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只好仓皇带着后宫妃子逃回到蒙古草原。
元朝的末代皇帝抛弃了先辈苦心经营的大都，马背上的民族也结束了在城市中的辉煌，重新回到草原开始了游牧生活。
名家回眸
邱树森指出：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元代的城市规模是很大的，城市经济也很繁荣。元大都就是其中的典型。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繁荣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都的经济繁荣，商业尤为繁盛，全国各地以及波斯、阿拉伯、高丽、缅甸等外国的许多货物都集中到这里。元大都的文化生活也非常丰富，戏院里演出杂剧、散曲，是元朝前期杂剧的中心，拥有许多着名的杂剧作家和演员。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
中唐以后，中国开始处于分裂割据局面，经由中亚通往波斯等地，到达欧洲的陆路交通一度衰落，到了元代始得恢复，而且交往更为频繁。至此，中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3世纪前期，蒙古统治者经过三次西征，在俄罗斯建立了金帐汗国，从中亚到小亚细亚建立了伊利汗国，加上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共建立四大汗国。
金帐汗国的版图从西伯利亚西部达到多瑙河一带。伊利汗国的版图则从阿姆河以西濒临地中海。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以和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为中心，跨越欧亚两洲的大汗国。忽必烈在上都（原开平府，在今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所在地东约四十华里处的闪电河北岸）即位后，把首都迁到大都（今北京），大都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
蒙古统治者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设立完备的驿站制度，且驻军保护和维持治安。只要带有大汗的金牌，沿途可以役使官马，享受各种特权，不受国际关卡的限制，自由驰骋。一向阻塞、中断的中西交通，经过蒙古统治者三十多年的经营，这时已畅通无阻，各国使臣、商人往来络绎不绝。
元朝来华的欧洲人多是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蒙古西征后，1245年初，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决定派遣传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等人携带教皇给蒙古可汗的两封信出使蒙古。这一时期，由于被蒙古人的西征所震撼，他们迫切地需要了解蒙古，了解这个来自东方的征服者。
普兰诺·卡尔平尼等人在1246年7月到达了蒙古帝国当时的政治中心——和林。8月他们参加了贵由的登基典礼。于1247年秋，他们带着贵由给教皇的复信，回到了里昂，向教皇复命。贵由在信中拒绝了教皇的一切要求，宣布蒙古可汗系受天命征服各国。但在1287-1288年间，欧洲各国与蒙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列班扫马奉伊利汗阿鲁浑之命出使欧洲后，罗马教廷和西欧各国发现伊利汗竟然也是信仰基督教的，结果他们用类推的方法，错误地认为元朝皇帝也都崇信基督教，于是企图与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
这以后，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便经常进入蒙古汗国。1260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马窦·波罗兄弟到钦察汗国境内经商，他们在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住了一年。1262年，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发生战争，归途危险，于是他们只好继续东行，到达了不花剌，在这里又住了大约三年。正好旭烈兀派使臣前往元廷，使臣邀请他们同行。1265年夏，他们历经了千辛万苦到达了元上都，见到了忽必烈。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各国的政治、风俗以及民情，随后决定派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命波罗兄弟充当使者随行。途中，元使病倒。波罗兄弟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的承诺，带国书继续西行。1269年，他们回到了阿克儿，向罗马教廷递交了忽必烈的国书，随后回到了威尼斯。
这一次东行使波罗兄弟对东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71年，兄弟俩又带着年轻的马可·波罗一同谒见了新任教皇格里哥里十世，要求回中国复命。马可·波罗出生于1254年，他的父亲是这两兄弟中的哥哥尼古拉·波罗，这一年他刚满16岁。
教皇令两传教士携带致忽必烈大汗的信前往中国。两传教士惧怕旅途艰险，将信件委托尼古拉等代为送达。尼古拉父子叔侄三人，沿途边旅行边经商，走了三年半的时间，在1275年夏再一次到达了上都，向忽必烈复命。
波罗一家三人来到中国后，马可·波罗在中国一直居住了17年。他第一次见到忽必烈时刚刚2l岁，风华正茂。马可·波罗很善于学习，不久就熟悉了宫廷礼仪，所以他很快就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马可·波罗曾受命出使云南和江南等地，并在扬州做官3年，又奉命出使过占城、印度。他在中国待得久了，便成了一个中国通。但马可·波罗很想回自己的祖国看看，他多次向忽必烈表示西归的意愿，可都没被应允。直到忽必烈晚年，马可·波罗出使印度归来，恰逢伊利汗阿鲁浑请求大汗为他选妃。忽必烈将17岁的阔阔真赐给了阿鲁浑，并命马可·波罗以使者的身份护送，他才有了回国的机会。这一次的归程大概走了两年多的时间。
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了威尼斯。这时正好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海上商业利益而发生了战争。1298年，44岁的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的舰队，在海战中不幸战败被俘。狱中，他将旅行东方各国的见闻详细述说，由比萨人鲁思梯谦记录整理成书，这就是《马可·波罗环宇记》即《马可·波罗游记》。不久马可·波罗即被释放。1324年他死在了威尼斯的家中，时年70岁，葬于威尼斯的圣多雷兹教堂。
马可·波罗在中外关系交往史上，是一个需要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的《马可·波罗环宇记》也称《东方见闻录》中，对中国的养蚕、丝绸、造纸、纸币、印刷、烧煤以及城市建筑、市政管理、艺术等都有详细的记载。14世纪以后，这本书在欧洲广泛流传，所以《马可·波罗环宇记》成为了当时中西文明交流的载体。欧洲人正是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了当时东方富庶繁华的中国，为后来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名家回眸
柏杨先生曾在《中国人史纲》中说过：马可·波罗如果不是这本书，他早已与草木同朽。这游记跟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的词句一样。欧洲探险家也同样相信一直航行，就一定可以到达遍地黄金的大汗的国土，可见受这本书的诱惑很大。但是自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世人对于它的关注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由于书中充满了为人所不知的奇闻逸事，《游记》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和讽刺。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的东方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述的故事逐渐被证实，所以这本《游记》开始被人们所接受。但是近代学者又重新对《游记》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学者们认为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根本就没有被提到。但是无论怎样，因为这本《游记》，西方人纷纷东来，寻访中国，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的交流。
元朝与世界诸国的关系
元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
1257年，忽必烈征服云南各部后，蒙将兀良合台便遣使至安南“谕降”。